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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思变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位在刚刚开放的深圳创业的老师。老师告诉他在深圳有很多机会，也能赚到很多钱。潘石屹问：“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由于很难回答这个本来属于常识性的问题，老师给他举了一个例子：“就说你身上的衬衫，如果你有钱，你就可以买两件，这样一件穿脏了你就可以换另外一件。”
这也许是有人第一次对他解释财富是怎么回事儿。
潘石屹突然坐立不安起来，下海创业的念头像疯长的野草在他心头蔓延。春节一过，他便变卖了所有家当，辞职南下深圳。
当年这么做是需要勇气的。
到达深圳南头边检站时，他身上只剩下80多块钱，这便是多年后外界描述的潘石屹的“创业资本”。由于没有特区通行证，如割肉一般忍痛从这笔“创业资本”拿出50元请人带路，才从铁丝网下面爬进了深圳特区。
从冰天雪地的北方来到鸟语花香的深圳，潘石屹突然觉得这儿真是天堂。他暗下决心： 一定要干出一番名堂来！
1984年3月，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莫里斯敏锐地意识到，过去一直看重前门、和平门和宣武庙的北京正在着力向东发展：“以耸立在北京东郊的长城饭店为圈子，这里聚集了与老北京胡同文化格格不入的一座座富丽堂皇的高楼。”一些外国人不再去北京西郊动物园旁边的老莫斯科餐厅了，而是在长城饭店大堂慢慢品尝牛油蛋糕。这里，除了窗外的空气是中国式的，到处弥漫着西方物质主义的文化时尚。
一个时代的转变常常是从最小的变动开始，而最初只有很少的人能感觉到。
在一家小型集体企业——北京怡达公司担任副总经理的任志强，就是属于这很少的人。
这个下过乡、当过兵、1981年转业、舍弃到公检法工作的机会，比王石小两个月的男人，当了三年的副总经理，卖了三年的油条，也数了三年的钞票。虽然找到了发财的机会，但他正郁闷着呢！自古能人遭人嫉，一个集体所有制小公司的红火让一些人不舒服，于是上级主管单位没收了公司的经营权，并派工作组进行整顿。
何去何从？任志强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此时，国家实施有偿转让国有土地的政策已经在特区试行。任志强性格倔强，但鼻子还是十分灵敏的。相关文件一出台，他就开始琢磨了，这里肯定能捞一把。精于挖战壕的任志强想，我修房子应该可以吧。
真可谓想啥有啥，任志强很快梦想成真。
总之，在1984年的某一天，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首任总经理戴晓明来找任志强，了解他一位下属的情况。
介绍完那个人的情况后，任志强和戴晓明聊起了关于企业发展的话题，如何办企业，如何办理注册，如何去寻找市场等等。
当时，华远刚刚组建，对于从未搞过企业的戴晓明而言，一切都是新的。因此，比他拥有更多市场独立经营经验的任志强当场就把他说晕了。谈话中，慧眼识英雄的戴晓明非常诚恳地表示，希望任志强能够加入华远。
其时任志强并不了解华远，他以为它完全是一个国有的全民机制企业。任志强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他绝不去国有企业。因为，他觉得完全国有的企业就像军队一样，会束缚他的发展。
任志强的态度是很坚决的，他跟戴晓明明确提出： 经营环境和条件要不受国有企业的约束。他的想法是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他宁愿在一个白手起家的小企业里做一个领导，也不愿意做一个国有大企业里的副手。
戴晓明明明白白告诉他，为实施旧城改造，西城区政府用借来的20万元于1983年成立了华远公司。华远虽然挂的是全民所有制的牌子，但实际上是一个编外的企业，说白了就是挂着国有的虚名，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所以华远在经营体制上是有灵活性的。
戴晓明当即向任志强承诺，只要完成一定的利润，经营的范围可以不受限制。
两人一拍即合，任志强由此进入华远，被安排到了这个总公司的核心部门——经济建设部门，当了部门经理。
戴晓明的邀请让站在十字路口的任志强找到了施展才能的平台。
到了华远，戴晓明让任志强组织施工改造地安门商场，这彻底改变了任志强的从业方向。当时对房地产还了解甚少的任志强一下子就成了施工队的队长，没成想一举成名，于是涉足房地产的脚步一发不可收。
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任志强在他最擅长的行业中，开始了辉煌的奋斗史。
这年秋天，在浙江东阳县，一个叫楼忠福的无足轻重的小角色，突然发动了一场“抢班夺权”行动。从此，他拥有了自己的舞台，成为房地产界瞩目的表演者。
谈到这位楼总，还是得先追溯一下他的出身。楼忠福的父亲楼茂春是浙江省东阳市一位普通的铁匠，当1954年3月楼忠福呱呱坠地时，楼茂春已经37岁了，在楼忠福年仅5岁的时候，楼茂春被当作反革命分子抓去劳动改造。楼忠福在什么样的境况下长大，可想而知。
改革开放后，楼忠福在浙江东阳城关建筑公司做建筑小工。不久之后，楼忠福被工程队破格提拔为材料科科长。但雄心勃勃的楼忠福在做好本职工作时，一直向往着更高的平台。
1984年，已是楼忠福到公司的第六年，公司经理到了退休年龄，需要确定接班人。楼忠福回忆当时的情形是，“按照传统做法，就是从公司里论资排辈提拔一个经理。当时，资历比我深的人有的是，但我还是决定一定要得到这个位置”。
于是，楼忠福找遍了当时有权决定经理职位的领导，向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并得到了一些领导的支持，但这还不足以让他名正言顺地成为新的公司经理。
当时，公司经理的儿子也想接他老子的班，就跑来和楼忠福理论，结果被他的一句话说得哑口无言，楼忠福声色俱厉地说道，“你爸爸当经理时都听我的，你凭什么能力来和我争经理的职位？你和我争，就等于往你爸爸脸上抹黑。”
为避免夜长梦多，志在必得的楼忠福更是快刀斩乱麻。在部分领导的支持下，他催促公司第二天就宣布他为公司新经理。但任命书宣读过后，会场一片哄乱。这时，楼忠福眼睛一瞪，从包里取出公司的公章，用一把刀在公章上“嚓嚓嚓”砍了三下，然后大声宣布：“从今天开始，盖了这个章的事情我才认账，其他概不负责。”这一举动把大家镇住了，交接仪式戏剧般顺利完成。
