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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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他的"顾问"- 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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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打胜仗,红军就能发展,根据地就能扩大,可是,在当时正确的意见却硬是被中央局打入“冷宫”。

5月下旬,广东之敌陈济棠1个师深入江西信丰,威胁我军北上。中革军委命东路军回师赣南与粤敌作战。

6月下旬,毛泽东随东路军回到赣南天心圩。此时已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朱德任总司令,但不设总政委,毛泽东在军内仍无职务。毛泽东只是以苏维埃主席身份随军行动。当时,在怎样打粤敌上,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以围城打援的办法诱歼信丰之敌。

但围城有两种作战方案。

毛泽东主张围南雄,彭德怀坚持围大庾(今大余〕。彭断言围南雄敌不会增援,打大庾三日包打下,如打不下再围南雄。

结果打大庾不下,我军再转向南雄,信丰敌迅速增援。我军得悉时,信丰出援之敌已全部过了水口,水口只有一石桥,我军急令五军团、一军团猛追,也只能由石桥上通过,因河水深不能徒涉。敌后卫回击,与我激战于水口、南雄之间,随后,三军团也赶到,敌军顽抗,战斗非常激烈。我军猛追到距南雄城约20里,城内敌军派兵接应,我军只好收兵。后方来电严责不向南雄追击,前方回电除说明已不能再追的情况外,并说“中枢遥制,于军不利”。可见当时不同军事思想的矛盾已发展到表面化了。

毛泽东对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很恼火,批评人很严厉。一天晚上,郭化若有事去找朱老总,朱老总与王稼祥住在两隔壁,两人正坐在房门口闲谈,王稼祥说:“老毛骂人,不行,要找个机会斗争他。”朱德说:“毛泽东有办法,红军离不开他。”后来,王稼祥在长征途中转变了对毛泽东的看法,逐步认识到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遵义会议上便完全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了。

郭化若也提醒过毛泽东,说:“主席,有人反映您批评人太厉害了。“毛泽东说:“对军事上的冒险主义,不批评狠一点,就是不听,他 们麻木。根据地、红军受损失,他们不心疼。”

一六、毛泽东对郭化若说:要经得起考验

7月底,王稼祥找郭化若谈话,告诉他工作有变动,调红军学校任教。郭化若对自己干什么无所谓,也不去细想,只是为毛泽东的处境担忧。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中国革命战争在世界革命中起什么作用,虽然有时也想过,但了解不多,理解不深。但对在毛泽东领导下能够打败蒋介石,则是深信不疑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关系红军的存亡,关系中国革命的成败,这是郭化若和许多红军战士当时就认识了的。所以他很不愿意这个时候离开毛泽东。于是他去找毛泽东:“主席,我不想这个时候变动工作。”

“要服从调动,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共产党人都要经得起考验。” 毛泽东平静地说。

郭化若听了,明白自己的工作调动毛泽东事先是清楚的,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可是郭化若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一到红校,就被在大会上宣布开除党籍,什么原因,没有说。这真是晴天霹雳,但有冤无处申。后来才知道,王明之流搞肃反扩大化,他们认为AB团、改组派、第三党、社会民主党、取消派、托派等等的“反革命组织满布于赤区”,到处乱捕、乱关、乱斗、乱杀。据近几年有关部门统计,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福建搞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仅100万人口的闽西苏区受害和被错杀者达6352人。王明之流以托派嫌疑的莫须有罪名开除了郭化若的党籍,万幸的是没有砍他的脑壳。王明之流迫使郭化若离开一方面军总部,离开毛泽东,又用肃反的棒子打掉郭化若的党籍,手段可谓狠毒。

关于AB团问题。远在北伐战争时期,段锡朋就组织了AB团(即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1930年10月,红军打开吉安后,地方党发现了他们的旗帜、印章、暗号。这时,据说AB团分子窃据了许多重要职务。但是,他们的人到底有多少,不清楚。

富田事变发生在12月7日,是由打AB团引起的。这是在发现AB团组织后,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就到红20军抓AB团分子,抓到该军独立营营长刘敌审问,刘敌这个人有流氓习气,他一方面转移视线,乱供一气,把凡是他不满意的人,都说成是同伙的AB团分子; 另一方面,又煽动战士捉拿李韶九和刘铁超,将他们捆绑起来。刘铁超是20军的军长,“六大”中央委员。后来,李韶九说服看守战士,对他们说:“我是来肃反的。”卫兵听到他是来搞肃反的,就把他放了。刘敌深怕李韶九报复,便蒙蔽战士,捕捉了红20军的领导人,包围了驻在富田的江西行委和省委机关,把部队带到赣江以西去了,但没有打白旗。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刘敌派人送信到红军总部,说要把部队带回来。但信里却说什么“反对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并将信直接交给了彭德怀。当时,考虑到刘敌是在搞分裂,属于叛变性质,总部就回信要他回来。刘敌回来后,总部开庭审问他。主持审问的是朱德和董必武。审问时,要刘敌说出“为什么要把部队带到河西去”,他招认是AB团,于是把他杀了。

