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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可秀的《中庸正义》发行后半年，宋周两国礼部先后发文，颁定《中庸正义》为官学的《中庸》教本，同时诏告天下，增加《中庸》为科考经义目的内容，而《中庸正义》就是科考评卷的标准。
迄今名可秀共著了三部经注，一是《论语集注》，二是《大学正义》，三是《中庸正义》，而这三经注都先后成为了南北两国颁定的经义目科考注本。
而名可秀的第三部经注成为官方颁定的教本，也就相当于确立了她儒宗的地位。
儒宗，就是儒家学者的宗师。
自北宋立国以来，迄今为止，前后涌现出的能被称为“儒学大家”的不下百数十人，但被南北儒者公认为“儒宗”的却不到十位。
何以哉？
因为成为“儒宗”的标准很高。
《左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儒家论儒的最高功绩，就是遵循这“三不朽”——其上立德，指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圣德于当代，惠泽被于无穷，如伏羲、神农、周公；其次立功，指拯厄除难，功济于时，如大禹、后稷；再次立言，一曰著书立说，二曰开创学派，如老子、孔子、孟子。
儒家认为，史上能全面做到“三不朽”的，唯孔子一人。当然，“儒宗”是在圣、哲之下，“三不朽”的标准不能与伏羲、大禹、孔子这些先王先圣比较，但至少要在“三不朽”的其中之一有杰出贡献，并且影响深远。
比如现今儒者们公认的北宋以来的几位儒宗中，范仲淹是“立德”和“立言”兼具，王安石、司马光、邵雍、张载、二程都是“立言”，南宋首任宰相丁起是“立功”。
这位已经病逝的南宋宰相是靖康之后首位被承认的“儒宗”，因为其主持、推行的建炎新政挽救了危如累卵的大宋朝，使国家实现了富国强兵，而且为后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论“事功”的功绩是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之上——后二者虽然提出了良法，但实施失败了，没有建起“功”。
然而，建炎新政的真正设计者是名可秀，而她隐在幕后指挥，这“立功”自然落不到她头上——名可秀对此并不在意。
但是，身在朝廷、为建“事功”奋斗的大公党成员们却很在意。儒家士大夫的最高追求是什么？不是功名富贵，也不是死后追谥为“文正”，而是“死而不朽”！——“三不朽”是最耀眼的青史留名！
丁起树立“三不朽”的“立功”，除了他自身的能力、智慧外，还与名可秀的造就分不开，这对大公党成员们太有鼓舞意义了——谁不想成为治世之名臣，然后更上一层楼，成就“立功”之“不朽”呢？
名可秀以“立功”的荣耀造就追随者的辉煌，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也能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
对于名可秀自身而言，即使她身处幕后，无法光明正大地成就“立功”，但她的《论语集注》被宋周两国都颁定为官学教本后，就已确立了她大儒的地位，而她创建的共济会规模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大，真正做到了“博施济众”，而其成法可为后世借鉴，可谓“惠泽被于无穷”，从这个层面来讲，已经达到了儒家践履躬行、德施天下的“立德”标准了。
但是，儒家的“三不朽”的范围是模糊的，标准也是不明确的，更多的取决于儒者们的认可和尊崇，确切地讲，是当世大儒和名儒们的认可，而名可秀身为女子，这就使她在男尊社会里获得“儒宗”这种认同比起其他大儒要艰难得多，换句话讲，就是认可她为儒宗的心理水平线被扯高了。
而名可秀的《中庸正义》成为宋周两国先后颁定的官学《中庸》教本，她在儒学界的声望再次达到了一个高点，稷下学宫祭酒谯定在一次学者集会上公开赞誉她为“南北儒宗”，得到了大部分稷下学者的认同。
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庸正义》成为名可秀的第三部官学儒经教本，而是因为名可秀对中庸精神的诠释，或者说创新、树立。
如果说名可秀诠释的《论语集注》和《大学正义》还是在纠正前辈大儒的谬解，那么《中庸正义》就是在“仁”的核心上，以“中、庸”为大本，完善地阐发了儒家的中庸精神，确立了更适合治世、平天下的儒家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对孔子“中庸”思想的最圆满的诠释。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孔子虽然视中庸为至高之德，但在《论语》中明确提及中庸的只有一句话：“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其中庸思想是散落、隐藏在《论语》的章句经义里。子思著《中庸》文章，将孔子的中庸思想阐发了出来，但子思的“中庸”只是儒家思想中的一种，如仁义、礼乐、孝慈、忠恕、圣知（圣智）等，而地位还在仁义、礼、孝慈之后，故一直未为儒家重视，直到北宋才开始注重，二程并做有《中庸解》，但是二程诠释的“中庸”仍然是“独立”的，没有成为儒家的纲绳，而这个“纲”本应与仁这个“核”同等重要——没有“纲”，以“仁”为核心的儒学就是散乱的，没有一条纲线把它们串起来。
而名可秀做了这件事。
