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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0月，沈从文到四川参加土改，这次四川之行，让他从彷徨、痛苦中解脱出来，正巧此时《光明日报》发表了他的表态文章《我的学习》。到此时，沈从文终于不再恐惧，慢慢融入了这个新的社会。
【履冰】
历史博物馆工资定级时，穷困的沈从文主动要求降低标准，不要高过博物馆中的领导。
沈从文在中国公学任教时，对胡適很是感激，在课堂上说：“適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然而，到了50年代，全国大批胡適，沈从文说：“胡適实际上很浅薄，他发表什么，提倡什么，有时候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他一会儿忽然想搞《水经注》，一会儿又忽然想收洋火盒子了。非常浅薄无聊，他连卞之琳的十四行诗也读不懂的……他看了他的学生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吓得连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也不敢写了……”
1957年，《沈从文小说选集》出版，沈很是高兴，写了一篇题记，中有一句“德不孤，必有邻”，一直为其掌舵的夫人张兆和认为此句不妥，沈从文觉得夫人说得对，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决定删去此句。
1958年，为庆祝“反右”胜利，周扬宴请30多位文艺界人士。席间，周扬提出想请沈从文担任北京文联主席，沈马上站起来说：“这不行。我还是做我的文物工作，我是个上不得台盘的人……”
涂光群回忆，张兆和的同事去看望他们，沈从文很是热情，谈起他心爱的文物如数家珍，但如果说起文坛的事情，或者问沈是否还在写作等话题时，张兆和总是以微小的动作、眼神等，暗示沈“三缄其口”。
吴小如回忆，50年代末，他随北大中文系全体教员到故宫参观文物，沈从文非常热情，戴了两副重叠的眼镜认真地给他们讲解，如数家珍。参观结束，吴向沈告别，并说要去看望他，沈拉着他的手诚恳而小心地说：“不，我们还是先不来往吧。”
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生活很困难，没有钱买书作研究，他多次向博物馆领导反映，国家能否拨些经费，给他配几名助手，将丝绸研究搞起来。但没想到的是，1955年4月，博物馆书记找他谈话，让他检讨自己的工作；多年好友、馆长韩寿萱也告诉他，哪怕损失一张照片也是损失国家文物，是违反宪法的。沈从文不寒而栗，忙写信给韩做检讨，在信中，他甚至不敢称呼好友的名字，而改称“馆长”。
黄能馥回忆，沈从文常到中央美院讲课，他每次都抱一大堆文物资料、图片、照片等，自己花钱买来大包小包的绣片、古书，给学生讲解；他还给黄能馥改笔记，开书目，抽空带着他去逛古董店；又将黄能馥、吴光启带回历史博物馆看织、绣文物，给他们讲解。学校给沈从文发兼课费，黄给沈送去，沈不肯收，让黄帮他退回去。一次，新闻电影制片厂到中央美院拍摄报道留学生情况的片子，学校叫黄去请沈从文来参加拍摄，沈说：“我只是给吴光启讲了一些辅导课，不愿在电影上出头露面，还是不去的好。”
1959年底，历史博物馆给沈从文发了一笔奖金，沈将奖金退回，并在给馆长的信中说：“在馆中工作这一年，做事极少，且做得极不好，给我这份奖金，在馆中本出于好意，事实上可令我十分为难，不知如何是好。工作已十年，能少犯错误，即很好了，不应当受奖。所以还给公家，少笔开支。或不可能再由公家收回，就请你为设法处理一下，或捐献给公家，或补贴十分需要经济补助的同志。”
1961年，沈从文为高等美术院校工艺美术组编订的一系列教材拟定提纲和参考书目，参加审订工作，但到教材出版时，他却连校订人的名字也不肯署。沈还为南京艺术学院陈之佛、罗叔子编订的《中国工艺美术史》校阅、修订，并补充了三分之一的书稿，但出版时，出版社署名沈为校订人，沈依旧拒绝了。
“文革”期间，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松枝茂夫准备翻译沈从文的全部作品，沈怕惹上麻烦，不敢回信。
1979年，荒芜在《文汇报》发表诗歌《赠沈从文同志》，沈从文知道后，马上写信给荒芜说：“弟以为不发表好些，……年来在国内外得来的赞许，实已超过应得的甚多。懔于孔子所谓‘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的名训，一切赞许不免转成一种不祥的负担……世事倏忽多变，持静守常，在人事风风雨雨中，或可少些麻烦。……若尚存任何不符现实的奢望，恐随之而来的将是意外灾星，实在招架不住。”
王予予曾说，沈从文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的权利。有一年，通知他去办理从历史博物馆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手续时，他误以为是办理退休手续，走进有关部门的办公室，他紧张得手足无措，嗫嚅着说：“我还能做点事，请不要让我退休。”
沈从文致信次子沈虎雏夫妇说：“无论今后万一出现什么，你们务必记住一点，即缄默……若不万分谨慎，出了事故，还莫名其妙。所以务必实事求是，把我看成一个并非什么大不了人物，事实上应说是个十分庸俗普通人物，才可免去意外灾星。”
沈从文的研究学者凌宇准备筹办一次规模宏大的“沈从文国际学术讨论会”，沈从文知道后，两次致信凌宇，坚决要求取消这样的活动。
