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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双枪老太婆”邓惠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
关于邓惠中的事迹，前文已经有过详细的介绍。对这样一位杰出的共产党员，除了小说里有一个传说般的故事外，很少有人知道她叫“邓惠中”，而且她是跟自己的儿子一起牺牲在监狱里的。但由于解放初期在评定烈士时，有关部门发现在敌特机关保存的审讯材料里有一段邓惠中的“交待”，她把自己在党内干的什么事、曾经与敌人打过的几次战斗经过都说了，这样她就一直没有被评上“革命烈士”，“文革”中，更是有人拿着敌特的审讯“证据”说她邓惠中是“叛徒”，因为在过去我们的一般认识历史时总把向敌人是否承认自己身份或“交待”什么事作为判别“革命的坚定者”还是“叛徒”的基本标准。所以，邓惠中这样坚强而又为华蓥山游击战争作出重要贡献的女英雄，在被敌人杀害后的40多年里一直被人们误认为“大叛徒”。
过去对“革命烈士”和“叛徒”及“不确定身份遇难人士”的认定，一直是相关部门的“核心机密”，外人常常一头雾水，有冤情也无法申诉，即使申诉了也不太容易获得纠正，除了极左时代的政治因素外，更多的是我们的相关部门宁可将问题模糊一些，也不愿让那些曾经给革命带来极大伤害的叛徒获得一点点“解放”的机会——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造成“红岩”几百名革命烈士的牺牲，就是无耻的叛徒背叛的结果，这份罪孽谁也不想轻易从他们头上搬开。然而，在这种思想意识的支配下，许多像邓惠中这样真正的革命烈士却蒙受了不白之冤。
“11·27”大屠杀过去60多年了，按照历史档案的保密规定，多数档案已经解密。这样，我们也有机会看到一些宝贵的历史材料。下面是当年“证明”邓惠中向敌人“交待”和“背叛”的审讯记录了——
第一份是民国37年9月13日即1948年9月13日，邓惠中在自己的家乡岳池县被捕后伪军法室审讯她的笔录材料：
邓惠中45岁江西小学校长
问：你任教员有几年了？
答：有三年了。
问：你丈夫何名？
答：邓福谦，他××八年出外到84师（武汉）作秘书没有回来过。
问：现在在何地方？
答：听说被共匪去了也没有准。
问：你有好多产业、好多人？
答：有160排各，两女两子。
问：你处过什么学校？
答：××年在县女中毕业。
问：你×好久加入共产党的？
答：我29年参加组织系王治（南充）介绍在青×街教书时加入。
问：你作些什么工作？
答：在前我有组织，现在没有了。
问；你8月初五到那去了？
答：我的二儿在新场被捕，我去保他。前天从我女儿那里回来的。
问：今天晚在甚么地方拿获的？
答：学校的小房里拿获的。
问：你现在共产党内任的甚么职务？
答：我不过作点宣传。
问：机枪、钥匙、子弹那来的？
答：是他们的，不是我。
问：你究竟作的甚么工作？
答：我参加组织后对妇女宣传，有曹云清（新场人，现住后山）李中权（在新场）作农村工作，他集合有10余人。
问：你在党内有甚么地位？
答：没有什么地位。
问：你的儿子是被新场××拉去的？
答：清乡拉去了的。
问：李中权系什么地位？
答：农民地位。
问：七月十九你到×塔山去作甚么？
答：有李世杰、×光亚、何朽柏、李世昌和我去还愿。
问：六月廿九你在毛慎修家里说的甚么话？
答：当时有11人，有毛静修，少全安等开农民会。
问：你是工委会的吗？
答：地委会是蔡衣渠负责。
问：陈尚克在那里？
答：认不得。
下面是邓惠中的签名。另一份是同一年的9月21日的审讯材料：
问：你在七月廿后，开过几次会？
答：在万塔山毛慎修这两处开过会。
问：你到张远智那里是开会吗？
答：他们在开会，我说你们要攻城看你们的力量如何，能否攻下，否则我要杀你们。
问；那次开会你那有好多钱？
答：6千多万元是蔡衣渠送来的，其余的钱是我拿×李中全与毛慎修那里用的。
问；你叫你的儿同李中玄、邓华朗去作甚么？
答：怕他有危险才叫他到唐家去躲避一下。
问：他到重庆去读什么学校？
答：西南学院一年多了。
问：邓叶芸既不是正式党员，是否编为小组。
答：我编为读书会，由周亚华负责领导看书报。
问：你们入党礼节如何？
答：为党尽忠，保守秘密，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
问：杨明权买手枪弹放在张远智家里，你如何处理的？
答：我不知道
问：你卖五石谷是否交与儿子作活动费。
答：没有那事。
问：你们的经济本源怎样？
答：自武胜之暴动后上级派小二送来两仟万元钱，叫我拿来作党费。
问：徐也速是否工委书记？
答：我不清楚。
最后也是邓惠中本人的签名。材料中许多文字难以理解，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它的真实与客观性。
