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发人深思。刚一交工便成豆腐渣的云南省昆禄公路，因毁于一旦而引人注目的綦江虹桥，以及上述揭露的边修路边盖楼的事件，使人不得不想想有人为何要修路架桥？
要政绩，先修路。架桥修路，历来是民间的善举之一，如今成了很多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重要一火。国企改制、找新的增长点、工人再就业，费时劳神最难办；农民致富、农业产业化，忙在基层见效慢。见效最快、最显政绩的莫如修路。于是，列为形象工程和堂政领导几件实事的总离不开修路或架桥；于是，有某城区在一条不长的河上架了三座桥，老百姓说是一个书记一座桥；于是有某市在庄稼地里压出条宽马路，预计到21世纪中叶再通车。
要暴富，先修路。修一条路，动则百万、千万、上亿的资金，跑立项，搞设计，招投标，进原料，过验收，该有多少环节，该过手多少金钱啊？工程过程中的“暗箱操作”会有多少“猫腻”呢？按通行的10％回扣率，你不想暴富也不容易啊！綦江县委副书记林世元受贿罪10多万元，实为小菜一碟，其大巫还多有人在，足以让人测测修路表层下的污水有多深。
要××，先修路。同是修路，区别多多，名堂多多。架桥修路，利国利民，要构筑现代化的交通网络，要扩大内需激发增长，急需大修其路。问题在于，修路的动机何在？是发展真需要，还是为造“政绩”？是为民谋利，还是医己私利（造政绩图私名，实质也是图私利）？修路的钱用于何处？是全部投入工程，还是贪污装进腰包？这实在是泾渭分明、冰炭不同炉的原则问题！
工程发包，已成为官员贪污受贿的重要环节，也成为检验干部廉洁度的一块试金石。
我也“不满意”
日月（武汉）
近日，有消息说某省评出了5个“人民不满意派出所”。这5个“榜上有名”的派出所的主要问题是：领导班子不力，部分民警素质低下，违法违纪严重，辖区治安秩序不好。有的执法违法，非法延长留置，刑讯逼供，致人伤残甚至死亡；有的公然绑架他人，抢劫财物，强奸妇女；有的耍特权，抖威风，欺压殴打群众等——
读罢这一消息，笔者实在是有点弄不明白了。如此恶行，倘若是一伙不法之徒或流氓恶势力所为，人民群众对治安状况表示“不满意”，倒还情有可原。然而，事实偏偏是一些担负伸张正义、打击犯罪、维护法律尊严、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责任的执法者所为，难道也用“不满意”三字就能交代得过去吗？
不知该省“人民满意派出所”的标准是个啥样子。但我想，早些年人们常说的“遇到困难找警察”，以及儿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中的警察形象等、怕是“满意”中的基本内涵吧！最近，还常能看到、听到有关“满意”的新解，就是“不要等群众有困难找上门来，而是要主动发现和及时解决群众的困难”。如此“满意”与“不满意”，难道就仪是一字之差吗？
要说这5个派出所的所作所为，用“怒不可遏”、“愤慨万千”等词语表明群众的态度，绝不过分。“不满意”是否有点过于轻描淡写，太有些夸大人民群众的麻木不仁了？看来，有关部门还远未认清这一字之差的巨大危害性，还远未确立从根本上解决“公安形象”的决心。
不敢说实话
胡平（安徽滁州）
有一位嘉宾，参加《实话实话》中关于“拾金不昧要个要回报”这一话题的讨论，在现场他说出自己的观点，认为应当给回报，并主张建立一个相应的机制。没想到该期节目播出后，这位嘉宾不仅被自己单位的人评价为“简直是品质有问题，他的世界观不对”，而且还影响了他的提升。像此类情况还有很多，有因讲了实话回单位评不上职称的，有从此和单位关系闹僵的等等。弄得一贯轻松、幽默的崔永元也不得不说：“上述情况令我们觉得很惭愧。
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真的纯净到连一粒灰尘都没有，到么我们根本不会把“拾金不昧要不要回报”这样的问题多到电视上来讨论。这就像在娱乐场所没有出现了一个不良妇女，而我们却要讨论三陪该不该收税一样荒唐。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是，那个主张对三陪女收税的人，很可能是非常鄙夷妇女出卖青春和色相的，而且他也从不涉足此类场所；那么怎能因为一个人仅仅讨论时说了一句拾金应当给回报的话，就断定他是“品质有问题，世界观不对”呢？相反，我倒是很怀疑另一些人，一边把拾（偷）来的金悄悄地装进口袋里，一边却在众人面前大唱道德的颂歌或是对他人抡起道德的棍棒，这种人不讲也不敢讲实话，其行为例有可能不端。
