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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曾作《哀亡妻汤孝愍辞》，寄托自己的哀思：“孝愍归我三十一月，中间迭更丧乱，无一日不在悲痛中，浮未有与卿语尽三小时者。然浮所言他人所弗能解者，卿独知其意。……卿既死，马浮之志、之学、之性情、之意识，尚有何人能窥其微者！”
此后，马一浮终生未再娶，孑然一身地漂泊在乱世中。他说：“吾见室人临终后之惨象，惊心触目，不忍人睹，自此遂无再婚之意。”
马一浮此后与岳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汤寿潜颇看重马，一直供他读书。故而马生活优裕，也完全有时间研究学问。汤寿潜逝世后，汤仪的哥哥汤孝佶曾对马一浮谈及汤寿潜的遗愿：“亡女缘悭福浅，希望马先生能再继画眉之乐，不要再孤灯独对地苦待自己了。”当时，一些世阀大户家的女子，仰慕马一浮的为人，通过各种方式将爱慕之情传达给他。但马一浮坚决表示不再续娶。他毅然在报刊上登出了婉拒友人为他作伐续弦的公开信，云：“浮德非虞鳄，生无立锥之地；才谢孔父，已邻衰白之年。分当枯木寒岩，自同方外；此而犹议婚姻，私亦讶其不伦。”
马一浮此举赢得了汤家上下的敬重，马一浮晚年，一直是汤仪的侄女汤俶方照顾马的生活。
【佛缘】
马一浮曾改名“一佛”，他将儒家的“理事双融”与佛家华严宗的“四法界”相融合，提出“儒佛互摄”说，认为“圣教所兴，同依性具，但以化议异应，声句殊施”，“故六艺之言，显于此土；三藏之奥，演自彼天，法界一如，心源列二”。
马一浮发起在家居士，成立“般若学会”，广交高僧大德，相互切磋佛理，杭州各大寺院的方丈都是他的座上客。
许多佛教人士曾请马一浮写有传记、塔铭，如《虎跑寺五百应真造像石刻后记》、《楞严正脉科会序》、《唐高僧鉴真法师赞》、《重刻莲池大师戒杀放生文序》等。他的佛学专著《法数钩玄》，内容丰富，阐释精当，影响深远。
李叔同在上海南洋公学就读时，与在上海游学的马一浮相识。十余年后，李叔同到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任教，常去杭州城内拜访马一浮。李叔同受马影响，开始向佛，他从马处请了不少佛典经书回来阅读。出家后，他仍然跟马一浮谈佛论道。
李叔同的学生丰子恺在《陋巷》一文中记载过李叔同与马一浮的交往：“我的艺术科教师李先生，似乎嫌艺术的道力薄弱，过不来他的精神生活的瘾，把图画音乐的书籍用具送给我们，自己到山区去断了17天食，回来又研究佛法预备出家了。在出家前的某天，他带我到这陋巷里去访问马先生。我跟着李先生走进这陋巷的一间老屋，就看见一位身材矮胖而满面须髯的中年男子从里面走出来迎接我们。我被介绍，向这位先生一鞠躬，就坐在一把椅子上听他们谈话。我其实全然听不懂他的话，只是片断地听到什么‘楞严’、‘圆觉’等名词……”
弘一曾告诉马一浮，他希望得到一部《清凉疏钞》。后马一浮多方打听，寻得此书奉赠。
1930年夏，弘一法师自感“手颤、眼花、神昏、臂痛不易举”，以为“皆老之相”，决定正式闭关，不再与世人往来。但他仍不忘马一浮，托夏丏尊转交石图章一包，“向马一浮致诀别之意，说今后不再通信及晤面矣”。
弘一法师与丰子恺师徒曾做《护生画集》，出版时，二人请马一浮作序。马一浮欣然同意，并在序言中提出“护生即护心”的观点。1938年2月，丰子恺作护生画第二集时，马一浮告诉他：“务望尽力发挥非战文学，为世界人道留一线生机。目睹战祸之烈，身经离乱之苦，发为文字，必益加亲切，易感动人。”
