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 第69节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说起当时听章太炎讲课的情况：“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上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

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写道：“民元前四年，我与豫才都在日本东京留学。我与几个朋友请先师章太炎（炳麟）先生讲语言文字之学（音韵、《说文》），借日本的大成中学里一间教室开讲。过了些日子，同门龚未生（宝铨、先师之长婿）君与先师商谈，说有会稽周氏兄弟及其友数人要来听讲，但希望另设一班，先师允许即在其寓所开讲。（先师寓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报社中，《民报》为孙中山先生所主办，即“同盟会”之机关报也）豫才即与其弟启明（作人）、许季茀（寿裳）、钱均甫（家治）诸君同去听讲，我亦与未生、朱蓬仙（宗莱）、朱逖先（希祖）诸君再去听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朱希祖日记》第二册（记“明治四十一年”，即1908年之事），记载了章太炎讲《说文》的进度：“四月四日：下午，至清风亭，请章先生讲段注《说文》，先讲《六书音韵表》，为立古合音之旁转、对转、双声诸例。”……“七月二十八日：重上《说文》，自‘一部’讲起。”

黄侃在《太炎先生行事记》中说道章太炎开设讲习会的缘由：“日本政府受言于清廷，假事封民报馆，禁报不得刊鬻。先生与日本政府讼，数月，卒不得胜，遂退居，教授诸游学者以国学。睹国事愈坏，党人无远略，则大愤，思适印度为浮屠，资斧困绝，不能行。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厄如此，而德操弥厉。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

许寿裳在《章炳麟》一文中回忆当时听讲的学生们：“同班听讲者是朱宗莱、龚宝铨、钱玄同、朱希祖、周树人、周作人、钱家治与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其他同门尚甚众，如黄侃、汪东、马裕藻、沈兼士等，不备举。”章太炎这些弟子，后来多成为大家。而章太炎在《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说：“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

章太炎的第二次讲学，是1913年至1916年他被袁世凯软禁时，他在写给汤国梨的信中说“以讲学自娱”、“聊以解忧”。当时袁世凯立孔教为国教，康有为亦以孔教会为倡，所以章将批评孔教作为此次讲习的重要内容，并写出了《驳建立孔教议》。他在讲习会门口张贴着《国学会告白》曰：“余主讲国学会，踵门来学之士亦云不少。本会专以开通智识，昌大国性为宗，与宗教绝对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会而后愿入本会者，须先脱离孔教会，庶免熏莸杂糅之病。章炳麟白。”此次讲学，前来听讲的人甚众，多为京城各大学的教员、学生，其中亦不乏袁世凯的密探。

章太炎的第三次讲学是1922年夏天在上海时，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所作的国学系列演讲。此次演讲共十讲，于4月1日开始，持续一个半月，内容分别为“国学大概”（此内容为两讲）、“治国学的方法”、“国学之派别”、“经学之派别”、“哲学之派别”、“哲学之派别”、“文学之派别”、“文学之派别”、“国学之进步”。章太炎的每次演讲上海《申报》都作了报道，并刊载记者写的内容摘要。演讲结束后，曹聚仁根据章演讲的内容编成《国学概论》一书，而张冥飞则根据章的演讲整理出《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集》。

第四次，章太炎于1933年1月在苏州成立国学会，该会以《国学商兑》作为会刊，后改名《国学论衡》。1933至1934年，章太炎在苏州公园的图书馆，先后演讲二十多次，盛况空前。后章因与国学会诸发起人不合，于1935年办“章氏国学讲习会”，作国学演讲，虽重病在身，亦不废讲论。

【大暮】

1936年6月7日傍晚，章太炎遵医嘱，在夫人汤国梨的搀扶下，外出散步，不料昏倒。在医生的抢救下，章太炎虽脱离了危险，从此却卧床不起。六天后的13日，章太炎突发高烧达40度。次日凌晨，从口中吐出鼻菌烂肉两块，病情再次恶化。

汤国梨、李根源、美国医生苏迈尔等人不离左右，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学员们手捧点燃的香，跪在章卧室门外的空地上，为老师祈福。学员们的低声啜泣响成一片。7点45分，章太炎病逝，汤国梨哭的撕心裂肺，伤心欲绝。门外，学员们号啕大哭，悲声震天。

据冯自由记载，章太炎弥留之际，相传在旁亲友多目击有祥光一团自章太炎的头顶上向窗间飞出。

章太炎的遗言为：“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

章太炎病逝后，《早报》报道此消息时称，“全国朝野表示惊悼”。国民政府拨专款三千元作为章太炎的治丧费，他的生前友好纷至吊唁。在张继、居正、冯玉祥等人的努力下，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为章举行国葬。

国葬令全文如下：宿儒章炳麟，性行耿介，学问淹通。早岁以文字提倡民族革命，身遭幽系，义无屈挠。嗣后抗拒帝制，奔走拥法，备尝艰险，弥著坚贞。居恒研精经术，抉奥钩玄，究其诣极，有逾往哲，所至以讲学为重。兹闻溘逝，轸惜实深，应即依照国葬法，特予国葬。生平事迹存备付史馆，用示国家崇礼耆宿之至意。此令。

