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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低首沉默不语，心里却很失望。伍廷芳又说起了范源廉，他听得真是非常伤心哩。这范静生本是搞教育的人，为何也要卷进政治旋涡里伍廷芳说两次段内阁通黎元洪表态他都在场，且一次比一次张狂。三月份那次他见段祺瑞遭到黎元洪抢白，气歪了鼻子，就出马代段迎战。只见他横眉怒目，声色俱厉地激烈发言道：
“不错，大总统是有特权，但内阁责任重大！为了这件事，内阁不知开过多少次会议，这才决定对德绝交，希望总统接纳国会意见。”
黎元洪未置可否，瞪了他一眼，不冷不热地说：“我已说过多次，凡事要根据国法。根据《临时约法》，大总统有宣战的特权，也有媾和的特权，你们国务院搞的那两个文稿嘛，”他把指头在公文上一阵乱戳，“就不成！”
范源廉这时可不像书生了，见他情不自禁地以掌击桌，拍地一声响，大声怒斥道：
“总统开口国法，闭口约法，但总统并不对国会负责，又可以随便推翻内阁的决议案，请问这种样子的总统，岂非和专制皇帝一个”
众人愕然，据说连段祺瑞都觉得他有“做工过火”之感，担心黎元洪大发脾气，把事情弄得更糟。这件事以后，5月6日那天，段祺瑞又带着“对德参战提交国会案”，率内阁成员来找黎元洪盖印。黎元洪随便翻阅一下就递给了一位姓唐的监印官，没想到这位监印官有恃无恐，气呼呼地说：“此案我不能盖印！”竟把文件推了回来。又是范源廉大吼一声，跳将出来：
“尔等人！不配说不盖印！”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跨步向前，猛力一推，就把这位监印官从门里推了出去，门上的玻璃乒乒乓乓地被撞得粉碎。段祺瑞气得一句话没说，掉头就走。黎元洪怕再闹出什么新花样来，就亲自动手盖了大印。堂堂的国家最高统治者竟在如此不体面的厮打中处理国事，这在中外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丑闻呀。
蔡元培伤感地叹息道：“想不到身为文人，一有权欲，竟会变得如此浑浊？北京真是个大染缸呵！所以我这次进京，发誓不预闻政治。”
伍廷芳自嘲地说：“鹤卿兄，在您眼里兄弟也是位浊世官僚吧？不过请您相信，待我处理好两件事，一定挂冠回上海潜心研究灵魂学说。一是为了逼段祺瑞下野，我已答应代理几日内阁总理的苦差。二是想求您帮个忙，让我在朱尔典处有个交代，也免得他与段祺瑞勾搭上。”
蔡元培终于明白了他夜访的目的，警觉地问：“你是说那两位解聘的英国教员？”
伍廷芳见话题已经点破，脸色略显尴尬。他摸出一份黎元洪请客的大红帖子，递了过来。
“我也是奉大总统之命来的，这件事令他好为难呀！恕兄弟直言，无非是安置两个人罢如果兄认为实在为难，是否可以缓一缓，先稳住英国人再作安排？”
蔡元培为难地摇摇头，面色沉雄地说：“治理北大，犹如曾国藩临湘治军，只要对一位不称职将士手软，将功亏一篑呵！”
他摸出黎元洪的请柬，毫无表情地瞟了一眼，就扔在一边去他内心有点激动地说：
“今天的事，让我更觉得教育要独立于政党之外麻烦你给大总统传个话，就说我办教育一定不预闻政治，也请他不要来干扰教育。因为教育是提倡个性与群性平均发展的，而政党总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来抹杀个性的。例如鼓励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想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这种企图，若控制教育，便是大害。另外，教育是求远效的，如百年之计树人，而政党的政策却是求近功的。再说现在的政党掌握政权，往往不出几年就要更迭，如果把教育权也交给了政党，那么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不也要跟着改变，教育还有什么希望所以我说，教育事业是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之外的。秩公，请你一定要把这些话转告大总统呀！”
伍廷芳苦笑着点点头，想不到费了老大的劲，得到的却是一番书生之见。他已精疲力尽，想把这球踢还给黎元洪，就竭力鼓动蔡元培去总统府赴宴。
蔡元培也看出他的难处，风趣地说：“我们也算是多年老友了，这样吧，我来写份复函，让你回去也好交个差。”
见他摸出一管狼毫，将大总统的帖子翻了个身写道：
“奉示知承大总统招与怀仁堂之宴会，不甚荣幸。惟同日同时，元培已有南洋公学同学会之约，订定在先，未便取消。敬心领大总统之盛情，谢谢！”
翌日，英国公使馆里一片肃静，连花园里的那只鹦鹉也竖起脑袋，隐隐传来朱尔典愤怒的训斥声。伍廷芳的电话令他非常生气，他是位异常敏感的人，与其相信这是蔡元培给他的最后态度，不如怀疑这是中国的亲美派政客对他此时处境的蔑视。正在这时，那两位不知趣的英国人又找上门来打听消息，正好倒楣地遭受一场倾盆大雨式的训斥。说句公道话，他倒是一位严厉的外交官，管教下属也非常严格，每天都会要求他们完成大量的工作。他很清楚这两位英国教员的劣迹，只是碍于帝国的利益和面子才会如此趁机发难。
当客厅里只剩他一人时，一个顽强的信念又摄住了那颗自尊的心——
大英帝国的落日不能在中国沉没！不能！