晚年，沈从文引起国内外文坛的广泛关注，然而，越是备受关注，沈的态度越发地谨慎小心，沈要求他的凤凰老乡、吉首大学的青年老师刘一友转告吉首大学对他感兴趣的师生们：“不要研究我，会打烂饭碗的！”就在去世的前几天，沈还对刘说：“不要宣传我……要提防有人枪打出头鸟。”
【弃文】
1948年岁末，周定一到沈从文家看望老师，临别时，沈临写了史孝山的《出师颂》，在条幅的落款处郑重写下：“三十七年除日封笔试纸。”
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沈从文与京派理论家朱光潜、沦陷区女作家张爱玲、国统区作家无名氏（卜宁）等都被排除在外，并被赶下北大的讲台。多年后，夏衍对李辉谈及沈从文被排除的原因，是沈40年代为《战国策》杂志（该杂志曾宣扬法西斯，创办该杂志的西南联大教授林同济、陈铨、雷海宗等人被称为“战国策派”）写文章，讲“三K”主义。
在“革大”学习时，沈从文很少参加集体活动，显得形只影单。当别人下棋、聊天、跳舞的时候，沈则走进厨房，和厨师们聊天。他以厨房的一位老师傅为原型写了一篇小说《老同志》，却因为受到许多条条框框的影响，失去了其往日文章的神韵，而且，一直无法发表。他写信给丁玲求助，依然未能发表。
从“革大”毕业时，沈从文原本可以重新选择工作，学习小组的组长也告诉他上级希望他继续从事写作。沈听罢很是困惑，他觉得，既然你们都否定我过去的作品，认为我思想有问题，我再写，也是徒劳无益。最终，他还是选择回到历史博物馆研究文物。
50年代，辅仁大学曾有意聘请沈从文为教授，沈权衡再三，拒绝了；有人建议他写一些历史故事，但沈怕自己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和专家学者存在差异，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再次谢绝。沈从文觉得，还是和文物在一起感到温暖，“它们不仅连接了生死，也融洽了人生”。
张兆和在华北“革大”学习时，沈从文整天在博物院工作、学习，晚上回家后，还要照顾两个孩子，等孩子入睡后，常常深夜独坐，听古典音乐唱片。某晚，马逢华陪着他听音乐，他像从梦中醒来似的说：“我这副脑子整个坏了，僵硬了，一点没有用处。只有当我沉湎在音乐里面时，才又觉得恢复了想象能力，——有时我好像又回到了从前在湖南乡下的时候。我可以听见小河里流水的响声，闻到草地上青草的腥味，听见蚱蜢振翅的小小噪音……我好像重新充满了创造力。有时候，一个晚上我能写出很多东西来，第二天再把它们撕掉。”
那晚沈从文给马逢华看了一首新写的长诗，马看后爱不忍释，觉得撕掉可惜，让沈交给他保管。沈说：“这样的东西还有什么保存的价值？我撕也不知道撕了好多。以后的文章作品，都得为工农兵服务！”
1953年，沈从文接到开明书店的通知：“你的作品已经过时，凡在开明的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已全部代为焚毁。”
同年9月间，全国文代会第二次大会在怀仁堂举行，沈从文参加了大会。会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一部分代表，在介绍到沈从文时，毛泽东问过他的年龄后，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沈从文回忆：“当时除了兴奋感激，眼睛发潮，什么也没说。”
1956年，沈从文萌生了继续写作的想法，他在历史博物馆过得并不愉快，没有固定的办公桌，没有经费，没有助手，每天花两个小时挤公车上下班，共换八次车，黄昏过马路还担心被撞……每次去文物局看新收来的文物，都被馆中领导认为是“打小报告”去了，立刻有人来“警告”他：“凡是到局里反映馆中情况的，是‘越级’，这一点要弄清楚，免得犯错误。”正巧这时，胡乔木指示《人民日报》副刊向沈从文约稿，沈的散文《天安门前》随后刊登；接着，周扬又指示《人民文学》的主编严文井请沈出山，沈萌生了回归作家队伍的想法。但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中，过往的老朋友丁玲、萧乾、陈梦家等人一个个被揪了出来，沈从文再一次感觉到危机，加上对文物割舍不下的情感，他在写与不写之间徘徊良久，最终还是选择了文物研究。
1961年初，沈从文在北京阜外医院住院时研读了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小说，记下了自己的心得：“难的不是无可写之人，无可写的事，难的是如何得到一种较从容自由的心情……如能得到较从容工作环境，一定还可以写得出几个有分量东西的。”
1962年，作协安排沈从文等几个作家去江西老区，准备让他们长期住下去，但最终沈从文还是没有动笔，跑到景德镇去看陶瓷，并帮着参谋如何改进生产。从此，沈从文彻底不再写文学作品，除了旧体诗。
沈从文“搁笔”之后，曾经提到“跛者不忘其履”，他写道：“这个人本来如果会走路，即或因故不良于行时，在梦中或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会常常要想起过去一时健步如飞的情形，且乐于在一些新的努力中，试图恢复他的本来。”
林斤澜有次拉沈从文去参加一个会议，主持人最后礼节性地请沈从文讲话，他赶紧说：“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
人们为沈从文在文学上的“失踪”感到不平，沈从文却笑道：“那未必不是塞翁失马。”
在国外演讲时，沈从文说：“许多在日本、在美国的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并不值得惋惜。按照社会习惯来说，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