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翻斗车一辆接一辆，烟尘滚滚遮天蔽日。鼻腔蒙上一层灰尘；舌头舔舔嘴唇，是涩涩的土腥味。
兴奋、狂喜、恐惧的感觉同时涌了出来，手心汗津津的，胰腺素猛增。
来深圳之前，我已经打定主意，到深圳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公司——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简称：特发）谋求发展。
这是一家特别的企业，其前身是深圳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在初期的引资中，许多项目都是管委会负责谈判并签合同具体实施，另一方面还行使特区政府职能。特区政府正式成立后，管委会撤销，其原班人马组建成特发公司，行使政府审批进出口业务的权力仍然保留，只是，其掌管的进出口审批红色印章上有个（2）字，简称政府2号章，以视区别政府的（1）号章。一家公司有审批进出口的权力，其权力之大可想而知。
我带着省外经委的介绍信找到了特发的掌舵人孙凯峰先生。通过会面，达成了一个还算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作为省外经委派出的人员，同特发合作做生意，特发提供营业许可、银行账号，但不提供资金，赢利部分省外经委同特发五五分成。简单说，省外经委不提供资金，只提供一个人挂靠在深圳特发，赢利双方便可各拿一半。
翌日，我就到特发贸易部报到。同一天报到的还有一位名叫张西甫的转业军人，“文革”前他曾被选送到飞行航校学飞行，但“文革”时受父亲牵连转业当工人，父亲复出后他又穿回绿军装，现在是二次转业，自愿到特区闯荡。
接待我们两人的是特发贸易部总经理——陆润灵先生，瘦瘦的、客家人，东江纵队老战士，来深圳之前在韶关某报纸任总编。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陆总说起话来极具煽动性且言简意赅：“贸易部没有钱，但有‘三张皮，，那就是纸皮——批文、地皮——土地、牛皮——鼓吹改革的特区优惠。要走正路，一不做违法的事，二靠大树——依托北京各部委的资源，三傍大款——把国际财团吸引到特区……”
我和张西甫被分配到贸易一科，科长是单璇女士，北京人；业务员邱其浩，一位老大学生，大家叫他邱工；还有本地人蔡作兴和广州外语学院刚毕业的陈超等。
贸易部没有现成的业务，全凭个人的关系或送上门的机会做进出口买卖。来自北京医药局的单科长跑北京的进口医疗器械单，来自七机部的邱工忙着给七机部的研究院进口计算机需要的CPU（中央处理器），个子瘦高的小蔡忙着进口小额装修材料，张西甫一上班就把电话打到广州钢厂基建处，争取开门红……我做什么呢？心里没一点数。
凡事总要先从了解和熟悉情况开始。在走访了深圳的几家进出口公司后，我发现深圳最畅销的进口产品竟然是台湾产的折叠伞和日本制造的味之素（味精），只要弄上几千打折叠伞或半吨味精的批文，就有需求方将钱打过来，这么做，转手赚几万、十几万块钱没有问题。但我既没有选择做折叠伞，，也没有跟风去申请味精批文。我想，现在申请批文、订货，待交货时．说不定市场已过剩，供过于求。
一天，乘小巴去蛇口。从深南路拐进蛇口的丁字路口，我望见路北一侧耸立着几个高大的白铁皮金属罐。在蛇口码头边也见到三座类似的金属罐。我好奇地向周围的人打听，得知是饲料厂的玉米储藏仓。
位于丁字路口的是泰国正大集团、美国大陆谷物公司与深圳养鸡公司合资的饲料生产企业——正大康地；依托蛇口码头的饲料厂是新加坡远东集团投资的面粉加工以及饲料厂——蛇口远东金钱面粉饲料企业。
“玉米？广东不生产玉米啊，这些玉米哪来的？”
“从香港。”
“香港也不产玉米啊？”
再问，得知这些玉米来自美国、泰国和中国东北。
“为什么厂家不直接从东北采购？”我带着疑问找到正大康地。接待我的是卢达民先生，个子高高的，戴副眼镜，说话不紧不慢，潮州口音：“公司也想从东北直接采购，以降低原料成本，只是解决不了运输。”
“我解决运输工具，铁路、海运都没问题，组织来的玉米你们要吗？”
“要！马上就可以签合同！厂里正在试运转，设计能力为30万吨／年，70％的成分就是玉米，平均每个月的需求量在1。7万吨左右。”
乖乖，这一开始就是大生意！“正大康地能先开L/C（信用证）吗？”
我小心翼翼地问。只要正大康地肯给卖方开信用证，我就可以背书开给真正的卖方，“空手套白狼”了。
“签合同之后就开出去。”卢先生应承得很爽快。
“付的是外汇吗？”
“对我们来讲，付外汇、人民币都一样。”
“货是外贸部门提供，我要求付外汇。”
“OK。”
我并不清楚东北到深圳的运输情况，但在巨大生意机会的驱动下，我必须硬着头皮往前闯。
首先，我找到赤湾码头询问航线情况。码头经理告诉我，刚建成的赤湾港目前只有从北欧进口的散装化肥货源，还没有开通各地的航线。
“能接受多大载重的货船？”
“万吨船没有问题。”
然后，我找到广州远洋公司询问有无开通大连一赤湾航线的可能。
回答是：近海的航线归广州海运局。探听到广州海运局总部设在沙面，我再次联系。
海运局回答：只要有货源，随时开通。
“每月至少两万吨的运输量。”我神气起来，胸有成竹：正大康地、远东金钱各一万吨。
玉米生意就这样开始了。
