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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有麟回忆，鲁迅的“声音略带一点江浙味道，而吐字尤很真切”，他无论讲什么，总“要将那奇异的特点，用常人所不大应有的语句，形容出来，听的人会有一种兴味感”。他博学多能，不管是引证或比喻，材料总是格外丰富而生动。因此，鲁迅讲课便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旁听的学生将课堂挤满，选课的学生常无座位可坐，晚到了找不到座位，便坐在窗台上。上课时，鲁迅“先是一阵微笑，接着便念出讲义上的页数，马上开始讲起来，滔滔如瀑布”。鲁迅善用幽默的语调，讲不到20分钟，总会听见学生的一次哄笑。他每次上课讲两个小时，听课的人，“却像入了魔一样，随着他的语句、思想，走向另一个景界中了”。
冶秋回忆，上课铃声一响，鲁迅就踏着铃声的尾巴，“挤”进了教室，打开随身带的小布包，取出《小说史略》讲稿，翻开便讲。有时学生听得哄堂大笑，他却不停止，继续讲下去，一点笑容也没有。一连两节课，有时课间他也不休息，连着讲。听课的学生听到第四次铃声，正在恍惚若失的当儿，他已飘然地挤走了，待到反应过来，他已经走在红楼对面新开的路上了。
王森然回忆，鲁迅上课时，总是将一支铅笔横置右耳上，随时准备更正讲义中的错字，有时畅谈，一小时不动讲义，铅笔便放置耳上不动。下课后步行，铅笔仍在右耳和长发间夹着，忘记取下。
许广平回忆，一次，上课时，前排的几个学生说：“周先生，天气真好哇！”鲁迅不答。又有人说：“周先生，树枝吐芽了！”还是不答。“周先生，课堂空气没有外面好哇！”终于，他笑了笑。学生受了鼓励，说：“书听不下去了！”他说：“那么下课！”马上有学生接口道：“不要下课，要去参观。”这时全体学生都说要去，于是鲁迅便带着他们去参观故宫了。
当时的女师大学生陆晶清回忆说：未受教前很仰慕，很想看看鲁迅是怎样一个人；初受教时，十分敬重，但有畏惧，看到他那严峻的面孔就有些怕。有时他讲了幽默话引得我们笑了，可是当他的脸一沉嘴一闭，我们的笑声就戛然而止。后来，逐渐察觉他并不“怪僻可怕”，才消除畏惧，不仅敢于和他亲近，还敢于对他“淘气”，乃至“放肆”。
常维钧回忆：讲课时，为了让学生更好理解，鲁迅还在黑板上画画，或以肢体语言表达。一次，为了解释《酉阳杂俎》中的故事，他仰着面，弓着腰，身子向后仰，结果身体一弯曲就晃起来，脚下也站立不稳，他自语道：“首髻及地，吾不能也。”学生们见此情形，很是感动。
【魂归】
1936年春天，鲁迅的身体已不大好，吃过晚饭，总要坐在躺椅上，闭目休息一会儿。许广平私下里对萧红说，周先生在北平时，有时开着玩笑，手按着桌子一跃就能够跃过去，而近年来没有这么做过，大概没有以前那么灵便了。但一讲起话来鲁迅又像往常一样精神了。
不久，鲁迅病倒，卧床一月有余，每天发烧。他脸微红，目力疲弱，不吃东西，不大多睡，没有一些呻吟，只是躺在床上，有时张开眼睛看看，有时似睡非睡地安静地躺着，茶喝得很少，烟也几乎不抽了。
经诊断，鲁迅得的是肺病，并且是肋膜炎，须藤医生经常来为鲁迅抽肋膜积水。许寿裳回忆，鲁迅病重时，史沫特莱曾请上海的外国肺病专家去为鲁迅诊断。专家告知已经没有希望，却称赞鲁迅是最能够抵抗疾病的中国人，说如果是欧洲人，那么早在五年前就已经死亡了。
儿子海婴每晚临睡时必向爸爸妈妈说：“明朝会！”有一天他站在鲁迅床前说：“爸爸，明朝会！”鲁迅那时正病的沉重，喉咙里边似乎有痰，回答的声音很小，海婴没有听到，于是他又喊：“爸爸，明朝会！”海婴等了等，听不到回答的声音，他就大声地连串地喊起来：“爸爸，明朝会，爸爸，明朝会……爸爸，明朝会……”海婴的保姆忙把他往楼上拖他，说是爸爸睡下了，不要喊了。可是他仍旧喊。这时鲁迅说“明朝会”，还没有说出来喉咙里边就像有东西在那里堵塞着，声音无论如何放不大。到后来，鲁迅挣扎着把头抬起来才很大声地说出：“明朝会，明朝会。”说完了就咳嗽起来。许广平慌忙从楼下跑来了，不住地训斥着海婴。海婴一边哭着一边上楼去了，嘴里唠叨着：“爸爸是个聋人哪！”
到了6月，鲁迅的病已经很严重，无法坚持写日记，也无法像过去那样，有信必复，有稿必看了。收到信函后，怕寄信人和寄稿人惦念，于是鲁迅就刻了一枚图章，上有“生病”二字，盖在回执上，以便使得寄件人明白其身体状况，不致焦急催促。
7月，鲁迅的身体稍微好了一些。黄源回忆，他的身体稍微好了一些，就不“安分”了。医生让他多休息，躺着静养，他说：“我一生没有养成那样的习惯，不做事，不看书，我一天都生活不下去。”他又说：“我请你看病，是有条件的。”医生问他什么条件，他答：“第一，是要把病医好，是要活命。第二，假如一动不动一个月可医好，我宁愿动动花两个月医好。第三，假如医不好，就想办法把生命拖延着。”医生听罢无话可说。
鲁迅去世前两天，周海婴下午放学回家，突然耳朵里听到遥远空中有人对他说：“你爸爸要死啦！”他大惊，急忙环顾四周，附近并没有人。
去世前，家中为鲁迅请了一位日本看护，他颇以为怪，说：“我的病，如此严重了吗？”
10月17日上午，鲁迅穿好衣服准备下楼散步，外面有风，许广平虽然知道劝不住他，还是问道：“衣裳穿够了吗？”鲁迅伸手摸了摸里面穿的绒线背心，说：“够了。”许又问：“车钱带了没有？”鲁迅理也不理，走出门去。
18日凌晨，鲁迅开始气喘，连续做噩梦，不能安寝，只能蜷曲着身子，双手抱腿，斜靠着休息。清晨，他让许广平去找内山完造请医生，坚持要自己给内山写便条。许见他气喘得厉害，让他不要再写，直接带话给内山，但鲁迅坚持要将便条写完。
