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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听后心里酸溜溜的，苦笑着说：“小说还没有头绪呢，你怎么就写序了？”
“我怕没机会写了，”丁能通伤感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深情地说，“怀远，我真羡慕你成了作家，起码心灵获得了自由。”说完摆了摆手，转身而去。
他捧着丁能通的日记和车钥匙，想送一送丁能通，却发现自己只穿了个裤头，他走出去，赶紧又退了回来，只好懵懵懂懂地走到窗前，强烈的阳光刺得他眯起双眼，一时间脑海中一片空白，就这么傻站着，竟恍惚地不知身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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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道破天机的日记
（丁能通足足记了三大本日记，顾怀远认真阅读后，忽略掉了与创作小说无关的内容，以下是顾怀远通过筛选作为创作素材的日记摘录，因此忽略了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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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晴。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写一部《驻京办史》。我以为，如果司马迁再世，他一定会在《史记》中专门写一章《驻京办主任列传》。不过京城大大小小的驻京办主任有六万多人，再加上副主任，以每个驻京办两位副主任计算，大概就有十二三万人，这近二十万人的驻京办主任还只是在职的，如果加上调走的、退休的简直无法统计，从中选出代表性人物，进入司马迁的列传，我想非我莫属。首先我在驻京办主任中知名度最高；其次我在驻京办主任中业务最精。我一直以为在社会科学领域，应该有一个重要分支，叫驻京办学，专门研究迎来送往、“跑部钱进”、信息搜集、感情联络、招商引资、截访维稳等专业，应该从哲学、文化、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科学、神学、生态等方方面面进行广泛的研究，之所以要建立驻京办学，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是因为驻京办是改革开放中不管黑猫白描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最早实践者，而且通过实践证明，其实不管白耗子黑耗子，只要战胜猫就是好耗子，同样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当然在驻京办学的分支学科中，尽管我对驻京办政治学、驻京办经济学、驻京办文化学、驻京办历史学、驻京办社会学、驻京办生态学、驻京办关系学等等，我都感兴趣，但是最喜欢的还是驻京办哲学。因为只有哲学是科学不能做出解答而神学又不能满意解答的事物，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我喜欢处于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之间的东西。而驻京办恰恰处于这两性之间，不仅机构如此，而且工作性质也如此。我知道哲学是从泰勒斯开始的，但驻京办哲学只能由我开始。因为是我最先想到这个问题的。罗素在谈到对苏格拉底前的哲学家的研究方法时，他认为应先为他们的立场设身处地，直到了解他们的思想，才可能放弃先前的偏见，采取准确的批评态度。我研究驻京办哲学的目的，也是希望那些诟病驻京办的人，别让心思在疑问中麻木了，设身处地地站在驻京办的角度想一想，了解一下驻京办为什么存在，驻京办存在的意义和贡献是什么，或许有可能放弃先前对驻京办的偏见，采取正确的批评态度，而不是一味地诟病和谩骂。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不阿谀时俗，不随波逐流的驻京办主任，也是一个言人不敢言的驻京办主任。赫拉克利特认为，人们用牺牲的血涂在身上来使自己纯洁是徒然的，这正像一个人掉进泥坑里却想用污泥来洗脚一样。我对这种陈旧的观点不能苟同，我认为，既然一个人已经掉进泥坑里了，就用污泥洗洗澡又有何妨，现在不是流行“泥疗”吗？污泥里不仅有有利于身体的矿物质，可以治病，犹如得了流感的人一旦痊愈自然产生抗体一样，而且具有美白的功效，也就是说，洗过“泥疗”的人会更干净，这就是辩证法。正如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被我们知道并受到赞叹，是因为与他们论战的敌人所散布的恶意的烟幕，使他们显得伟大一样，同样，驻京办之所以广受关注，也是因为对其嗤之以鼻的人恶意诟病，而使驻京办的重要性彰显出来，比如没有驻京办截访维稳，北京就会不稳定，还有什么比维持首都的稳定更重要的？要了解一个时代，我们就必须了解它的哲学，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就是哲学家。这就是我研究驻京办哲学的初衷。希腊文明第一个有名的产儿就是荷马，我非常喜欢荷马的《奥德赛》，我从小就崇尚英雄，在十年特洛伊战争后，奥德修斯为了归家饱受漂泊之苦，奥德修斯的漂泊之苦不仅被荷马写成了史诗，也被乔伊斯演绎成了《尤利西斯》，只是乔伊斯拿他笔下那个在都柏林由于闲得无聊而闲逛一天的广告推销员布卢姆与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相提并论，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布卢姆通奸的妻子更不能与贞洁的珀涅罗珀相提并论。