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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是封建社会的“百官之领袖”，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自两汉起，宰相与皇帝议事都是有座位的。宋太祖称帝后，宰相奏事仍沿旧制。有一天早朝，宋太祖突然对宰相王溥、范质说：“我眼睛有些昏花，把你们的奏疏送上前来。”在范、王二相离座递疏时，宫廷侍卫乘机将他们的座位搬走。自此以后，宰相在皇帝面前毕恭毕敬地站着奏事成为定制。宰相的地位也大大下降了。
与削弱相权同步进行的，则是在百官中推行“官、职分离，互相牵制”的任官政策。宋代官制中，“官”是品级，只有据此受俸禄的作用；“职”是殿阁、馆阁学士一类的荣誉称号，亦没有实际权力；只有由皇帝或中书省“差遣”的临时职务才是实职，即执行实际权力的职务。这种职、权分离，名、实混淆的任官体制，使任何官员都无法集中权力、荣誉、威望于一身，权大者并不一定职高，望重者并不一定位显，这样也就很难形成对皇权的威胁了。
皇帝临时“差遣”的实职，也是依照“分权而相互牵制”的原则进行安排的。如宋代有固定的尚书省兵部，但兵部尚书只是虚职，并无实际兵权，只有被差遣为枢密使才有相当于兵部尚书的实权。不过枢密使也只是有奉旨调兵之权而无领兵之权，领兵之权归“三衙”长官。同理，“三衙”的高级将领虽然名为禁军的最高统帅，却也只有领兵之权而无发兵之权。
宋太祖为了扩大统治基础，改革和推进了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宋初极力放宽科举考试的范围，无论家庭贫富，郡望高低，只要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都可以前往应举。同时严格考试制度，以防权贵豪门请托舞弊。
同时，着力改变重武轻文的旧风气。宋太祖即位之初，就下令修复孔庙，开辟儒馆，延用耆学名儒，以劝励教化。针对五代时期文教不兴、学校荒废的情形，他下诏拨款增修国子监学舍，当国子监开学讲书之日，他很高兴地派人送去美酒、菜果以示祝贺。
随着文教的振兴和开科取士的增多，大批文人进入统治集团。宋太祖认为，乱世用武，治世用文，对这些文臣再也不能像五代时期那样，只是当作点缀摆设，而应切实发挥他们的作用。
随着对文臣的重用，统治集团内部的那种畸形的文武关系得到了调整。原来那些骄横跋扈，视文臣为无用，甚至一言不合就要“砍杀”宰相的武将们不但见了宰相都要恭恭敬敬地唱诺问候，而且自己也在宋太祖的劝告鼓励下，学着文臣的样子读起书来。
宋太祖的“重文”是针对五代的“轻文”而言的，目的是要改变那种由武臣独擅政权的局面，进而扩大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所以在“重文”的同时，他并不歧视武将。当然，在宋初君主专制极度强化这样一个大气候下，无论文臣也好，武将也好，其权力都不能不受到影响。
总之，尽管宋太祖的“重文”政策在以后曾被其子孙奉为“祖宗成规”而代代相传，以至形成了“重文轻武”的风气，但在宋太祖时，情况却并不如此。他“重文”但并不轻武，无论文臣武将，只要“有一材一行可取者”，都予以擢拔和使用，“天下无遗材，人思自效”，其专制统治的基础是广泛和稳固的。
这样，一方面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君主与臣下的关系，使地方的行政、财政、军事等等各方面的权力不断地向中央集中，最后又集中到皇帝一个人手中，形成了至高无上的君主集权制；另一方面又开科取士，重文用武，广罗人才，极力扩大这一专制统治的基础。
五、修身正己身死如谜