中午，鲁迅的病情加剧，医生每隔两小时为他注射了强心针，但无济于事。19日凌晨，鲁迅对许广平说“要茶”，之后便陷入昏迷。大家让许广平喊鲁迅，但任凭许如何呼唤，他始终不应一声。至凌晨5点25分，鲁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去世时，他体重不足70斤。
七岁的周海婴还记得父亲去世当天的情景：“我听到楼梯咚咚一阵猛响，我来不及猜想，声到人随，只见一个大汉，没有犹豫，没有停歇，没有客套和应酬，直扑父亲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般的号啕大哭。他伏在父亲胸前好久没有起身，头上的帽子，沿着父亲的身体急速滚动，一直滚到床边，这些他都顾不上，只是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这个大汉就是萧军。
鲁迅去世，萧军和胡风守灵三夜，萧军多次念叨：“先生没有死，他会坐起来谈话的。”当黄源通知他时，他竟怒目圆睁地抓住黄：“你诓我？”
内山完造回忆，10月20、21日，每天有1万多人从早到晚排着长队到殡仪馆瞻仰鲁迅遗容。22日出殡，定于下午两点，但从早晨开始就涌进大量群众，围绕着鲁迅遗体，几乎连出殡的路都堵塞了。出殡之时，大约6000人自发送葬，几乎都是青年男子和少年，拿着旗子挽联花圈，随着灵柩行进。在两个半小时的大行进中，送葬队伍非常有序，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到上弦月开始放射清辉的6时左右，宋庆龄、沈钧儒等轻轻的将“民族魂”的大旗覆盖在灵柩上，在送葬者悲怆的《安息歌》中，鲁迅沉睡在万国公墓中。
在谈及父亲故去的死因时，周海婴认为这是日本医生须藤的误诊。他说：“这个须藤医生，他有时到我们家里看病，都把我父亲的病症当成是胃病、消化不良。用的药就是对消化系统有帮助的药，或者打一些能够促进身体代谢快些的针。但父亲那时候出现肋膜积水，这是一种结核的表现，却一直没有被诊断出来，一直到美国医生诊断出来以后，父亲才去拍X光片，之后抽积水。现在说来，这至少是个延误。”须藤医生当时还对鲁迅用了激素治疗，周海婴表示，母亲亲口对他说，这是不合理的治疗方法，“因为激素是促进肺结核活动的，肺结核在活动期是不能用这些药，可是须藤用了这个。这个疑问不仅我母亲有，包括叔叔、其他朋友都有这个疑问。”鲁迅去世以后，须藤医生就跟他们家莫名失去了联系，“母亲曾经多次去日本访问。也没有见到过他，他就是这样毫无音信、奇怪地回避了。”
有研究者认为，鲁迅死于日本人的谋杀。
【身后】
鲁迅去世后，其好友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请求蒋介石给予国葬，未得允许。有人提议将绍兴改名为鲁迅县，但国民政府并未同意，而因鲁迅县的搁浅，连带将绩溪改为胡適县的提议，也作罢了。
曹聚仁回忆，鲁迅去世后，曹曾看到一张手令：“副刊文字中，以不见鲁迅的姓名为上，否则也要减至极少的限度。”大概是张道藩签发的。全国各地只有桂林、重庆、昆明这几个地方可以举行鲁迅逝世纪念会，其他城市有不成文的禁令，似乎纪念鲁迅便代表了革命。
1936年冬，郁达夫路过厦门，厦大同学前来看望他，谈及他们想呈请政府将厦大门前的一条路改名为“鲁迅路”，但迟迟未得到答复之事。郁答应帮忙，他找到市长才知道，原来是国民党党部反对，不许人们纪念鲁迅。后来，郁将此事告诉陈仪，陈表示赞成。但不久厦门沦陷，此事也就搁置了。
好友许寿裳写下许多纪念鲁迅的文字《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并编有《鲁迅年谱》，不遗余力宣传鲁迅。1948年2月18日，时任台大中文系主任的许寿裳在台北寓所被国民党暗杀。
为了纪念鲁迅，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培养革命青年，与鲁迅长期不睦的周扬任校长。
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萧军第一个讲话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胡乔木站起来反驳道，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他的不足，不是他的光荣。
鲁迅生前说：“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他的命运亦如是。1944年夏天，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走访延安。在延安的各个书店中，文艺书籍印得最多的是秧歌和其他通俗读物，还有高尔基的书，“鲁迅的作品，我非常奇怪，竟是一本也没有”。他仅在鲁迅艺术学院和领导人高岗的书架上分别看到过一部红面精装的《鲁迅全集》。
鲁迅去世后，叶公超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把鲁迅的所有作品又重读一遍，叶赞扬说：“我有时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