李韶九对AB团非常仇恨,他担任肃反委员会主任,采取逼、供、信的方法,杀了很多人。郭化若当时被任命兼肃反委员会秘书长,他记得第二次反“围剿”后,抓到了李文林。郭参加了审问。李文林说:“你们不要动刑。我不是AB团分子。我在上海汇报时见过陈独秀,我是陈独秀单派的。”审问后,郭化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根据他的口供,看来不是AB团,于是把他放了。以后搞肃反扩大化时还是把他杀了。不久,又将周冕、陈中日抓来审问。用刑后,周、陈要求作书面交代,但他们写了一阵,写不下去。郭化若在旁边观察,觉得他们不像AB团。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不能向他们赔礼道歉。随后,又把丛允中抓来,这回没有动刑,只是向他交代政策,并用了“诱供”(比“逼供”更厉害)。这样,他自编了一些谎话,当时信以为真,就把他杀了。

不过丛允中模仿毛泽东的笔迹达到了乱真的程度,富田事变时有几封挑拨离间的信,后来经查认为他有很大嫌疑。

一封送给彭德怀,是伪造毛泽东给古柏的信,内容是“在审讯AB团时,要逼出彭德怀是AB团分子”,彭德怀识破了,没有上当。

还有一封送给朱德,是伪造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信,信中说“寄来的钱收到了,我在适当时候把队伍拉过去”。朱德接到信后,研究了一夜,终于辨出了真伪。第二天一早去找毛泽东,敲了敲门,就推门进去。毛泽东还没有起床,他一边坐起来一边说:“老总,什么事,这样急?”毛泽东有个习惯,起床后一般要披着毯子靠墙坐一会儿,抽支烟再下床。朱德坐在他的床沿,把信递过去说:“给你看一样东西。”毛泽东接过信一看,很快退给朱德,说:“这样的信怎么给我看,我是反革命呀。”

“这不是你写的,我研究过了。”朱德说。

“何以见得。”

“你看,你写东西从来不用阿拉伯字,这里用的是阿拉伯数字。”朱德指着信末尾的日期说,“还有,你写的撇,像女人小脚向上挑,这 里向下挑;‘目’字,你也从来不这样写。”

听到这里,毛泽东立即翻身下床,紧紧握着朱德的手大声说:“哎呀,朱老总,原来我认为你是个很粗的人,想不到你这么细。”从此,朱毛彼此更加信任、亲密。

现在看来,过去在肃反中没有过细地调查研究,没有确凿证据,确实冤枉了一些好人,搞了肃反扩大化,许多人都不是AB团分子,在党的“七大”时,都恢复了名誉。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信以为真,这就难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说,也有个经验问题。大革命时期,洪流滚滚,泥沙俱下,革命队伍混进了坏人是难免的,当时把坏人都说成AB团分子。 打AB团扩大化,开始是李韶九,后来是王明冒险主义执行者。毛泽东对此是很慎重的。至于由打AB团而造成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的肃反扩大化,完全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政策造成的。

所谓托派,就是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是苏联人,1930年斯大林说他反布尔什维克,开除了他的党籍,并在苏联党内开展清洗托派的运动。王明之流是莫斯科的应声虫,说中国也有托陈取消派,要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现在看来,抓托派全是捕风捉影。他们为什么抓郭化若的托派呢?当时有两件事。一件是三军团有位师长叫李匿才,1930年秋打长沙后被认为是托派,把他杀了,抄出了郭化若写的一封信,但内容是一般的问候,毫无政治内容。第二件是1932年红校在审理“托派”时,有人诬供郭化若是“托派”。这两件事虽然证据不足,但在当时党内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横行时可当作大问题了。案子报到了王明的代理人那里,他说:“王明早就感到这个人不可靠,认为是混进党内的。”“大人物”说郭化若是“混进党内”的,自然要开除出党,而且这种处理还是轻的。只是当时红校有位俱乐部主任危拱之平白无故地受到牵连,使郭化若至今感到不安。王明的代理人指定危拱之监视郭化若的行动,但危拱之对郭很了解,在莫斯科就认识,她认为郭化若是个好同志,打成托派是错误的。她不仅没有及时向“组织”汇报郭的活动,而且还向郭化若透露王明代理人迫害“托派”的内情。这就使王明的代理人很恼火,开除了她的党籍。这位正义凛然的女性,虽然后来党籍得到了恢复,但建国后不久,因积劳成疾瘫痪了,在病床上躺了27年,于1972年与世长辞。

郭化若从方面军的代参谋长到红大的教员,又被开除了党籍,感到抬不起头来。但他想到毛泽东说的要经得起考验,又振作起精神。毛泽东历来重视创办学校培养人才。早在1927年12月,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人井冈山不久,就在砻市的“龙江书院”创办了我军第一个教导队,开始培养部队基层干部。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组成工农红军第4军后,扩大了教导队,各地区、各军团也先后成立了教导队或随营学校。1931年6月22日,一方面军前委扩大会议对办好红军学校问题专门做了研究,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办红校是十分必要的,过去的几个红军学校都办不成器,必须抽红军中高明的负责人去办。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工农红军发展到10万人,中央决定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培养军政指挥人才。1931年11月,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中还强调“军事政治学校应集中力量办下去”。郭化若把去红校任教当作是执行毛泽东交给他的任务去完成。他积极工作并在工作中研究战术,补习文化。当时红校的校长何长工也把郭化若当教学骨干,让他在红校教学中发挥作用,缺什么课就叫他教什么课,他先后教过防空、参谋业务、炮兵射击等课程。后来办了高级干部班,又让他教高级班。1933年冬,中央红军军事政治学校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郭化若被任命为红大的总教官,从此他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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