墙上仿佛浮现出蔡元培的面容，他仔细研究起这位对手的心思。左思右想半天，竟对他产生了一丝朦胧的好感。这是一位受过西方文明教育的有教养的绅士，兴许自己亲自上门拜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凭着多年在中国的声望，他可能会卖个面子呢。
他就是这样决定了去北大拜访蔡元培，穿上笔挺的燕尾服，精心在镜子前修饰了一番，揣着一线希望上了汽车。
此刻，在蔡元培的校长室里却是另一种气氛。
他刚进办公室，就有一位心仪已久的青年学者来访。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梁漱滨。
因初次见面，梁漱溟有些拘谨。他今年才二十四岁，已是司法总长张镕西的秘书承蒙范源廉介绍，想来认识一下蔡先生。
蔡元培饶有兴趣地注视起这位额头微秃的年轻人，觉得他的长脸有点蒙古血统，更有点像印度的僧人。见他恭敬地递上范源廉的推荐信，忙笑着举手示意道：
“不用介绍了，我在去年回国途经上海时，就在《东方杂志》拜读了连载的《究元决疑论》。大作以近世西洋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功力深厚，立论精辟，想不到你却这般年轻哩。我和仲甫先生都已商量过了，想请你来北大讲印度哲学课呢。哈哈！正好你今天来了，也算是一份佛缘吧？”
梁漱溟的脸上掠过一阵惊诧，对于一个完全靠自学的读书人，能进北大求学已很神往现在居然请他来担任讲席，更何况有些学生年纪都要比自己大。他慌忙起身向蔡先生鞠躬，连连摇手道：
“感谢知遇之恩，但此事万万不敢答应。我只不过初涉佛典，对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呀！”
蔡元培宽厚地笑了，反问道：“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好，那你知道有谁能教”
梁漱溟想了想只能说不知道，据闻在欧洲和日本，一般所谓的印度哲学并不包括佛学，而是指“六派哲学”而言。而自己对“六派哲学”素不留意，如何来教书
蔡元培又笑了，用一种慈爱的语调推心置腹地说：
“还是你来吧！既然我们还没有找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说明横竖彼此都差不多。你不是爱好哲学我这次来北大，就是想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么可以不来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嘛，你就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这样心里就会轻松一些。”
面对着先生那诚挚的眼神，那父辈般和蔼可亲的关照，梁漱溟的心终于被打动了，他不好再推托了，只得先应承下来。但他还是想了想，提了一个要求。
“蔡先生，我进北大后，除了替释迦、孔子发挥外，不做旁的事行”
蔡元培一怔，机械地点了点头，他想起了陈独秀对他的评价。那天他说起了梁漱溟才二十三四岁，比胡适还小，想请他来北大任讲师。一个教中国哲学史，一个教印度哲学和佛学，也算是兼容互补吧。只是他没有学历，不知意下如何云云。
陈独秀曾微皱眉宇想了想说：“听说此人对批孔好像有异词呵，不过先生连辜鸿铭和刘师培都想聘，还有何人不能聘”
在校长室里，两人谈起有关佛学的事，梁漱溟想起了一个人，说：
“有一个叫张克诚的，对佛学也很有研究，现在在西四牌楼的广济寺自愿宣讲，先生如有兴趣，我可以陪你去听听。”
正在这时，门外传来朱尔典来访的通报。梁漱滨忙起身告辞，蔡元培却语音镇静地说：
“不是讲好去听佛学宣讲你先在外边接待室坐一会，待会儿我还想叫仲甫一起去广济寺呢。”
朱尔典一走进校长接待室，就觉得眼睛一阵晕眩。定睛一看，只见陈列柜里几枚炸弹赫然在目。他的心一阵狂跳，好半天才镇静下来。这可不是好兆头呵！但他还是佯作镇静地走进了校长室。
梁漱溟与朱尔典擦肩而过，校长室的门重重地关上他忐忑不安地坐在木靠椅上，想听听里面的动静，可什么也听不清楚。这位职业老外交官可不会随便来串门子的，他来北京大学究竟为了什么还有，这位蔡先生倒是一位天性喜欢学问的人，他这么忙竟还有兴趣去听人宣讲佛学。又这么敢于提携后学，将来有他指引，在学问上很快就会登堂入室的。只是这司法部的秘书一时还脱不开身，张公待自己也不薄，每天为处理机要函件总是忙到深夜，又如何来编讲义备课看来还得先找人代一段时间课才行。
正当他胡思乱想时，校长室的门又重重地推开朱尔典面色混怒地走了出来，看来会谈很不愉快，朱尔典又回转身重重地问了一句：
“如果大学被克德莱控告，阁下愿意作为证人出庭”
里面传来一个沉稳的声音：
“如果按照法律，需要我作证，我也许会出庭的。”
朱尔典终于沮丧地出了门。临上车前，他又环顾了一眼校园，仰天叫嚷道：“蔡元培看来不想当校长了！”
11
1917年5月23日，真是个不平常的日子。黎元洪终于下令免去了段祺瑞的职务，“府院之争”暂时划上了一个句号。恼羞成怒的段祺瑞只能以国务院的名义致电各省，宣称这个命令未经总理副署无效，以示抗拒。然后，便带着随员移师天津，打出了一块“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