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大将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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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十大将军传- 第50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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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同时,周总理也给彭真打了招呼,所以, 11 月29日,《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同时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11月28日,罗瑞卿准备离开上海,向主席汇报时提出,他准备到苏州去看林彪。毛泽东含笑点头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毛泽东把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

在苏州,林彪不动声色地接见了父亲。听说父亲的到来,叶群星夜从搞“四清”的地方赶回来,在近旁的一间屋子里偷听。父亲向林彪汇报了工作。临走时,林彪问父亲身体怎样。父亲说,还好,只是最近常闹牙疼。林彪说:牙疼要吃莲子炖鸭子,一吃就好。豆豆几次牙疼,一吃这个就不痛了。

整个谈话过程,父亲没有感到林彪有什么不满意和不高兴,反而觉得这次和林彪的谈话显得比往日轻松些。

母亲不放心,稍后曾在电话上问父亲:“谈得怎样?”父亲说:“谈得很好。”母亲又问林彪的身体怎样。父亲说:“比我们在大连时见到的样子好多了。”

这时候,离上海会议仅仅九天。

父亲离开苏州,就去西南看地形去了。①在这期间,林彪做了些什么呢?

11月18日,林彪在苏州发出了《1966年全军工作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即是:学毛著,坚持四个第一,抓基层,提拔干部,苦练过硬的军事技术。林彪着重指出:“毛主席的建军思想,从来都是把政治摆在第一位,政治领导军事,统帅军事,军事只是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包括更多更多的东西,有更大的范围。”并且说:“什么是最好的新式武器?不是飞机,不是大炮,不是坦克,不是原子弹,最好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

同时,他派人给毛泽东送去一份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并附了一封短信。

11月30日,林彪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主席:有重要情况需向你报告,好几个主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敬礼!

林彪11月30日同日,叶群携带着这一封信和十一份长达五十一页三万余字的材料(除一份是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外,全部是揭发罗瑞卿的材料),乘由空军司令吴法宪从上海派的飞机秘密飞到杭州,向毛泽东作了六、七个小时的汇报。

汇报完毕,毛泽东收下了送来的材料,吩咐她不要在杭州停留,立即返回,并派汪东兴乘专列送她回去。

12月2 日,毛泽东对林彪11月18日来信及所附兰州军区的材料的批复,大意是: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五十五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军部、各兵种大同小异。可否将此件转发到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到师党委为止,供他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表示了对罗瑞卿等人的不信任。此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以一些无中生有的罪名被调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受到诬陷,并被停止工作。

1965年12月8 日至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史称上海会议。

会议是在极不正常的气氛中召开的。除毛泽东、林彪外,会前谁也不知道具体内容。在会议前半段,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叶群,作了三次共约十个小时的发言,历数了罗瑞卿的个人野心,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向党伸手的“罪行”,其中最耸人听闻的一段话是:刘亚楼对我说:“六三年以来,我几次想和你谈几点意见,是罗交代的。四点意见是: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看林彪同志要上政治舞台的。

二、你的任务很重,应保护林的身体。

三、再不要干涉军队的工作了。

四、放手让罗总长工作,信任他,一切交给罗负责。“

我对刘说:“每个人都上了政治舞台。林荣誉很高了,无意再进。这是中央决定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谈的问题。”刘说:“你怎么这么迟钝,你如果办到了,林进入政治舞台,不管军队,让罗干,总长不会亏待你的。”我说:“这是对我最大的污辱。”回来路上小孩都说:“刘讲得不对,你答得对。爸爸又没有野心。”回家后林说:“你答得对,今后不准讲这个事,这是违背原则的事。”

……

诸如此类严重的指责加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身上,又没有原始的材料可凭,与会人员大都表示怀疑。刘少奇会前听了叶群的汇报,立即说了句:“难以置信。”

邓小平感到叶群所讲要害在于所谓刘亚楼的“四条”,而刘已去世,是“死无对证”。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朱德怀着沉重的心情参加会议,当康克清怕他是不舒服问他时,他摇头不语。有时他又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这样搞下去,面就宽了,要涉及到很多人,怎么得了呀!”于是,会议决定把罗瑞卿召到上海。而此时的罗瑞卿正在昆明考察地形。罗瑞卿同志的夫人郝治平回忆当时情形时写道:1965年12月9 日,我和瑞卿一起到了昆明。瑞卿作为全军的总参谋长,每年都有巡视部队的计划。此行是计划的一部分。10日,他和昆明军区的领导干部见了面。谈话的时候,阎红彦、周兴都在场。大家请瑞卿同军区的一般干部见个面,作个报告。瑞卿说没什么报告好作,不过见个面和大家谈一谈,我是很愿意的。就去同大家见了面。回到住所,秘书就来说中央来了电话,通知瑞卿去上海开会。开什么会,没有讲。

我觉得有点突然,开会的事情怎么事前一点都不知道呢?原来中央开会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时书记处的几个人,小平同志、李井泉本来都是在昆明的。他们想去看看三线的建设情况。知道瑞卿也来昆明,电话联系好了在昆明碰个头,然后一起去看工厂。可是瑞卿还没有到,邓、李二人就被叫到上海开会去了。可见,开会,开什么会,他们事先也不知道。