1942年，弘一法师圆寂，马一浮挽诗曰：“高行头陀重，遗风艺苑思。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三界犹星翳，全身总律仪。只今无缝塔，可有不萌枝。”
1954年1月10日，弘一法师的舍利塔在虎跑寺落成，塔身的“弘一大师之塔”为马一浮题写。马作《虎跑礼塔诗》曰：“昔年亲见披衣地，今日空余绕塔行。”
【性情】
《一代儒宗——马一浮传》的作者腾复认为：“马一浮彻头彻尾一副绍兴人的气质，年轻时腼腆，中年以后少言、平和，性格也是典型绍兴人的，坚忍、谦让，凡事都烂在肚子里，不愿做出头的椽子，这一点像周恩来；但又十分高傲，这一点像鲁迅。再加上儒者的方正，佛家的禅意和道家的仙气，这就是马一浮。”
1905年，汤寿潜从外国列强手中夺回浙江铁路建筑权，他与张元济等成立浙江铁路公司，自任沪杭铁路总理，建设沪杭铁路。当时，沪杭铁路的终点站设在艮山门，并准备从艮山门再铺一支线到经济繁华的日租界拱辰桥。一日，马一浮到岳父家做客，汤寿潜将铁路图纸拿出，请他参议。马一浮看后，一把将图纸撕成两半。汤的幕僚们大惊失色，忙问何故。马一浮解释说：“中国人造铁路要为中国人着想。为什么不把终点站定在羊市街闹市区北端附近，再铺一支线到南星桥，以便水陆衔接和今后铁路南延，而要把终点站定在艮山门，铺支线到拱辰桥租界去方便日本人呢？”汤寿潜觉得马言之有理，便按其建议，将艮山门改为货运站，而将终点站改建在羊市街北端（今杭州城内）。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再次邀请马一浮出山，任北大文科学长，马一浮称“古闻来学，未闻往教”，婉言谢辞。
孙传芳任东南五省联军统帅时，曾慕名前去拜访马一浮，却吃了闭门羹。家人惧怕孙传芳的权势，对马说：“可不可以告诉孙传芳你外出了？”马却道：“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弄得孙传芳下不了台。
新加坡的广洽法师对马一浮极为敬仰，见马自奉甚俭，每次拜访时总想送其钱财，以补其不足，马一浮笑着拒绝道：“和尚是吃十方的，我怎么能连和尚的东西也收下吃起十一方来呢？”
丰子恺离开桐庐赴湘潭任教前，曾托马一浮的学生王星贤带给马一些钱，马坚辞不受。丰临行之日，马一浮让王将钱退还丰，并附信曰：“远行不易，吾不能馈赆，则已矣，而反劳子留赀以遗我，是义所不当受也。……死生有命，首阳之志，吾固甘之，亦不需此也。”
马一浮入川办书院，到重庆后，蒋介石亲自设宴为其接风。宴会结束后，蒋将马拉到一旁说，素来仰慕大师的德望，要请教治国之道。马一浮推辞再三，最后说道：“唯先儒有两句话可以奉告：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此是治国的根本法。”
抗战期间，孔祥熙的母亲去世，孔派人找到马一浮，请马替其母写一篇歌功颂德的墓志铭，马一浮婉拒。孔祥熙并不死心，再派人向马一浮请求，并许以黄金若干两为酬劳。这次，马一浮听说是金钱交易，顿时从椅子上站起来，冷冷说道：“我从不为五斗米折腰，请回吧！”来人只得悻悻而返。
马一浮的弟子王伯尹天资聪颖，懂诗道，向马请益长达十载之久。而马一浮亦有意培养他入作者之林，经常为他改诗。王伯尹因病去世后，马一浮极为惋惜，曾作《哀王伯尹》诗纪念王。他在诗前的小序中写道：“病前曾以《秋阴》五言属为点定，予和以短律。不谓未及旬日，遂成绝笔。因作此以志吾哀，使死而有知，亦冀抒其悒郁耳。”