在统一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宋太祖并没有志满意得、忘乎所以，更没有因此而骄逸放纵。平定南方诸国后，各国的金帛财宝源源不断地运至东京，宋太祖将其作为战备物资，全部收贮在内库，从不随意挥霍。宋太祖本来很喜欢射猎和踢球（当时称“蹴鞠”），刚做皇帝那阵，他还常常技痒难忍，不时地邀手下的人玩上几次。这些游戏对宋太祖来说自然属于忙里偷闲，但有时玩到兴头，又难免误事。一次，他正在后苑射鸟，忽然有大臣口称急事求见。可他接过奏章一看，里面说的并不是马上要办的事，不由得有些恼火，当即训斥了几句。那大臣却说：“这些事虽不是很急，但总比射鸟急些吧。”他愈加恼怒，随手抄起一把玉斧，朝那人撞去，撞掉了两颗牙齿。那人也不作声，跪在地上，将牙齿捡起来装在衣服里，宋太祖问：“你想拿这个来控告我吗？”那大臣说：“不敢！不过陛下既为天子，一言一行自然会由史官记录在案的。”这话算是说到了点子上，逼得宋太祖不得不赶紧地表示道歉。通过这件事，使宋太祖认识到“吾为天下主”，一言一行至关重要，“畋游”（即射猎）、“蹴鞠”终究不是“正经事”，以后慢慢地就将这些嗜好戒除了。
去世前一年，宋太祖曾对臣下说：“自古为君者，很少有严以律己而无过失的。像唐太宗那样虚心纳谏固然不错，但他若一直注意防止骄奢，克制自己，不犯过失，使臣下无从谏议，岂不更好！所以我自己是夙夜畏惧，防非窒欲，以防过失的。”
随着宋初局势的稳定和统一事业的逐渐完成，赵宋皇族被外姓旁人颠覆的危险越来越小了，宋太祖与赵光义之间原来那种为家族的命运和利益同心同德、共济险难的精神慢慢地消失了。而一旦他们有了争夺的目标，原来掩盖在“兄友弟悌”的伦理美德下的人性中的另一方面的东西就可能显露出来。赵光义对皇位的垂涎已越来越明显。
尽管赵光义当时已是势延难遏，滋蔓难图了，但宋太祖仍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努力。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二月，吴越国王钱俶来朝，一般很少参预政治活动的皇子德昭这次却突然被宋太祖委派至宋州迎宾。钱俶来朝是当时朝野瞩目的大事，宋太祖借这一机会，巧妙地把本来还默默无闻的皇子推到了臣民们的面前。三月，宋太祖巡视洛阳，特令赵光义随行。宋太祖在洛阳盘桓了一个月，一直住在自己当年出生和长大的旧居中。有一次，他指着一条小巷说：“我小时候与伙伴们玩游戏时，曾埋在这里一个石马，不知还在不在。”左右的人一挖，果然找到了这匹石马。
回到开封后，宋太祖一反常态，明显地加强了同另一皇弟赵光美（后改为延美）的关系。其中仅七月一个月的时间，就三次“幸光美第”。赵光美是“金匮之盟”中排在赵光义之后，赵德昭之前的继位人之一，宋太祖对他如此亲近，恐怕不是毫无用意的。开宝九年，皇子德昭已25岁，德芳也17岁了。德昭、德芳之母均已早死。此时，宫中主事者为孝章皇后宋氏。
从历史记载上看，宋皇后并无子女，但在德昭、德芳这两个皇子中，她倒是比较偏宠德芳的。这一点，对正在考虑继位人问题的宋太祖也可能稍稍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使他难以果断地在长子德昭和幼子德芳中挑选出一个来，以取代赵光义的继承人的位置。
就在这年的十月，宋太祖猝然死去，赵光义则顺利地继承了皇位。关于宋太祖之死，史家众说不一，其中也有称为光义谋杀者。总之，太祖之死，留下了千古之谜。
第二百七十一章 太宗赵光义
一、拥兄自立代兄称帝
宋太宗，初名匡义，又改名光义，即位两年又改名炅。是太祖弟，母为昭宪皇后杜氏。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生，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卒。
