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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王良和参谋长粟裕立即对情况进行了分析。大家认为，土围子内的地方武装负隅顽抗，不但严重影响军队的前进，而且不消灭他们，也会影响红军在当地群众中的威信。于是，政委罗瑞卿和军长王良、参谋长粟裕安排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后，就由东路军指挥部特务连连长带路，来到大禾镇外一间颓垣断壁的房子里观察地形。
三人正用望远镜观察，突然镇内“砰砰”打来两枪，只见王良身子一震，就伏在墙头上了。罗瑞卿和粟裕赶紧扔下望远镜去扶他，扶起一看，头部一枪，胸口一弹，殷红的血正咕咕地冒出来，罗瑞卿把王良抱下墙来，轻声而急切地呼唤着：“王良同志！王良同志！”
可是，王良军长已经不能再回答亲密战友的呼唤了。
罗瑞卿悲愤万分，他拔出驳壳枪，与参谋长粟裕迅速交换了意见，向严阵以待的红军战士发出了进攻的命令。
乘胜回师的红军战士们如猛虎下山一般，向罗瑞卿指示的敌人的薄弱处，扑进大禾镇土围子，迅速解决了这支不识时务的地主武装。
战斗结束后，罗瑞卿仍然不愿承认朝夕相处的战友已经牺牲，他让战士们用担架抬起王良的遗体，火速回师，直到进入苏区会昌。
在会昌，罗瑞卿亲自主持了全军为王良军长召开的追悼会。在安葬战友时，罗瑞卿把王良使用过的一块怀表用红绸包好留在了身边，以志怀念。每逢战斗胜利，就打开红绸，上紧表弦，同时低声告慰战友的在天之灵：“我们又胜利了！”
直到全国解放，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建馆之初，罗瑞卿把这块表盘已经斑黄的怀表捐献出来，陈列于馆内。在他的心目中，王良同志同千千万万为革命事业捐躯的英雄一样，永远活在战友的心中，永远活在后继者的心中。
王良牺牲后，周昆继任红四军军长。红四军回师中央苏区后，罗瑞卿率领红四军参加南雄、水口战役，然后在江西最南部的全南、龙南、定南地区分兵发动群众。8 月间，罗瑞卿由于面部伤口老不封口，又住院治疗。10月参加了建宁、黎川、泰宁战役， 11 月参加了金溪、资溪战役。此时毛泽东已经被迫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但是由于朱德、周恩来仍然按照红军中已经牢牢扎根的毛泽东式的战略战术进行指挥，所以，仍然取得了很大胜利，为反击第四次“围剿”奠定了基础。
1933年1 月，蒋介石在其实现“围剿”鄂豫皖和洪湖根据地第一阶段的军事计划后，便跑到南昌组建行营，召开军事会议，精心策划第二阶段的军事“围剿”计划——进攻中央苏区。接着，他委任何应钦为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自己兼任江西省“剿共”总司令，调动九十个师约四五十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以合围之势，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
中路总指挥是陈诚，中路人马为“围剿”军主力，多系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十分精良。当时，陈诚的军事部署是：三个纵队共十一个师，采取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的战略，向中央苏区东北部的建（宁）、泰（宁）、黎（川）
