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用刻炝狡俊保黄�500毫升，两瓶就是1公升，“喝了一个月”，那就是30公升。这不是30公升水，不是30公升油，也不是30公升血，而是30公升人乳！我不知道当时的绛县有多少哺乳期的妇女，又有多少妇女愿意把乳头从自己嗷嗷待哺的孩子嘴里抽出来，献给这位副院长大人？当然，这些事情不用副院长大人操劳，他可以命令干警去找奶。我又不知道每天找齐1公升的人乳需要多少干警，也不知道这些干警如向去找，找到了又如何收集？反正，姚副院长一个月喝了30公升人乳！
为了治病，为了“对身体好”，喝了也就喝了。羊有跪乳之恩，鸭有反哺之情，喝了人民的奶，就应该为人民做事。可是，这位姚副院长却把绛县法院变成了“阎王殿”，在法院的树上、水泥柱上、楼梯上经常可以看到被捆绑、背铐、悬吊并惨遭毒打折磨的群众。在百般折磨之后他还强迫群众跪下立“感谢党和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严格教育”的字据。难怪当地群众气愤地把法院对面的县畜牧局的牌子挂在法院门口，称法院养了一群畜牲。对于姚晓红来说，他哪里配得上畜牲。畜牲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姚晓红吃人民的奶，挤出来的是毒汁，简直禽畜不如！
说不清的“其他”
王燕敏
对于“其他”这个词，词典里的解释就是简单明了的两个字：别的。
在不久前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柳随年委员建议，中央财政的账必须细化。他说，每次报告上总有一项“其他”的字样应不允许再出现，“否则便如同黑箱操作。”
在柳随年委员看来，“其他”这个词说不清。
其实，不只是中央财政，哪一级地方财政收支中没有“其他”一项？如果没有“其他”，一个接一个的官办公司如何开张？一幢挨一幢的楼堂馆所如何建起？一辆又一辆超标准豪华轿车如何享受？还有除开薪水之外的进项上哪儿去找来路？
据审计部门的同志讲，一年一度的财政收支审计（还有其他方面的审计）工作中，最头疼、最费神的便是审计“其他”这一项。就算是有火眼金晴、三头六臂，你也难以将“其他”审计清楚。“其他”不是避风港，“避风港”只不过比较隐蔽，一旦发现，一切尽览无余；“其他”不是“洗钱地”，“洗钱地”是洗黑钱的地方，洗黑钱是犯法的事，一旦抓住，人财两空；“其他”不是“小金库”，“小金库”往往也有本帐，一查就曝光。
还是柳随年委员说得形象，“其他”是一只黑咕隆咚的“黑箱子”。这只“黑箱子”在那儿明摆着，以前似乎只见有人在操作却未见有人提出它的什么不是。各级财政官员在每年作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报告时，总是振振有词，先讲说得清、道得明、得民心的财政收支情况，而对“别的”部分则按下不表。表现在帐目上，便是拿局面语（也是财务用语）“其他”以蔽之。
其实，也不仅仅只是财政官员。翻一翻“豆腐渣”工程、各种摊派和罚款以及其他“官帐”的帐本，看一看上面是不是也有“其他”列收列支的项目？有的。只不过，因为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作了《关于1998年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我们才知道了财政部的一些司局和个人利用职权动用财政资金办公司、建楼堂馆所；水利部隐瞒转移南水北调资金；设立“小金库”吃利息，挪用等等，媒体上才出现了国务院53个部门和直属单位查出违纪违规金额164。05亿元这些真切而具体的数字。
既然“其他”这个词已经说不清了，那就不如干脆不准说“其他”。帐都摆在明处，是收是支，一分一文，全部从实报来。钱是纳税人的钱，账当然也是纳税人的账，没有了“其他”，既可以对自己负责，以免迷失于“黑箱”而后悔莫及，又让纳税人对交上去的钱政府是如何花的心中有数，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诺言的真实
张勇（南京）
看到国家级贫困县湖北丹江口市浮夸盛行的事，作为一个人，不对这种事情表示忧愤，简直就不像样；不妙的是，随着谎言成为普遍现象，正如武当区委组织部长谢用轩对此事的辩白：我们承认有水分，但这个问题全国都有，哪个数字是准确的？再敏感的心灵也会长茧，我已经慢慢忧愤不起来了。被谎言侮辱与损害的，不仅仅是贫困县的弱势群体，其实在普遍的谎言面前，我们都是弱势群体；贫困县的叔伯兄弟只能任人杜撰他们的生存状态，而我们这些侥幸不在贫困县的人也只能任人用谎言刺激，直至钝化我们的心灵。我想，谎言之所以成为强势，它后面一定有些坚硬的东西支撑着。
谎言除了在丹江口市兴风作浪外，这几年来，在城市的各种检查活动，特别是创卫检查中，更有可观的体现。接受创卫检查的城市几乎毫无例外地暂时关闭了小吃店、大排档、修车铺、杂货店、报摊，在荒地外修砌崭新的围墙，以及其它种种匪夷所思的劳民怪招、伤财秘笈。善良的人们给检查团提了不少建议，比如不要事先通知、比如杀回马枪、比如打开那些关闭的门看一看，这说明要检查出真实的情况并不难。但请恕我直言，这些建议好像找错了对象，听者未必高兴；道理很简单，检查团也是人组成的，他们和我们一样活在这个世界上，也就是说他们在平时的生活中也离不开大排档、杂货铺，他们在一个几百上千万人口的城市里晃荡好几天，看不到一个大排档、一个杂货铺，不觉得奇怪是不正常的事。创卫检查的真正含义在某些人眼里应该是：检查能否按照上级的要求迅速及时地制造卫生的表象，从中可以看出地方官员对上级政令的重视程度。这不是真伪问题，而是态度问题，而且态度问题要摆在真伪问题之上。