当上经理后，楼忠福立马向银行贷款160万元，将公司改名为“东阳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很快在浙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开始向房地产业进军。
有的人开始思变，同样也有人选择固守。但有人总结说，当今房地产界的标志性人物，当年固守者多是高学历的人，比如孟晓苏，比如冯仑。
孟晓苏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就直接走进了中南海，先在中宣部新闻局工作，一年后被调入国务院。1984年的时候，他正担任着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秘书。
冯仑1982年从西北大学考入中央党校读研究生。在中央党校，他读了很多书，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不仅读德文版，也读英文版，不同的版本对照着读，连标点和注释都互相比对。1984年，25岁的冯仑获法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因为有着较高的理论素养，冯仑后来进了中宣部，不久又去了国家体改委。
1984年，拨开了计划经济的迷雾，商品经济时代的魅力犹如晨曦般迷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变化，推行住宅商品化的思路日渐清晰。因此，这一年成为改革历程中一个特殊的年份，而被长久地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房地产公司从政企不分的“混血儿”过渡到完全企业化，就始于这一年。
1984年5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所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城市住宅建设，要进一步推行商品化试点，开展房地产经营业务。……要着手组建多种形式的工程承包公司和综合开发公司。”同时强调：“城市住宅建设，要进一步推行商品化试点，开展房地产经营业务，通过多种途径，增加资金来源，逐步缓和城市住房紧张状况。”
国家明确了支持经营性房地产经营开发的方针，这是中国房地产业的一个重要转折。
紧接着，1984年10月，党的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使中国的房地产业有了新的转机。这个《决定》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这就是说，中国的房地产业也必须走商品经济之路。
10月3日，国务院在《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中，提出了“推行住宅商品化”的思路，“大中城市都要逐步扩大商品化住宅建设。建设周转资金由建设银行贷款、企事业单位集资等多种渠道解决”。随后，国务院又批转了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的《关于扩大城市公有住宅补贴出售试点报告》，明确了“城市公有住宅补贴出售给个人，是逐步推行住宅商品化、全面改革我国现行住房制度的重要步骤”。
10月26日，主管房地产业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出台了《关于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暂行办法》，对组建房地产公司——那时叫“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做了明确的规定：“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司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单位，实行自主经营，独力核算，自负盈亏，对国家承担经济责任。”其主要任务是“经营城市土地开发和房地产业务”。
这之后，各地房地产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房地产业从此登上历史舞台。
房产与地产紧密相连。在房产开始“苏醒”之时，地产也开始“解冻”。
继深圳、广州开始收取城市土地使用费后，辽宁省抚顺市也在1984年开征了土地使用费，这是非沿海城市中起步最早的内陆城市。开征的缘起是，抚顺市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刘文甲，1983年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他听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地租仍然存在、城市土地理应有偿使用的专题讲课后，深受启发，于是开始琢磨并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调研，提出开征方案。后经市政府讨论通过并报财政部批准，全面开征城市土地使用费。尽管当时抚顺市还没有“三资”企业，但开征当年就收取土地使用费1300多万元，不仅使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短缺的情况有所缓解，而且有的企业主动退出超占及闲置的土地。
这表明地产商品化正式起步了。
同年，国家计委、经委、统计局、标准局等批准颁布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和代码》，首次正式将房地产列为独立的行业。
1984年11月，中国城市住宅问题研究会在安徽省屯溪市召开第一次学术讨论会。讨论会以改革城市住宅经济体制为中心，重点讨论了推行住宅商品化，改房租暗贴为明贴等问题。会议认为，改革城市住宅经济体制的中心内容是推行住宅商品化，住宅商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