章太炎去世后，按照余杭的风俗，要在棺材内用绸覆盖，并将绸子打成结，叫做结爻。夫人汤国梨用红、黄、蓝、白、黑五色丝绸，按五色旗的顺序排列在棺内，为章太炎结爻。当时众人皆认为不妥，怕触怒当局，因为国民政府已经下国葬令，应用当时的青天白日旗。汤国梨说：“五色旗孙中山先生也赞成过，为什么不可用。太炎先生为辛亥革命胜利，为五色旗的诞生，出过力，坐过牢，而没有为国民党旗效过什么劳，因而用五色绸为他结爻，最为恰当。你们怕，责任由我来负。”

在北京，章门弟子马裕藻、许寿裳、朱希祖、钱玄同、吴承仕、周作人、刘文典、沈兼士、马宗芗、黄子通等人为老师举行了追悼会。他们发《通启》道：“先师章太炎发生不幸于本年六月十四日卒于江苏吴县，先生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一旦辞世，薄海同悲。”

在上海，病重的弟子鲁迅先后写成《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纪念先师，后一文成后仅两天，鲁迅逝世。

章太炎的墓地选在抗清民族英雄张苍水墓侧，是章自己生前所选。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时曾选择葬在刘伯温墓侧。但1936年，当国难深重时，章太炎选择了死后葬于张苍水墓侧。章太炎生前曾替《张苍水集》作跋，对张苍水推崇备至，曾叹曰：“余不得遭公，为执牧圉。”

但因抗战爆发，国葬只好暂且搁置，章的家人南下逃难前，暂葬其于苏州章家后花园。

1937年11月，苏州沦陷，日军闯入章家后花园，看见章太炎的坟墓，没有墓碑，以为墓内埋财宝，一定要挖开看个究竟。章家留下守门的老家人苦苦劝止，但遭毒打。日本一位军佐得知此为章太炎墓后，制止了日军。这位军佐几日后还特来拜祭，并在墓旁立了一个木柱，上书“章太炎之墓”。从此，才没有日军前来骚扰。

1955年4月3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为章太炎举行了安葬仪式。按照章太炎生前遗愿，他的灵柩迁葬于杭州西湖边上，南屏山麓，荔枝峰下，紧邻张苍水墓，墓碑上“章太炎之墓”几个字是章生前自己写就。

“文革”中，章太炎的墓也未幸免，“造反派”们将章墓掘开，取出棺椁，撬开棺盖，将章的遗体（尚属完好）拖出弃之于地，不久尸体就腐臭了。后来，章的遗骸被一位好心的园林工人草草埋于山脚下。

1976年后，中共中央为章太炎平反，认为章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之后，为章太炎重修墓地，在墓茔落成前三天将刚找到的章太炎遗骨放入甏内，封口后葬入墓地新址。

【评赞】

黄侃评价乃师章太炎：文辞训故，集清儒之大成；内典玄言，阐晋唐之遗绪；博综兼擅，实命世之大儒。

陈独秀的表弟濮清泉回忆：在日本留学期间，陈独秀和章太炎也时常过往，陈独秀很钦佩章太炎的“朴学”，认为他是一个“国宝”，而章太炎对陈独秀的“小学（古文字音韵学）”也十分赏识，认他为“畏友”。陈独秀说章太炎为人非常小气，朋友向他借钱，偿还时付息，他竟受之而无愧色；是一个嗜钱如命的人。在陈独秀眼中，晚年的章太炎是“文人无行”的典型。

陈独秀说：晚年的章太炎，后来给军阀官僚写墓志、寿序一类的东西，一篇文章要五千至一万银圆的润资，变得庸俗了。陈独秀还说，章太炎尽管对我国文史有很深的造诣，但有他可笑的偏见，即章太炎认为甲骨文是宋朝人的伪造。由此看出章太炎对于甲骨文和新兴学术的无知。

胡适称他是“清代学术史的压阵大将”。

许寿裳在《章太炎传》中这样评价章太炎：“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批判文化，独具慧眼，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文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千载之秘，睹于一曙。’这种绝诣，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没有第二个人，所以称之为国学大师。”

许寿裳还说：“先师章先生是革命大家，同时是国学大师，其阶位卓绝，非仅功济生民而已。前世纪之末……自先师以历史民族之义提倡光复，‘首正大义，截断众流’，百折不挠，九死无悔，而后士民感慕，翕然从风，其于民国，艰难缔造，实为元功。”

于右任称赞章太炎说：“章太炎，中国近代之大文豪，而亦革命家之巨子也。”

张中行评价章太炎“总的印象是：学问方面，深，奇；为人方面，正，强”。

柳亚子曾盛赞章太炎：“悲歌叱咤风云起，此是中国玛志尼（意大利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徐复观说：看过他的《国故论衡》之类，总是在懂与不懂之间表示一种莫名其妙的敬佩。一九四四年，有一次和熊十力先生谈天，熊先生说章氏除了文章写得好，及懂一点小学外，并无学问。又听说熊先生在杭州时看到章氏谈佛学的文章，批上“尔放狗屁”四个大字，引起了我对熊先生的若干反感，觉得这是熊先生的自处过高。后来买到一部《章氏丛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觉得熊先生的话实在说得不错。有一次，我和牟宗三先生谈：“想不到章太炎先生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了解，是如此的幼稚。”牟先生当时也很不以我的话为然。去年暑假中，牟先生从孙克宽处借了章氏的著作去看，之后对我说：“果然太幼稚了。”……因此，以章太炎先生为一标志，讲中国文化的人，早已经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