她以五句十八字作为中庸精神的纲，以中庸精神作为整个儒学的纲，不仅将儒家思想串连了起来，而且实现了范仲淹提倡却未做到的事——将儒学化繁为简。
“化繁为简”是名可秀做到的第二件事，这件事的意义同样重大。
它使儒学的微言大义变得浅显易懂——这样才能真正普及。
这是名可秀注解《论语》和《大学》就在做的事，而《中庸正义》更进一步，树起了儒学的“纲”，有了这个“纲”就将整个儒学都变得简单起来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儒学只有变得浅显易懂，才不会成为“高阁学问”，传到后世子孙就会半知半懂，或懵懵懂懂，至最后不懂就束之高阁了，更糟糕的一种结果是，因为没有真正学明白而谬解或阉割儒学，那就成了误国之学了，害人害世。
所以范仲淹不愧是有极远大目光的儒宗，一早就提出化儒学为简，而他没做到的事，名可秀做到了，单论这个治学的功绩，就已在范仲淹的“立言”之上。
名可秀还做到了第三件事。
是什么呢？
两个字：条理。
这是可以与“化繁为简”相提并论的两个字。
北宋的儒家们，从范仲淹起，至胡瑗等宋初三先生，再至庆历五先生，又至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新旧两党的儒学大家，都各自修注儒学，但他们都并没有将儒学有条理的归类，或分出层次，学儒经的人仍然看不到儒学的整体脉络，研读儒经如同瞎子摸象，没有清晰的整体，又如同大海里的游水，茫茫一片。
自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这五位先生起，开始注重将儒学条理化，目的是为了让儒学易懂，但他们没有成功，比如周敦颐和邵雍这两位易学大宗，都将儒学太极化，以“太极”为儒学的“纲”来解释儒学，首先这个“纲”就抓错了，不仅没将儒家思想串连起来，而且还往更玄妙的方向狂奔而去了，太极本就是极高深的“道”，越解释越玄乎，让人怎么学呢？
名可秀三万字的《中庸正义》做到了这件事，以中庸为纲，将儒学条理化、层次化，其上为宇宙观，其下为世界观，完整而又清晰，而方法论具体，儒家目标分阶段——这样才能普及做到，否则浅显易懂了、知道了却做不到，那就是只有认知而无法践履的学问。
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成就。
儒学修到这一步，名可秀可以说已经超越了孟子之后的历代大儒。即使还有儒者心理接受不了一个女子在儒学上有如此成就，但是不得不承认，名可秀的“立言”已经超越了北宋儒宗范仲淹的“明体达用之学”（认明儒家之经旨而经世济民之学）。
范仲淹的“明体达用之学”一革汉儒以来的章句训诂之学，开启了宋学的重义理、重创新、重学问的经世应用，故被称为开启宋学之儒宗。而名可秀的中庸精神确立的儒家世界观和方法论包含了“明体达用之学”，而在内涵的深度和广度上又远远超越了它——只此一点，就可以确立名可秀儒宗的地位，何况还做到了“纲”、“化繁为简”、“条理”这三件大事呢？
为什么宋周两国的礼部都颁定《中庸正义》为官学教本，并将《中庸》从《礼记》中提出来，单独增加为经义考的科目呢？就是因为看到了这部《中庸正义》的真正价值和对儒学的重要意义。
故，名可秀儒宗的地位确立无疑。
不仅仅是南面大宋的儒宗，也是北面大周的儒宗。
有人质疑吗？
当然有大儒质疑，质疑她诠释的一些经义或创新提出的一些观点。但是，你能建立起一个比她树立的“中庸”更为清晰、更为完善的儒学的“纲”吗？你能比她的“化繁为简”更为简吗？你能比她的“条理”更为条理吗？
——不能！
那就无人质疑，因为无人能够质疑。
所以，与二程的儒宗地位多有北周学者质疑、张载的儒宗地位多有南宋学者质疑不同，名可秀的儒宗地位一旦确立，就无人可以质疑。
作者有话要说：写完稷下论学十七章，就好像那种亢奋的状态一下子枯竭了下去……这思绪也在空中飘荡了好几天，才又落定了~
这一章是昨晚上写完的，某一般凌晨五点起床，看一遍修文——今天八点钟有个重要聚会，在郊外比较远的农庄，六点钟就得出发，所以来不及修文了。本来昨晚上睡觉时还想到应该增加一段内容，于是，放到后面章节合适的地方吧。
☆、重定理学（上）
名可秀儒宗地位的确立；影响了很多人、很多事。
首先，对理学的影响很大。
“理学”是卫希颜提名；名可秀定义。最初是因凤凰书院内各学派思想的百家争鸣碰撞而萌生；建炎六年正式创名立为学派，当时名可秀对“理学”的定义是：
“理者；究天地万事万物之理。”
又概定理学“三分”：上曰天人之理；即天道；中曰道德性命之理，即人道；下曰格物之理，即物理。
其中；格物之物理，包括算学、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工械；即“形而下者谓之器”；儒家又称为“百工之学”。
大宋很重视“工”，因有辽、夏的边患威胁，但对内又重文抑武，所以比起前朝历代都更依赖于军器的犀利和守城工械的防御力量。但是，“工”毕竟是旁门左道，不比正统儒学，士子入仕还是要读儒经经科考道路的，所以即使有这方面天赋的士子很多也会弃之不学。
最初凤凰书院设格物学科时招生人数很少，就是这个原因。那时建炎新政的工科制举才刚开一年，对士子的影响还不大。直到工科制举陆续考了三届之后，进入格物科的学子才渐渐增加了。
后来，随着理学的名声扩大，包括：格物学科出的成果应用到军事、农事和工事上，受到朝廷不少表彰；理学的学者们在有影响力的论刊和报纸上陆续发表文章宣扬学说，又与其他学派进行辩论，宣扬理学；以格物和自然认识为主的《自然》杂志的读者群越来越大；后来新创的《探索》杂志引起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