复性书院与武汉大学毗邻。钱穆回忆，马一浮自处甚高，与武汉大学的学者极少来往。武大学生请他去演讲，他拒绝，武大学生想到复性书院旁听，他亦不允。
马一浮为人写字，一律不加上款，他说：“求书者多索题上款，昆弟之雅，昔唯限于通家；先生之称，今乃施之行路，既嫌滥附，亦病不诚。”
马一浮一度写字卖字，事先声明只写一年，且规矩甚多：写字一律不题上款，如必需上款，则润资加倍；有五“不书”：一不书祠墓碑志，二不书寿联、寿序、征启，三不书讣告、行述、像赞，四不书题签和时贤作品，五不书市招；他人书画碑帖，真赝杂出，凡有友朋见属，概谢不应；无介绍不书，立索不书，书画碑帖的题跋不书；凡自作诗请他书写，皆以一首为限。
马一浮赴宴，不必主人相请，便径自入座，先据首位，从无例外。
南京国民政府为了请马一浮出山，于1947年让马镜泉去南京国史馆任职，马镜泉说：“当时他们想请伯父去的，先让我去有钓鱼的意思吧，侄子去了，伯伯也会来的。”但马一浮并不理会，仍在杭州隐居。
1958年，马一浮为自己写下《自题墓辞》：“孰宴息此山陬兮？谓其人曰马浮。老而安其茕独兮，将无欲以忘忧。学未足以名家兮，或儒墨之同流。道不可谓苟悦兮，生不可以幸求。从吾好而远俗兮，思穷玄以极幽。虽笃志而寡闻兮，固没赤而怨尤。惟适性以尽命兮，如久客之归休。委形而去兮，乘化而游。蝉蜕于兹址兮，依先人之故丘。身与名其俱泯兮，又何有夫去留。”
1963年，马一浮将自己历年所作书法精品357件（册）献给国家；转年，他又将自藏的唯一一张宋画献给国家。
马镜泉回忆，马一浮凡事都讲礼仪规矩。每逢休息日，马镜泉和夫人一起去蒋庄看望马一浮，吃饭时，马一浮都要先排座位，不能乱了秩序。吃完饭，马一浮一定要用凉开水漱口，之后才开始看书。
马镜泉又回忆，马一浮看书时喜欢抽烟喝茶，他说抽烟“百害而一益”，据说这“一益”指可以集中思维。
一次，溧阳人士彭味辛得知马一浮生病，寄给他二百元。马复函称：“此款留为他日墓畔植树之需。”
马一浮的弟子寿毅成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其父病重，写信告知寿，让其立即回国拜马一浮为师。寿回国找到马一浮，说明父亲的意愿，马出口回绝，寿双膝跪地，哭道：“如果你不当我老师，我怎么对得起我父亲。”说完长跪不起。马一浮只好同意收下这个学生。后寿毅成罹患癌症住院，其父母早亡，夫人亦不在身边，马一浮得知其病重的消息后，决定去医院陪护。此时马正好患白内障，为了能天天陪伴寿，他也到医院住院，住在寿的隔壁，照顾其吃饭、小便等。同病房的人皆以为这个白发苍苍、一把胡子的老人是寿毅成的父亲，得知是其师后，都深为感动。
马一浮临终时作诗云：“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仙风】
钱穆回忆马一浮：“一浮美风姿，长髯垂腹，健谈不倦。……一浮衣冠整肃，望之俨然。而言谈间，名士风流，有六朝人气息。”
马一浮是西泠印社成员，自用近百方印都是亲手所治，典雅静穆，颇得汉人心法。
隐居永福寺期间，马一浮曾写信给谢无量描述自己的居住环境：“永福寺禅房，粗为添葺，凿通户牗，安置几榻，聊可憩止。户外有老梅数株，方华。户对岖岭，松竹交映。虽颇简陋，差有幽藐之致。时往登览，辄复兴怀。”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一浮携万卷藏书离开杭州，避兵桐庐。丰子恺也率领全家到达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