对这样两份敌特的档案材料如何看待，在解放初期和“文革”期间是可以想象的。邓惠中因此一直没有被认定为“革命烈士”。现今的重庆红岩历史档案馆中，当年每位在监狱里牺牲或死去的人都有相应的材料，其首页是统一用铅印的题为《遇难烈士登记表》。当时由于条件有限，凡是确定为“烈士”的就被分为“甲”级“乙”级或甲下、乙下，依次来认定谁是最革命者、谁是一般的牺牲烈士，但在一些明显是叛徒的表格上就会写上“叛徒”字样，而对那些未确定身份者则标上“不确定”的字样。在邓惠中的表上，我们现在可以明显地看到那份《遇难烈士登记表》中的“烈士”二字被改成了“人士”，而且旁边还写有一个“叛”字。就这样，邓惠中便从“烈士”变为“人士”，变成了“叛徒”。这简简单单的几个不同的字，决定了邓惠中在死后的命运完全与江竹筠和许晓轩等人不同了。后者通过革命小说和革命戏剧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前者的邓惠中则长期地被埋藏在革命的“可耻叛徒”之列。为这，她的亲人和家属蒙受了几十年的不白之冤。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历史终究不能颠倒黑白。”这类话说起来很容易，但真正明辨是非，让真相获得应有的认可亦非易事。再说，什么是真正的真相？真相中有没有假相的存在？假相中难道不会隐藏着真相？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地下工作和异常错综复杂的对敌斗争中完全是有可能存在的。为什么凭一个简单的“证据”、旁人看法和敌特分子的一份“审讯”材料就轻率地认定谁是革命者、谁是革命的叛徒呢？而如果不是依据像罗文斌这样的脱险者在狱中的所见所闻和敌特机关当时留下来的现场“审讯”材料，你又能拿出什么来证明你是革命者或他就是反革命呢？
呵，太复杂了！
革命者面临的考验何止是敌人的严刑拷打，还要经历各种各样的非常考验，包括被组织和自己队伍中的革命同志们的误解，有时这种误解将是永远的……谁能经受？真正的共产党员能经受！真正的忠诚于组织的、又有坚定信仰的人能经受！而且，真正的共产党员必须经受各种考验，这也是“红岩精神”能够万代相传的根本所在。
杨汉秀烈士的事迹，前面也曾介绍过，但由于她是被自己的亲伯叔叔杨森杀害的，而且又是单独秘密杀害的。因此虽然她当年被定为“革命烈士”，可由于她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加上她狱中用的名字与真名又不一样，其亲生女儿为了找到自己的母亲，解放后费尽心血，受尽心灵折磨，最后也是在烈士牺牲40多年时才知道了母亲的真实情况。我从红岩纪念馆的档案里看到了杨汉秀女儿李继业写的一篇“亲爱的妈妈杨汉秀”文章，很受感动。下面摘选一段给读者：
每个人都有妈妈。可是，我的妈妈是谁？她在哪里？为什么不要我了？这一切在我年幼的心中，一直是个解不开的谜。
那时，我还没有上学。有一天，与邻居小孩玩耍时发生了矛盾，突然，她们喊道：“你是抱的娃”。我一下愣住了，我怎么会是别人抱养的孩子？那我的亲身母亲又是谁呢？我不知所措，仿佛掉进了冰窟里。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心想，一定是小伙伴为了要制服我，胡乱编造的谎言。但是，从那以后，她们总是用这样的话来攻击我，却从来没有用这样的话去对付过别人。我只好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因为我相信它确实是真的。
我家左邻右舍的全是解放前的老邻居，他们都认识我的亲生父母，自然对我的情况很熟悉。平时大人们在议论我的时候，被身边的小孩听见了，就成了他们攻击我的材料。
从此，屈辱、自卑笼着我。因怕别人骂我是抱的娃，只好处处忍让，尽量不与别人发生争执。表面上，我给别人的感觉是既开朗又活泼，但我内心深处却埋藏着不易被人察觉的痛苦和忧伤。
我想问养母，究竟我是不是他们抱养的孩子？我的妈妈又是谁？可是，几次话到口边又咽了回去，因为我不愿捅穿这层包着的纸，怕从此打破家中的宁静与和睦。平时，我在养父母面前佯装着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在外面如果受委屈，晚上就躲在被子里偷偷地哭泣。那时，我感到好可怜，因为我没有地方可以倾诉。有一天晚上养母听到了我的哭声问我时，我只能用刚刚做了一个恶梦的话来搪塞。
直到1961年我小学毕业前，老师拿出覆历表让我们填，其中就有一栏“是否烈属”。我拿笔首先就把烈属这栏划掉了，老师说我是烈属，让我把烈属这栏填上。老师的话把我惊呆了，以前，只知道我不是这家的亲生女儿，可是，现在又说我是烈士的后代。我那时虽不太懂事，但烈属的概念还是明白，我心中就好象打翻了五味瓶，真是什么滋味都有，高兴与悲伤并存。高兴的是，我的身世之谜终于被揭开；难受的是，我做梦都想有一天能见到妈妈。却永远见不到了。
就在那年暑假，老师、教导主任来到了我家，养父母终于将我的身世告诉了我其实，我的情况邻居、学校、派出所都知道，以前，他们怕我年纪小不懂事，所以一直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