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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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 第2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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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肇事者,学生相互抵赖,但私下皆怀疑为鲁迅发明。

寿镜吾曾出对子“独角兽”,鲁迅对以“比目鱼”,一兽一鱼,一虚一实,堪称佳对。

林贤治的《人间鲁迅》记载一事,一次,同学将漂亮的信笺分赠他人,大家都高兴地收下,唯有鲁迅拒绝不收。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些信笺是那位同学偷来的。

鲁迅从幼时就喜欢绘画,他常用一种叫荆川纸,蒙在小说的绣像上,把它们一个个地描下来,一如写字时候的影写。一次,祖母见他画了一半,就拿过,接着画了起来。鲁迅见后,取过画撕掉了。

鲁迅自小爱书,买来的书如有污损,一定要拿去换;书订得不好,他便自己拆开重新装订。他翻书时极其小心,舍不得弄上一点污渍或褶皱;为不弄脏书,总是从书页褶缝上方印有一条宽墨线的地方翻书。如果弟弟们在一旁看,鲁迅不许他们伸手摸书,因为生怕他们弄脏了书页。读毕,鲁迅要把书放到一只红色皮箱里码放整齐,小心收藏起来。

一次,鲁迅买回书后,发现纸有残缺或墨污,便拿去换,但换回来的又觉得不满,便再拿去换,如此反复,书店伙计烦了,调侃道:“这比姊姊的面孔还白,何必掉换。”鲁迅听罢愤然而出,再不去买书。

百草园东边有一私塾,先生姓王,绰号“矮癞胡”,打学生手心时下手极重,还设了撒尿签。而三味书屋则自由多了,想要方便时从来不用请示先生,故鲁迅等人听说王先生之事后极为愤慨。某日中午放学后,鲁迅和几个同学约好,冲进“矮癞胡”的书房(书房中的师生都已散去),撅折了撒尿签,将笔墨乱撒一地,以示惩罚。

【少年】

祖父下狱后,鲁迅兄弟三人被分别送到亲戚家避难,鲁迅寄居在大舅父家中,不免受些闲气,据他对周作人说,曾在那里被人骂作“讨饭”。

父亲生病后,鲁迅不仅要上学,还要走六七里路上街为家中采买东西。其中最轻松的差事是为父亲买水果,水果店的店主日久面熟了,便尊称他“小冷市”(少掌柜)。

父亲病重后,鲁迅作为长子,承受了巨大的精神重负。后来他在《父亲的病》里,沉痛地写下了自己出入当铺间,默默地为父亲买药、觅药中痛苦的内心体验。鲁迅在《呐喊》序文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1898年,17岁的鲁迅到南京投奔叔祖周椒生,进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周椒生本人任水师学堂监督,却认为族中后人进新学堂“当兵”,有失门风。他觉得鲁迅不宜使用家谱中的本字,为其改名“树人”。

鲁迅到南京读书前,周家全族曾召开会议,内容对鲁迅家这一房极为不利,其他房的长辈们逼迫鲁迅签字,鲁迅说要请示祖父,拒不签字。但这件事对十五六岁的鲁迅影响不小,“至少不见得比避难时期被说是‘讨饭’更是轻微”(周作人语)。

赴南京读书是鲁迅第一次离家远行,身上怀揣母亲给他筹办的八块银元,写下了一则情深动人的《戛剑生杂记录》:“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瞑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故于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喧,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

在江南水师学堂第一学期结束时,鲁迅因成绩优异,学校发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却把奖章卖掉,换回几本书和一串红辣椒。许寿裳回忆说:“我当初曾问他何时学会吃辣,他只答道在南京读书时,后来才告诉我:因为夹裤过冬,不得已吃辣椒以御寒气,渐渐成为嗜好,因而害及胃的健康,为毕生之累。他发胃痛的时候,我常见他把腹部顶住方桌的角上而把上身伏在桌上,这可想见他胃痛的厉害呀!”

鲁迅后又至南京矿路学堂学习,其同学张燮和回忆,鲁迅是班上最小的学生,但每次绘图都又快又好,同学们来不及绘,下课后总请他代为补绘。每次考试,他从不温习功课,但总是最早交卷,成绩十次有九次是第一名。一次考试,他得第二,便愤中带笑地对得第一的张说:“我下回必须把你打下去!”

在矿路学堂学习期间,鲁迅曾下过矿井学习,此矿井在今天南京官塘煤矿象山矿区。毕业时,鲁迅的毕业执照由两江总督刘坤一签署,上面写着“右照给壹等学生周树人收执”。

鲁迅取得官费留学日本的资格,乘坐日轮大贞丸由南京去往日本,同船的有自费留学的陈衡恪和其弟陈寅恪。

许寿裳说,鲁迅在日本学医,一是因为中医延误了父亲的病;二是寻求放足的方法。孙伏园则回忆,据鲁迅说,他十四五岁时牙痛,告诉家中长者,结果只得到一句:“不害羞,还亏你自己说得出来!”从此他便忍痛不说,自己研究,以致日后学医。

【炽热】

许寿裳回忆,1903年,在日本的鲁迅就剪去了辫子,是当时江南班上最早的一个。是年,鲁迅写下《自题小像》赠与许寿裳,诗中最后一句激扬地写道: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在《浙江潮》第五期发表了《斯巴达之魂》,这是鲁迅第一次发表文章,文章里洋溢着高昂的热情。许寿裳后来说,这篇文章是少年作,借斯巴达的故事,来鼓励我们的尚武精神。