红色区域实行包围截击，企图一举消灭中央主力红军。其中第一纵队对红军威胁最大。这一纵队由罗卓英指挥，下辖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师三个师，从宜黄、东安出宁都、广昌，袭击主力红军和苏区的后方及归路。中央红军经过一个月的激战，但是由于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错误指挥，收效甚微，损失极大。
此时罗瑞卿已被任命力红一军团保卫局长。1933年1 月，一军团在黎川县三都整编，决定撤销军的番号，军团直辖七、九、十、十一共四个师。罗瑞卿随第一军团参加了这两次重大战役。
2 月初，周恩来、朱德毅然改变外线作战，先发制人，强攻硬打的错误方针，采取退却步骤。先以小股红军虚张声势，伪装主力东渡抚河，将敌主力第二、第三纵队向黎川方面吸引，大部分红军则掩旗息鼓地秘密向抚河西南方向的广昌转移，集中于广昌的东韶、洛口地区隐蔽，等机会伏击敌人。
敌人果然不知是计，敌第二、第三纵队向黎川猛追，而敌第一纵队各师远离其二、三纵队，由乐安、宜黄向广昌前进。红军先以地方部队不断阻击、袭扰迷惑敌人。当敌右翼部队第五十二、五十九两师进入宜黄南部的黄陂、大龙坪地区时，红军第一、三、五军团各军出敌不意，于2 月27日拂晓发起攻击。这天，罗瑞卿和一军团参谋长徐彦刚奉命率领七师、九师作为一军团的右翼（左翼是林彪、聂荣臻率领的十师和十一师）至登仙桥一带待机伏击敌人。
据耿飚同志回忆说：黄陂地区山峦叠起，古木参天，在磨罗嶂一带，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峡谷地带，为敌人的必经之路。我们的一、三、五军团和二十一、二十二军，就埋伏在两侧的山上。那几天适逢连日阴雨，又浓又密的毛毛雨罩着峡谷，浸没了山头。尤其是一早一晚，十几步外就难辨人影。这给我们的隐蔽行军带来了方便。但道路泥泞，山石光滑，又给行军带来了许多困难。在向伏击圈展开时，已是大军云集，道路却不够用了。我便向师长李聚奎同志建议：干脆按地图上的方向，在现地平推，趟出一条路来。他便让我带尖刀连导向。我们披荆斩棘，连开带趟，在荒山上走出一条路来，按时进入伏击地大龙圩周围。
27日拂晓，第十师、第十一师埋伏于登仙桥大路东北方向的山上，七师在蚊湖附近，改编中新任军团参谋长徐彦刚同志和保卫局罗瑞卿同志，便到各处查看部署情况，之后，就到我们指挥所来坐镇。
下午一时，七师首先打响，接火的是敌五十二师。该欲显然尚未察觉我军意图，但他们是蒋介石的嫡系，装备好，当时已经有了从国外引进的轻机枪，又长期在湘赣一带活动，山地作战能力也比其他敌军强些。打响后，敌人一边抵抗，一边向蚊湖、大龙圩收缩。凑巧的是，七师一开始就抓到一名俘虏，是个连长。他供称：大龙圩有敌师部和一个旅。
徐彦刚和罗瑞卿同志即向我们面授任务，要我们直插大龙圩，袭击敌师部，争取活捉敌师长。……
……我率二十五团向大龙圩猛插。主力从正面进攻。我们仍然“衔枚疾走”，隐蔽接敌。到达大龙圩村边一条小河时，渐浙沥沥的毛毛雨又下起来了。二十五团团长突然跃到我面前，紧张说：“参谋长，快看！”
透过雨幕，我们看到了敌人的指挥所，只见小桥上有个穿雨衣的胖子，正拿看望远镜“高瞻远瞩”呢，从旁边的马匹、护兵、提包拿图的随从来看，这胖子来头不小。二十五团团长说：“不知是不是敌人的师长？”
我说：“不管是师长还是旅长，一定抓活的。你先组织火力压住他再说。”
团长便安排机枪连负责人力压制。我对机枪连连长说：“你们三挺机枪封住他，之后就一边打一边冲，火力不要中断，直到抓住为止。注意，不要打死他。”
之后，我们便展开攻击。师长带领的主力也一线展开，向大龙圩猛攻。战士们已经知道那里有敌人的军官，尽管不知是不是敌人师长，还是大喊：“冲啊！抓师长啊！”敌人见势不好，保护着那个军官便撒。可是我们的机抢不分点地猛扫，打了个“梅花瓣”，敌人只好伏在地下，拼命还击。这时，从村子里冲出一股援兵，来抢这个军官。我便带部队兜过去，向村里猛压。