经过多年的闯荡，赵匡胤在后周功业显赫，地位日高。比他小12岁的匡义只是一个供奉官都知，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匡义出身于武将之家，父兄均为大将。所以他也从小学习弓马，并参加过一些战阵之事。据后来太宗自己回忆说，他16岁那年，曾跟随父亲赵弘殷南征，屯驻于扬、泰等州。他多次与敌将交锋，敌将往往被他射落于马下。赵匡胤当时驻兵在六合，听说他的弟弟这么能干，非常高兴。匡义18岁的时候，跟随周世宗和赵匡胤，攻打下瓦桥关和瀛州、莫州。其后，当时22岁的赵匡义为其兄代周自立起了重要的作用。作为当事人胞弟的赵匡义最适于出面，沟通内外，结交军士，抚定众心。匡义与赵普部署诸将领，列队包围匡胤寝所，“逼”他黄袍加身。由于赵匡义充当了前台主角，才使得蓄谋夺位的赵匡胤可以扮演一个较为超脱的角色。
因此，赵匡胤一当上皇帝，即任命匡义为殿前都虞侯，领睦州防御使。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五月，太祖亲征泽、潞，讨伐李筠，即让匡义临时担任大内都点检，留守汴京。八月，匡义领泰宁军节度使之职。十月，太祖南征据扬州反抗的李重进，匡义为大内都部署，仍留守京师。建隆二年七月，太祖任命匡义为开封尹，同平章事。这时，为了避讳，匡义改名为光义，匡美也改名为光美。
杜太后对次子光义格外疼爱，但是要求也比较严格。光义每次外出，太后总是要他与赵普在一起，并且刻画日影约定归来的时间，光义从来不敢违背母命。杜太后要光义多与赵普接触，一是为了让光义向赵普学习处事之道，二是因为赵普是太祖甚为倚重的国家重臣，结交他可以巩固和提高光义的地位。这些也是杜太后的深远用心。
担任开封府尹，对于赵光义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作为国家首都的行政最高长官，开封府尹对国家军政要务起着上承下达的作用。从建隆元年到开宝元年（公元976年）光义当了16年的开封府尹，锻炼了实际处理政务的才能。他利用开封府尹的地位，在开封府中广延豪俊，聚集一批幕僚、军校，文武皆备。通过广置党羽，内外交通，光义在开封府时势力大盛，威望日高，羽翼渐丰，为他日后争夺帝位及治国安邦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赵匡胤为人较为厚道，对光义兄弟情义甚重。有一次光义生病，匡胤身为皇帝，仍亲手为他灼艾。光义失声叫痛，匡胤大概是要为其弟分担病痛，也取艾自灸。遇有军国大事，也多与之商议。不过，作为政治家，二人并非亲密无间。他们的矛盾通过一件事即可看出。光义在开封府时，有个青州人到京城来，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子，光义见她秀美出众，想买下，那青州人不答应。光义手下有个叫安习的，自告奋勇愿办成此事，他用手段将青州女子偷偷地买进开封府。后来太祖知道了这事，下令追捕安习，安习只好藏于晋王宫中，直到光义做了皇帝，他才出来。太祖严捕安习，分明是对光义的一种警告。
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宋太祖赵匡胤突然驾崩，于是光义受遗诏于柩前即位。
二、伐汉收功攻辽败绩
不管杜太后遗诏是否真有其事，赵光义以皇弟身份继承皇位，从正统的封建世袭制角度看并非名正言顺。而且在太祖平定诸侯国的统一战争中，赵光义没有任何建树。他感到要想巩固帝位，帖服人心，必须树立自己的威望。太宗即位后，割据漳泉的南唐平海节度使陈洪进亲自到开封朝贡。太宗封陈洪进为检校太师。吴越立钱俶于是决意上表，献出所管辖的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