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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军事学院一成立刘伯承就坚持把科学文化教育作为“入门教育”和“基础教育”，以此推动整个训练工作。当时，学员们来自“胜利之师”，都是经过血与火考验的中、高级干部。他们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作战经验比较丰富，二是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这两个特点使得一部分学员对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他们以“大老粗”为荣，以没进过“洋学堂”为荣，认为国防现代化，主要是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用不着多高的“文化水”。
刘伯承很快察觉到这是学院训练中的重大障碍。他在大会小会上多次语重心长地指出：“不懂科学，没有文化，是旧社会在工农身上刻下的愚昧伤痕，是套在工农头上的一副枷锁。这是我们的耻辱，而不是我们的光荣。我们要奋起医治这个伤痕，打碎这副枷锁。我们如果只在政治、经济上翻身，而在文化上不接着翻身，不能掌握科学，不能以军事科学保卫国防，要实现‘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疮是有困难的，是建设不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不了现代化国防的。”
刘伯承还深入到学员中间，给他们讲述1905年日俄战争史，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学习科学文化对于实现国防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他说，那时，沙皇俄国尽管花费了亿万卢布购买和建造军舰，但由于俄军的统帅和将军们都是些不懂科学、不学无术的庸碌无能之辈，军官和士兵们缺乏训练、愚昧无知、目不识丁和孤陋寡闻，结果被日军打得大败。正如列宁在《旅顺口的陷落》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不会使用现代军舰的情况下，在缺少能够熟练地利用军事技术的最新成就的人才的情况下，这些花费是没有用处的”，“因为现代战争也同现代技术一样，必须有质量高的人才。”
通过反复教育，学员们认识到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稳定了学习情绪。但是，在课程进行当中又出现了问题：有些学员对军事课、政治课感兴趣，能坐得住，听得进去。而对文化课，特别是数、理、化课，一讲什么公式定理、结构式、方程式就头疼，尤其是念那拗口绕舌的各种外文字母，更是感到如同念“天书”一样难。慢慢地，学员们开始叫苦了，坐不住了，听不进去了。课堂上也乱哄哄地不成样子了。
刘伯承认真分析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他感到主要是学员们对学习数、理、化没有产生兴趣。而产生兴趣的关键又首先是坐下来、学进去。于是，他坚持到课堂上和学员们一起听课。实际上是进行“督阵”。
老院长来听课，犹如一鸟入林压百音，课堂的秩序与往常大不一样了。
思想“开小差”的没有了，交头接耳的没有了，念外文字母出怪声的也没有了。学员们个个坐得端端正正，教员讲课也格外有劲。慢慢地，学员们从坐不住到坐得住了，从学不进到钻进去了，逐渐产生兴趣了，感到学有用处了，因而学习的劲头也越来越足。
看到课堂上的变化，学员们学习上的变化，刘伯承愉快地笑了。有人问他是用什么办法促使学员们发生这种转变的，他风趣地说：“我这是砂锅炖肉，炖不烂而蹲烂了。”
1952年8月，毛泽东批准了总政治部关于全军科学文化教育座谈会的报告，肯定了报告中提出的全军文化教育应该采劝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方针。
根据这一方针，刘伯承进一步调整了军事学院的部署，强调要抓住重点实施教学，在打基础上下功夫。即“按正规的理论系统，以速成的方式，结合部队实际，养成学员科学文化的基本知识，以适应其学习军事科学及政治理论的需要。”
在具体实施中，刘伯承要求按照学员的文化程度安排恰当的教学内容。
并注意有所取舍，“重点课目要窄而深，非重点课目要宽而浅，不重要的课目索性删掉”，以突出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教学。整个教育要在半年（速成系）或一年（完成系）时间内，使学员从原有文化程度基础上提高二至三级，力争使所有学员都达到初中毕业的水平。这是根据当时学员的实际情况，以及当时学习军事科学对文化程度的起码要求而提出来的。
刘伯承还针对学员在学习上听强于看，说强于写，理解力强于记忆力等特点，强调在教学方法上也要改革，要贯彻“练多于训”的原则，即教员少讲、精讲，学员多作业、多练习、多实验，求得融会贯通与熟练运用。他亲自听课、参加讨论、批改作业，在实践中总结了语文、数学和理化课的教学方法。对语文课，他建议采劝精读、广看、常写文章”的原则。对数学课，他总结了“边讲、边练、边研究、边总结”，四个方面统一结合的方法；对理化课，他归纳了“讲解、实验、总结”六个字，强调讲解与实验相结合的重要性。为了上好理化课，他还帮助文化外语教授会克服许多困难，开设了理化实验室，使学员都能普遍进行理化实验，增强感性知识。实践证明，这些都是“速成”教育的好方法。有一段时间，教学难度较大，学员当中产生了畏难情绪，叫嚷“时间少、内容多、消化不了”。有的主张学点容易的，难的就不要学了；有的要求取消考试，学多少算多少，掌握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还有的总想走“捷径”、找“窍门”，从教员身上打主意，希望教员给予“照顾”，评个及格，弄一张文凭了事。一些教员也产生了急躁情绪，为学员们达不到标准而着急。有一个教员竟无原则地迁就照顾学员，把考卷上本来答错的题也悄悄地打了分。