我们问阎红彦关于会议的情况,阎也说不清楚。为了给会议做些准备,瑞卿只好打电话回北京。北京只有彭真同志在家。彭真同志说:“只知道开会,不知道开什么会。”后来,彭真同志打电话问总理。总理大概是知道会议内容的,而且可能向彭真同志吹了一点风。彭真同志又打电话给瑞卿说,你去吧,去了就会知道了。我们就猜,也许是军事上的事?因为这样神密和紧急。

贺老总当时也在北京。接到开会的通知,贺总问:开什么会?回答也是:到上海就知道了,飞机已经安排了。秘书问贺总会议上要带点什么文件?贺总说:带上地图去。可见,贺总也猜想开会是为了军事上的事情。到了上海,下午,刘少奇同志就跑来找贺总问开什么会。贺老总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罗瑞卿夫妇到上海后的情形如何呢?我们还是接着引述郝治平同志的回忆吧:我和瑞卿是12月11日去上海的。平时外出,飞机起飞时间都是由瑞卿定。这次空军却打电话通知飞机定在十点钟起飞。我们问为什么订在十点呀?空军说上海虹桥机场上有英国人的飞机降落,碰上了不好办。瑞卿也觉得没什么关系,十点钟飞就十点钟飞吧。

在飞机上,瑞卿还像平常一样看文件,一刻也没有停。飞机开始盘旋下降,上海市已经在脚下了,我说:“不要看了吧,就要到了。”他这才让秘书把文件收起来。到上海的时间是11日下午两点多。

机场上,陈丕显同志和吴法宪在等候我们。这使我们又感觉到奇怪起来。因为中央规定开会是不准迎送的。平时到上海,也只有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迎候。

和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位领导同志的爱人,在我安排她坐车子进城的时候,吴法宪在旁边一连声地说:“不要你管,不要你管,有人来接她的。”

吴法宪这个人有个特点,他平日里见了总长总是殷勤得过分。开关汽车门和脱大衣、穿大衣这样警卫员份内的小事,他都要亲自去做,而且次次如此,年年如此。有一次他甚互还跟我说过:“苏联人把斯大体称做他们的父亲。其实我们这些人还没资格称毛主席为父亲,我们只能将林总和总长这样的人称做父亲。”我就对他有点儿反感。这次一反常态,直挺挺地站着,一个劲儿地催我们上车,态度生硬得很。我心里想,这个人怎么了?一下子又成了这个样子。但是我仍然没有去想他。

我们和陈丕显同志同车进城。瑞卿总想知道开会的情况。可陈丕显同志显得很不自然,就是不谈开会,老和瑞卿东拉西扯地谈些庄稼啦,雨水啦,工业生产情况啦等等。后来,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他是奉了命令不准和瑞卿谈会议情况的。

瑞卿这个人平素喜欢和大家在一起。以前到上海开会,我们都住在锦江饭店,那里人多热闹。快进城的时候,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这次不住锦江了,锦江饭店人都住满了,住不下。另外找了一个单独的地方让我们去住。我心里疑惑起来,这才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但我们仍然没有多说什么,看瑞卿,他也沉默。汽车很快就到了一个小院子(后来知道是建国路618 号。现在是波兰领事馆),这时,陈丕显才告诉瑞卿说总理和小平同志都在房子里等他。一听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在等,瑞卿就有些吃惊,我也很紧张。但这时已经不容我们再考虑了。陈丕显同志的话音未落,车子已经停在一座两层的楼房前。瑞卿下了牟,就直接急步走进了楼下的会客室。

我没有看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就被人叫到楼上去了。这时候,空气显得十分紧张。会客室、楼梯上都站了一些公安人员。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王鉴也在场。看样子我们已经被看管起来了。

我在楼上心里万分焦急,百思不得其解,这是出了什么事情。我想到楼下看看,不准。

我只好又回到楼上。过了一会儿,秘书找我说不让安电话(当时因为工作关系,瑞卿走到哪里,都要先安电话的)。我说,不让安就别安吧。我心乱如麻,那些秘书更感到糊涂。

我在楼上等啊,等啊。天黑了,我也没有心思去看表。大约是七点钟的样子,听到院子里汽车发动的声音,我知道,这是总理和小平同志走了。我就往楼下跑。正好瑞卿从会客室里出来要上楼。王鉴同志走上来要扶他,瑞卿推开他,可是自己怎样也没有力气上楼了。我搀着他上了二楼的房间。我们两人面对面地坐着,一句话也没有。看着瑞卿的神态,我已经猜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只觉得像当头被人打了一闷棍。好一会儿,我向瑞卿:“这是怎么了,到底什么事呀?”

瑞卿说:“开会了,说我反对林彪,封锁他,对他搞突然袭击,反对突出政治。说我伸手。我没有!我没有伸手。我的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我没有封锁他。我该和他讲的都和他讲了。就是有些问题我向总理主席直接讲,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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