记得一个博士写过一篇论文，谈及苏联以及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过去浮夸当道，统计数字水分多多，这是对现实的无限高估。而在解体之后，随着私有化的迅速完成，私营企业主为了逃避税收，都尽量把数字住少里报，隐瞒事实，这两种数字对比产生的任何结论都是不真实的。博士的结论并不深奥，甚至可以说很浅显，深奥的东西大家理解不了是正常的，浅显的东西普遍考虑不到，这才是很可怜的。如果存在默许、纵容浮夸的机制，那么单纯谴责某个不诚实的官员，或指望官员的道德上的完善来改变谎言存在的事实，无异于缘木求鱼。
这样的话，那些浮夸的官员、那些默许造假的检查官，不过是彼此搞点浪漫情怀，一个楚王，一个细腰，情投意合，老百姓纯粹是多余的第三者，大声嚷嚷的作用怕是微乎其微。
晚安中国
高建群（西安）
前年去江南一座小镇参加笔会。这是一个三万多人的小镇，却驻有三千佳丽。这些佳丽给她们本人以及这座小镇带来极大的财富。据说她们年底回家时，从储蓄所里提钱，竟将储蓄所提空。又据说其中的四川妹们是包着一架飞机回去的，两位记者也想搭乘，说了一堆好话，四川妹才允许他们带两个小凳子，在飞机上加个座。
小镇沿街两排都是洗头店和洗脚店，装饰得还算豪华，桔黄色的、粉红色的灯光从玻璃门透出。一家店的门联是“青春有价，岁月无痕”。在小镇居住的日子里，我们有时会一拨人相约，沿着街道散一散步。有一次，出于好奇，我和一位佳丽搭讪了两句，和队伍拉下了距离，小姐见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便离了门扉，伸手来拉。我大惊失色，赶快喊叫。大家回过头来，才将我救下。不过后来我们中两位作家，夜间还是偷偷去了一趟。
两位老兄都是五十大几奔六十的人了，经这小镇香风熏染，心里有些不平衡，于是挑一个细雨霏霏的夜晚，斗胆前往。两人身上各装了三百块钱，进门以后，先交一百，是给老板的钱。嗣后，两位小姐领着他们出了店的后门，七拐八拐，进了一个六楼的两单元居室。据两位说他俩后来什么也没有干，只是想深入一下生活。但是小姐的三百元费用，是不能少的。小姐说，这是行价，不能在她手里倒了行规。两位说，他们又没有干“什么事情，所以应当少付一点。小姐说，其一，你们占用了我们的时间，时间就是金钱；这其二哩，是你们不行，又不是我们不行；其三，小姐的话更有理，她说，如果你们能给我带来开心，我哪怕不要钱，哪怕倒贴钱，都行，现在，你们把我逗起来了，又不行，我不罚款，就算便宜你们了。两位秦淮客面面相觑，无可奈何，囊中仅剩二百，打发不了这摊场。于是小姐给老板打电话。老板来了，扣下一个作人质，另一个回到住处拿钱。半夜三更，这两位老兄才灰溜溜地回来了。
小镇地处沪宁杭三市的中间，客人大都是这三个地方的。三个地方各有时间，互不干扰。礼拜五，街上停着满满当当的一溜杭州的小车；礼拜六则是南京的；礼拜天，车牌子便换成上海的了，满街都是上海话。我们问当地人，当地人说，用外地小姐挣外地人的钱，我们坐收渔利，何乐而不为？
去年，我随一摄制组在陕、甘、宁、青、新五省区转了几圈，发现江南小镇上的“胜景”已经在这些偏远省份上演了，而且是后来者居上，甚至在正在收割小麦的田野上，也用帐篷搭起个“农村夜总会”之类的东西。它的主要服务对象是那些手执镰刀出外揽工的麦客。麦客只要肋下夹一捆麦子，便能光顾这夜总会了。
据说在一个县城里，这些神女们还开了一个大会，选出领导机构，提出的口号是：把县级干部思想搞乱，把乡镇干部家庭拆散，年收入要拿县财政的一半。这事在四里八乡传为奇谈。
在我居住的这座城市，有一个露天舞厅。这舞厅从去年夏天开始，被下岗女工填满了。猎色的那些男人们，便往那地方跑。他们有一句顺口溜：“老婆太老，小姐太贵，下岗女工最实惠。”叫人听了有些凄然。据说，有一个下岗女工长得十分出众，被一个小老板瞄上。老板打发马仔去谈，问她愿意不愿意“出台”，并问出台费是多少。下岗女工听了，思想斗争了半天，红着脸说：“出台！陪一晚上一二百块！”说“二百块”这句话时，她生怕说多了，一边说一边等待对方还价。结果，老板二话没说，将人领走了。
卖淫嫖娟是人的动物性的表现，人类距离高尚的人和纯粹的人一日远甚一日。
找错误
龚琦（湖北十堰）
报载，江苏省小学语文课本第六册《恐龙》一文，在介绍恐龙有关知识时出现错误（把鱼龙和翼龙划入恐龙族，而实际上鱼龙和翼龙只是恐龙的亲戚）。发现这一错误的既不是专家，也不是学者，而是一名年仅9岁的三年级学生。
说实话，看了这则消息后，心中涌起的不是喜悦，而是苦涩。人们不免要问，一个9岁学童翻一翻《小学生十万个为什么》就能弄清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少大人却犯迷糊呢？是认为科学小品勿需劳大神？还是南郭先生至今仍吹竿？以前总是认为“无错不成书”的戏言是针对武打、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