这件事虽然“秘密地”出现在考卷上，但却没有瞒过刘伯承的眼睛。根据学员们的反映，他亲自查阅了考卷，并把这个教员和教务部长找来，严肃地批评说：“学员学得不好，却给高分，这或许对他提职有利，但对他增长知识有什么好处呢？对部队建设有什么好处呢？放松要求、降低标准、迁就照顾、弄虚作假，只讲‘速’不讲‘成’，这不是我们的方针。我们的方针是既要‘速’又要‘成’。因为‘成’才是我们的目的。如果只有‘速’而没有‘成’，那么这个‘速’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当然，‘成而不速’，任其自由发展而不加时间限制是不行的。但是，‘速而不成’则更足错误的，是贻害于国防建设大业的，是最要防止的方面。我们应该做到求‘速’又求‘成’，一定要把住质量关。”
为了克服学员的畏难情绪，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刘伯承多次召开学员座谈会，亲自做学员的思想工作。他说：学习中遇到困难，正如翻山过关，松不得劲。坡要一步一步地爬，坎要一个一个地迈，一锄头挖个金娃娃的事是没有的。针对个别学员自己不努力，光想找“窍门”的思想，他强调：“学习的窍门就是努力加方法。自己身上痒自己抓，看别人吃饭永远是不会饱的。
教员要辅导、要帮助，但必须有主导，主导就是靠自己努力。学习是不能投机取巧的，有多大的劳动量才可能有多大的收获量。”
刘伯承不仅在深入教学中归纳总结了一些教学方法，同时也归纳总结了一些通俗易记、切实可行的学习方法，给学员以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他针对当时大多数学员听得懂而记不住的困难，提出了许多加强记忆的方法。他说：“凡钻研一门学科，大都是：一面是以理解力开道，另一面以记忆力收成。
两者又要相互为用，切实检验学科的思想体系，以求获得真正的有系统的知识。而在提纲挈领之处，尤须多用功夫。”
怎样才能加强记忆呢？他指出：一要处理好学与习的关系。课堂上学，课后就要习。“习有几种，每种必具有目的性。例如：每日温习的主要目的在熟悉，适时练习的主要目的在熟练，适时实习的主要目的在运用。”二要处理好听讲与融化的关系。课堂上听课，课后就要融化。融化分随时随地的融化，如教室自习、作业之时；大小关节的融化，如课题讨论、测验、期考和年考之时；整个系统的融化，如学完每门学科乃至毕业，整个课业都能分析综合，都能以理论联系实际运用之时。他把这些方法形象地统称为“反刍消化”，就象牛羊吃了草料之后，慢慢地、细细地、长时间地咀嚼消化一样，既能加深理解，又能增强记忆。刘伯承还特别强调作业与考试的作用。把做作业叫作“结疙瘩”，做一次作业结一个“疙瘩”，增强一次记忆。以此循环，就能结无数个”疙瘩”，串联起一门知识的主要内容。把考试叫作“打收条”，通过教员评卷打分，看看自己能够向教员交回去多少知识，看看“接收”与“交回”之间还存在多大的差距。
这些方法，既通俗易记，又切实可行，学员们都能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总结推广这些方法之后，大大增强了学员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提高了教学质量。
在刘伯承直接领导下，军事学院科学文化教育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通过半年到一年的教学，有27％的学员达到了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有71％的学员达到了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在职干部通过文化补习班、文化补习夜校的学习，也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样，就为广大中、高级干部学习现代军事科学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全院一致称赞刘伯承院长是给大家“送金钥匙的人”。
第五节临淮关演习
1951年6月20日清晨，安徽省凤阳县临淮关镇笼罩在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氛之中。军事学院正在这里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实兵演习。
刘伯承和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一早就登上了参观台。7点正，刘伯承下令演习开始。
突然，3颗信号弹腾空升起。只见一门门火炮从农田的“谷垛”里推出来，一辆辆坦克从路旁的“土堆”里开出来，向河对岸猛烈射击。一会儿，伴随着一阵轰鸣声，3架轰炸机飞临河滩上空，向地面投下了一连串炸弹。
霎时间，河滩头、河对岸火光闪闪，浓烟滚滚？？这次陆军师江河进攻战斗实兵示范演习，是在高级速成科开学一年多以后举行的，目的在于使他们学习了一般的技术、战术知识和理论后，进一步从实践中掌握诸兵种协同作战的指挥艺术。
刘伯承象当年指挥大规模的战役一样，有条不紊地指导着这场演习。他自任总导演，组织了演习指导部，主持拟定了演习实施计划和演习训练计划。
在演习的准备阶段，刘伯承多次到现场指导训练，重点抓陆、空之间与各兵种之间的协同动作。
一天上午，刘伯承来到演习场，首先巡视了渡河先遣分队的阵地。指出：先遣分队前出时，一定要保持疏散的战斗队形，不能密集，连、排长的指挥位置也要适当。接着，又巡视了炮兵和装甲兵阵地，要求这两个阵地一定要伪装好，不能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