混战中，二十五团机抢连连长追上来报告：“参谋长，那个军官抓住了，好胖噢！”
他做了个大肚子手势。
“什么官？”
“他说是书记。”
战斗完了以后，我才知道，他就是敌五十二师师长李明，就派侦察参谋彭明治押送后方。聂政委听说抓到了敌人师长，十分高兴，连说：“好！好！这叫‘擒贼先擒王’呀！”
经过两天激战，红军在黄陂地区的蛟湖、霍源、登仙桥等战场上次第将敌之五十二、五十九师大部歼灭，活捉了该两师师长李明、陈明骥，取得了黄陂大捷。
3 月21日，罗瑞卿又随林彪、聂荣臻率领第一军团，参加了歼敌十一师的草台岗战斗。那日凌晨，乘着大雾向来犯的敌之十一师、九师发起攻击，红军指战员个个奋起杀敌，白刃肉搏十余次，一直冲到最高峰。经过一天激战，敌第十一师大部被歼，师长肖乾重伤毙命。敌第九师小部被歼，敌五十九师残部则消灭殆尽。其余敌人连夜溃退黄陂，敌之先头部队亦仓皇退向南丰，向大本营抚州方向撤退。红军又取得东陂战役的全面胜利。
黄陂、草台岗两次战役，红一方面军共歼敌三个师，俘敌万余，缴枪万余支，并缴获三百挺最新式机关枪，四十门大炮。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基本被打破了。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发出了惨痛的哀鸣：“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罗瑞卿经过了战斗的洗礼，更加成熟了。
就在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红一军团发生了一次吗啡当奎宁的事件。
罗瑞卿负责的保卫局，主要担负四个方面的的任务：一是训练警卫员，保护军团首长的安全。二是巩固部队，防止反革命分子混人部队进行破坏，防止个别坏分子拖枪投敌；行军时，组织拦阻队（后称收容队），防止开小差。三是清查俘虏。四是在边沿区或在白区驻扎、行动时，进行社会侦察，尤其是对敌情、敌特的侦察，破获敌探，防止外部敌人的破坏，对付小股土匪。
这天，罗瑞卿刚把对一个进入苏区的小贩审问告一段落，突然接到了军团部通知，说卫生处发生了给干部吃毒药的案子，叫他快去办理。
他迅速赶到军团政委聂荣臻住处。
聂荣臻政委正在窗前来回踱步，显得十分焦急。他看到罗瑞卿急匆匆地走来了，立即把他拉进屋里。
“政委，到底怎么回事？”
“瑞卿，事情的详细原委还有待调查研究，目前的情况是。军团机要科长和警卫连指导员都得了恶性疟疾，服用了卫生处发下来的药后，出现了异常反应，有的同志已经怀疑是特务投毒的恶性事件。这件事直接关系到军团领导和我军干部战士的安全，也涉及到卫生处工作同志本身清白，责任医生游胜华已经被关起来了。你要慎之又慎，实事求是地把这件事查清楚，越快越好。”
罗瑞卿睁大眼睛听着，他的心弦紧绷起来。
“政委，这件事可能很复杂，我尽快摸清情况再向您汇报。”
罗瑞卿从聂政委处出来，找到被关押的游胜华，请他谈谈具体经过。
游胜华一见到罗瑞卿，眼泪就扑落落地掉下来了，他对罗瑞卿说：“罗局长，我现在有口难辩啊……”
“不要着急，胜华同志，好好想想，把具体经过谈谈。”
在罗瑞卿的安抚下，游胜华情绪渐趋平静，向罗瑞卿讲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军团机要科长和警卫连指导员这几天正患着恶性疟疾，非常痛苦，他去①见《耿飚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第165 —168 页。
给他们诊治时，就把药箱中留给军团长用的一点奎宁给他们吃了几片，谁知，这两人吃了药后不久，即出现了异常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