在日本留学时,鲁迅曾与许寿裳谈到三个相关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当时他们讨论后认为,中国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

鲁迅回忆在日本留学时心态的转变:“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当然以为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与许寿裳、周作人、袁文薮等人开始积极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据增田涉回忆,苏曼殊也是《新生》的筹办人之一。为了办好《新生》,鲁迅从刊名、封面设计、书内插图等各方面都一丝不苟地做了细致的安排。第一期的插图已拟定用英国19世纪画家瓦支的一幅油画《希望》,画面上是个诗人,蒙着眼睛,抱了竖琴跪在地球上。但是《新生》最终因经济问题未能出版。

鲁迅为《河南》杂志写稿,其中以《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尤为著名,在后一篇文章中,鲁迅鲜明地提出了“立人”的主张:“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在友人蒋抑卮的经济资助下,鲁迅和周作人开始合译《域外小说集》。周作人回忆,鲁迅晚上常读书翻译到深夜。第二天早晨,房东进屋拿洋灯,整理炭盆,只见盆里插满了烟蒂,像是一个大马蜂窝。

周作人回忆说:“大概我那时候很是懒惰,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白天逼在一间六席的房子里,气闷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与鲁迅起过冲突,他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付,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便由许季弗(寿裳)赶来劝开了。”

在日本,鲁迅唯独对老师藤野很是尊敬,因为藤野对中国学生很是和善,还为鲁迅修改笔记。鲁迅弃医从文时,去向藤野辞别,藤野送鲁迅照片一张,并写下“惜别”二字。多年后,鲁迅还撰文回忆老师。鲁迅去世后,有人去访问藤野,藤野已经不大记得往事,只是说确实有为鲁迅修改笔记之事,认为这很平常,觉得鲁迅在文章中将他称为“恩师”颇为奇怪,并且不承认送鲁迅照片之事,说可能是其妻送给鲁迅的。

从日本回到杭州任教的日子,鲁迅闲时常带学生踏山采制植物标本、寻访古碑、偶与同事游湖,因其潇洒无辫曾被当地人误认为是和尚。

辛亥革命爆发时,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校长。当革命的消息传来时,鲁迅十分兴奋,召集全校学生们,整队出发,在未光复的绍兴街道上游行。结果绍兴民众以为革命军已经到来,绍兴光复唾手而得。

鲁迅的远方表兄阮和森回忆:“辛亥革命之后不久,《越铎》报因为不满意浙江都督王金发而在报上骂他,王金发大怒,甚至仇视这份报纸,目标却是鲁迅,颇有见害的意思。鲁迅偏不管,每天在家吃完夜饭一定要回到学校住宿,而且不肯偷偷夜行,必定两只手各拿一个灯笼,灯笼上红红地照出大大的‘周’字,到天亮从学校回家,又总是说:‘怎么样?又回来了。’”

鲁迅回忆:“说起民元(民国元年)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许寿裳讲述他与鲁迅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时,“同寻满清驻防旗营的废址,只看见一片焦土,在瓦砾堆中,有一二年老的满洲妇女,住在没有门床的破屋里,蠕蠕而动,见了我们,其惊惧似小鼠,连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鲁迅为我讲述当年在路矿学堂读书,骑马过旗营时,老是受旗人的欺侮,言下犹有余恨”。

鲁迅从南京刚到北京任职时,心情舒展,意欲有所作为,他在日记中温暖的写道:“是日易竹帘以布幔,又购一小白泥火炉,炽炭少许置室中,时时看之,颇忘旅人之苦。”

鲁迅与钱稻孙、许寿裳合作设计中华民国国徽,执笔《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还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委托设计了北大校徽,沿用至今。

鲁迅一连几个星期,都会到周期讲演会去演说《美术略论》,有一次正逢大雨,他依然冒雨前往,但到场后发现,听众为雨所阻,一个也没来。

鲁迅敏感,绝不妥协。在他去世前两三年,他跟朋友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中国式的法西斯”,他跟人说:“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网密犬多,奖励人们去当恶人,真是无法忍受。非反抗不可。”但他又悄声对朋友说:“遗憾的是,我已年过五十。”

鲁迅在生前几个月写给尤炳圻的信中,依然在认真地讨论国民性的问题:“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

【悲凉】

到北京教育部任职不久,鲁迅得到了范爱农淹死的噩耗。对于这位坎坷一生的好友之死,鲁迅内心始终无法释然,他曾写下三首挽诗《哀范爱农三章》:“风雨飘摇日,吾怀范爱农……”

百无聊赖时,鲁迅便抄写碑文打发时间。据周作人说,洪宪帝制时期,袁世凯的特务到处秘密抓捕反袁之人,北京的大小文官一律受到监视。为此文官们人人设法避人耳目,觉得要有一种嗜好才能让袁放心,于是重则嫖赌蓄妾,轻则玩古董字画。鲁迅不会赌,玩古董又没钱,只能收集些石刻拓本。但看拓本一来不能打发漫长的岁月;二来没有钱天天买,于是便动手抄写。一块汉碑可以抄上半个月,用来消磨时光是再好不过的事情。“鲁迅那时自号‘俟堂’,堂,本来也就是古人的待死堂的意思。”

章衣萍曾见鲁迅抄写《六朝墓志》,问其目的,鲁迅答:“这等于吃鸦片。”而刘半农也曾就此问过:“目的安在?”鲁迅说:“这等于吃鸡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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