不过我很喜欢这两部巨著关于漂泊的主题，一晃我在北京也漂泊了好几年了，哪个驻京办主任不是漂泊者？驻京办主任是最典型的“北漂”或“京漂”。驻京办主任的妻子个个都是珀涅罗珀。荷马史诗中体现出来的命运必然性的思想，对希腊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我希望我的《驻京办史》和《驻京办哲学》也能对中国思想产生深刻影响。当然荷马不是一个诗人，而是一系列诗人，我也希望这两部著作不是由我一个人完成，而是由一系列驻京办主任来完成，当然这还只是一个梦想。能不能实现这个梦想取决于命运，连宙斯也要服从“运命”、“必然”与“定数”这些冥冥的存在，更何况驻京办主任了。驻京办主任最大的挑战就是随时处于自我交战的状态，“一方面被理智所驱遣，另一方面又被热情所驱遣，既有想象天堂的能力，又有创造地狱的那种顽强的自我肯定力。”我们信奉“什么都不过分”的希腊格言，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敢于过分。在希腊神话中，我们驻京办主任最喜欢酒神狄奥尼索斯，因为驻京办工作是令人陶醉的，在沉醉状态中，无论是肉体上或者是精神上，我们的想象力都能从日常顾虑的监狱里面解放出来。因此，我非常同意罗素的观点，“人类成就中最伟大的东西大部分都包含有某种沉醉的成分。”“科学可以给知识确定一个界限，但是不能给想象确定一个界限。”同样，驻京办学虽然博大精深，但是也是有界限的，然而一位优秀的驻京办主任的想象力是没有界限的。泰勒斯说，万物是由水做成的。我认为驻京办是由网组成的。泰勒斯说，大地是浮在水上的。我认为驻京办是浮在网上的。泰勒斯说，磁石体内具有灵魂，因为它可以使铁移动。我认为，驻京办机构内部也有灵魂，因为它可以“跑部钱进”。因此，泰勒斯认为，“水是最好的”；我认为，“网是最好的。”米利都学派认为灵魂是气，气包围万物，驻京办的魂，不是气，而是场，这种场包围了北京城。正如“数学对于哲学的影响一直都是既深刻又不幸的”一样，驻京办对北京的影响同样是既深刻又不幸的，之所以说影响是深刻的，是因为驻京办已经融入到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之所以说是不幸的，是因为驻京办的场由土、气、火与水四种元素组成，可以将北京城埋了，可以将北京城漂起来，可以将北京城烧了，可以将北京城淹了。何况在恩培多克勒看来，这四种元素都是永恒的。其实对于驻京办的场来说，更准确的元素应该是酒、色、财、气。尽管驻京办对北京城可以产生深刻的影响，但驻京办人仍然是异乡人，永远也摆脱不了“北漂”的命运，这也是我特别钟情于《荷马史诗》的原因。我相信毕达哥拉斯的轮回学说，更敬重他的同情心，当有人在街上虐待一条狗时，他毅然决然地上前制止，“住手，不要再打它，它是一个朋友的灵魂，我一听见它的声音就知道。”受毕达哥拉斯这种精神所感动，我在大庭广众之中一眼就能认出谁是驻京办主任、谁是部长、谁是省长、谁是市长。尽管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都处于流变的状态，犹如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但是无论衙门怎么变，官怎么换，我仍然可以一眼就认出他们。因为条达穆斯说：“绝大多数人都是坏人。”这与古代小学课本《三字经》开篇讲到的“人之初，性本善”的观点截然不同。赫拉克利特认为，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可以成百上千次地走进同一家驻京办，当然驻京办主任也可以成百上千次地走进同一个部、委、办、局。这好像与灵魂有关，奇怪的是赫拉克利特认为灵魂是火和水的混合物，火是高贵的而水是卑贱的。灵魂中具有的火越多，灵魂就越干燥。他认为，“干燥的灵魂是最智慧的最优秀的。”我从来没有体味过灵魂干燥的感觉，我体会最多的是我的大便时常干燥，拉不出来。当然我也没有体味过灵魂是潮湿的，倒是身上总出汗，忙起来一身臭汗，湿乎乎的。赫拉克利特认为，喝醉了酒的人，灵魂是潮湿的，既然酒神的灵魂都是湿乎乎的，驻京办主任的灵魂也没有必要弄得干燥。何况灵魂越湿越快乐。通过研究驻京办哲学，我发现巴门尼德关于一是球体，一的全体无所不在的论断很有道理。因为驻京办包围北京城，将北京城包围成了球体，这说明驻京办的全体在北京城内也无处不在，因为目前任何单位都在重复着驻京办的功能，哪个单位不迎来送往？哪个单位不招商引资？哪个单位不“跑部钱进”？哪个单位不搜集信息？哪个单位不联络感情？哪个单位不截访维稳？我认为恰恰是驻京办功能社会化了，才使得驻京办成为关注的焦点。柏拉图将世界比做洞穴，在洞穴里面只能看到外面明朗世界的各种现实的暗影，驻京办的工作就是深入洞穴，然后发现各种现实的暗影，这些暗影犹如德谟克利特所说的虚无，他认为，当你用刀切苹果时，必须找到有一个可以插进去的空虚的地方。苹果如此，诺大的北京城更是如此，如果北京城是苹果，那么驻京办就是切苹果的刀，下刀的地方就是那些暗影。这恰恰是符合原子论者的观点，“没有什么是可以无端发生的，万物都是有理由的，而且都是必然的。”因此，驻京办也不是无端发生的，它产生的理由恰恰是中国问题的核心。正如罗素所言：“面包师为什么要做面包？因为人们会饥饿。为什么人们要铁路，因为人们要旅行。在这种情况中，事物可以用它们所服务的目的来加以解释。”任何事物都可以用它们所服务的目的来加以解释。驻京办也不例外，因此，没有必要以为驻京办进北京就是狼来了，说不定是羊入狼口也未可知呀！正如在柏拉图《国家篇》的第一卷里，特拉西马库斯所论证过的，除了强者的利益而外并没有正义。
星期四。阴雨。肖市长到北京两天了，是专程拜谒郑部长的。郑部长执掌着天文数字般的财政资金的投资方向的大权，他也可以决定把资金批给这个地方或企业，也可以决定把资金批给那个地方或企业，郑部长的手指缝儿稍稍松一松或紧一紧，就可以给某个地方或企业多批或少批几千万甚至几十亿，地方或企业与郑部长关系处得好，其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