经陆总批准，独立于贸易一科，成立了饲料贸易组，王石任组长，独立核算。
现在的问题是要雇请个帮手了。
我想到了招待所楼下那座无线电器件装配车间，每天上下楼都会闻到一股硫酸味。找到监工，试探其能否推荐一名打工仔。瘦瘦的监工扭头冲着一个正端着喷灯，呼呼呼，吹化着锡条的工人，“就他行吗？”
他的模样又瘦又小，像个童工。我压制着心中的不满，嘴上回答：“行！”
“多大年纪了？”我问。
“十八岁。”就这样，邓奕权成为我聘请的第一位员工。
◆发票和匿名信
第一单到的货是三十吨的玉米，装了一个车皮，卖给深圳养鸡公司。（注：该公司是后来的上市公司康达尔的前身）深圳养鸡公司将三十吨的玉米拉走，我也要去公司收钱了。骑着自行车，后座上夹着两个条纹塑料大口袋，一边骑，我一边想：“这三十吨的玉米现金用自行车驮回去，不会遇到打劫的吧？可得小心点儿。”
到了红岭路的养鸡公司。我对公司的袁经理扬了扬提着的编织袋：“货你都拉走了，我来收钱了。”
正抽着烟的袁经理看着我：“发票呢？”
发票？我有点懵了。
在省外经委三年，对合同、信用证等常识还比较熟悉，但却不知道发票是何物。又不好意思问，就猜想可能是收据一类的凭证，“你要发票呀，我回去给你拿。”
回到特发公司，找到财务部要求开个证明。会计是一位刚从暨南大学财会大专班毕业分配来的女生，叫张敏。
“小张，给我开个收款的证明。”
“开什么证明？”身材有些单薄的小张会计疑惑地问我。
“你就写‘卖了三十吨玉米给深圳养鸡公司，每吨人民币一千三百元，共计三万九千元，特此证明’，就行啦。”
“从来没有开过这种证明啊？”
“你就开吧，客户要求的。”
小张给我开了证明，上面盖了财务章。
骑着自行车，后座依然夹着塑料编织袋，到了养鸡公司，把证明递给袁经理：“给，发票。”
袁经理接过那张证明条，瞥了一眼，乐得呛着了喉咙，一边咳嗽一边说：“来，小王跟我来。”
把我领到财务室，袁经理从财务抽屉拿出一本发票：“呐，发票上有国家税务专用章。这是专门印制的，证明不能作为发票。你回去告诉财务要发票，她就清楚了。”
再次返回公司，对张敏说：“他们要发票。”
张敏笑了：“早开好了，我还纳闷怎么不拿发票就能收到钱？”
发票送到养鸡公司财务手上，对方给了我一式二联的银行转账单。
我再次敲门，进了财务室隔壁的袁经理办公室。
“怎么没有给钱，却给了两张这样的东西？”我彻底糊涂了。
袁经理又乐了：“小王啊，你回去把这两张单交给财务，其中一联是给银行的，银行见票就会把钱划拨到特发财务。”
半信半疑回到公司，将转账单交给张敏：“这就是钱吗？”
“如果银行弹票，就说明养鸡公司银行账号上没有钱。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应该没有问题。”张敏耐心解释，我释然。
这两来两往，让我深刻感受到业务知识的贫乏，尤其财务方面，我更是个门外汉。我开始规定自己：每晚下班后，无论多晚都要看两个小时的财务书。通过自学，我才了解到什么是资产负债表，什么是资产平衡表。为了加深对财务的理解，我就在日常经营中进行练习，自己开始学着记账，将每天的交易、支出、收入记下来，下月初的时候，同张敏的财务账对照比较。
三个月过去，阅读财务报表没有障碍了。
赚了钱，买了一辆1。5吨的丰田小卡车。一人多职：组长、推销员、货场搬运、鸡饲料推销、司机……忙得不可开交。
随着业务的拓展，就是三头六臂，每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也顾不过来。一个助手已经不能应对业务的拓展。我招聘了第二名助手，一位本地民办教师，黄世浩。陆陆续续的招聘，加上特发的关系介绍，饲料贸易组的人手增加到七人。
邓奕权虽然个子瘦小，人却机灵，也肯卖力气，星期天的时间还悄悄把“王经理”（他从不叫我“王组长”）的脏衣服给洗了。他小学文化程度，文字表述能力奇差，数学也不行。除了民办教师出身的黄世浩，其余的农村工，文化程度同邓仔差不多。我决定给这些农村孩子开文化课。规定每星期三个晚上上课，每次一个小时，数学和语文轮流上。给他们上完课后，我自己一个人自学财务课程至零点。睡觉前，再听半个小时音乐磁带，威瓦尔第的《四季》、德沃夏克的《新大陆》、莫扎特的《弥撒曲》伴我人眠。
业务开展得顺风顺水，航线开通了，远东金钱饲料厂和正大康地的业务十分顺利。随着时间推移，特发公司财务部的饲料组专项账户上资金越滚越多。风言风语也伴随而来：王石自成体系，借用特发名誉，却背着特发贸易部赚大钱。贴着四分钱邮票的匿名信纷纷向特发总经理办公室飞去……特发总办主任李守芬曾任宝安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个矮壮实，黑白发问杂。大概是抽烟太多的原因，话音有些嘶哑。我申请进口饲料指标或其他业务前往总办时，碰到李总往往只是点点头，算是礼节性的招呼。但有一次，李主任把我唤进他的办公室，从抽屉里掏出一沓撕开的信封：“你干得很好，总办清楚。这些信的内容就没有必要告诉你了。”
临走时，这位当地出身的干部拍拍我的肩膀：“去闯吧，不要有后顾之忧。”听到这位老干部的鼓励，心里暖融融的。
去特发经常打交道的除了财务部的几位人员，还有业务秘书曾国华。健谈的曾秘书属老三届，毕业于宝安一中，善思考，同其谈话有种快感。去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