因讲实话而被怀疑政治或道德品质不好，这样的事在生活中并不鲜见。因此国人从小就教育孩子，不要“实话实说”。重庆市綦江县的那座彩虹大桥建成后，綦江中山路小学一个姓刘的学生曾写过一篇作文，题目叫《彩虹桥要垮》。这个学生在作文中写道：“桥上的铁棒有裂缝，我看见了好几条。我觉得太危险了，仿佛马上就会落下去，眼前像发生地震一样，我飞快地跑下了大桥”可是，作文尚未拿到教师那里去批阅，这个学生的母亲就毫不犹豫地将这段文字划掉，并郑重地告诉他：“彩虹桥是美丽綦城的标志之一，多用优美的词句去描绘它，不要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不知这位母亲当时是不是这样想过，当她的孩子交上两篇完全不同的作文时，他会得到怎样截然相反的评价？她大概不愿意看到让许多人像审问一个小偷似的审查她的孩子，她删去“不吉利”的话的目的就变得极其简单——避免孩子受到伤害。
但是，说中国人从来个说实话却未必符合事实。美国专栏作家斯克尔说：“中国人大量地谈论批评当权派——使我不禁想到在当权派面前，他们却是那么恭顺无力。”谈论批评可能都是实话，问题在于这种实话必须躲在背后说。最后，这甚至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为避免因对某个当权派的批评或因讲了某句实话而遭到“非礼和强奸”，人们便干脆闭紧嘴巴或用面纱遮住自己的面孔。
国人喜欢唱赞歌，那是自小就开始培养的。国人的害羞、怯懦却不是一以贯之的，一巳他决定揭去面纱后，他就会有胆量喊出“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话来。对此，我们倒是应该加以深长思之。
有权能使尔俯首
魏得胜（昆明）
《手术台上卖保险——人在刀下，敢不认购》。
这是《文摘周刊》上的一个题目。报道说，在上手术台前，麻醉师告诉病人：麻醉风险是万分之一，若买了麻醉保险，只要付150元，万一出了事故，便可获得2万元的赔偿。在此情况下，买这种保险的病人居多。就像麻醉师说的：“万一出了事故”——对！谁也保不准麻醉万中不出个一。你保了险，麻醉师有了提成，这心情一好，万中出一的机会就大大减少；如果麻醉师没捞到外快，心里不痛快，思想一开小差，没准就万中出个一；能出个一，就保不准出个二呀、三呀的。甭说万中出二出三，就是万分之零点儿——一刀下去，有麻醉不到的地方，也够手术病人惨叫一阵的。所以，刀下认购保险单，当是保险公司和麻醉师给手术病人的“术前”关怀，对病人来说，这比给医生送红包要“心安理得”多了。
其实，麻醉师的做法；跟“公安部门的办理居民身份证加急费、邮电部门的邮电附加费、铁道部门的车票附加费、航运部门的船舶过关附加费、民航部门的候补票手续费、教育部门向学生家长收取的赞助费、学生选班费、留级费、转学调档费、勤工俭学费、学训费”等等没多大区别，无非弄俩外快，活泛活泛手头。上述诸项，除了麻醉师上手术台前向病人卖保险没被国家明文禁止外，其他都被“文件性禁止”了。然我们温顺的老百姓今天仍委屈地活在这些不合理的收费中。报纸上倒是说老百姓可以拒绝这些不合理的收费的。可谁敢拒绝？连麻醉师的保险单都不敢拒绝，别的就更不敢了。
有一种官样文章是这样评述那“愚昧”、“无知”的老百姓的，说“为什么不拿起法律的武器和侵犯你的人斗争？”倘若为此较真，恐怕你的身份证将办不到，信若寄不出，孩子将上不了学在以权谋私者面前，是赌不起的，除了俯首听任挨“宰”，还能如何？别说是文件，法律还常常打折扣呢！
桌子该死
陈大超（湖北孝感）
到一个朋友家里去玩，正说着话，他的孩子一不小心，把头碰到了桌沿上。“哇——”的一声，孩子立刻咧嘴哭起来。
朋友不说孩子不小心，而是把桌子一拍，唬着脸说：“这个桌子真该死！我们宝宝玩得好好的，你怎么把他的头碰着了？下次再碰着了我们宝宝，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孩子果然被他哄住了，竟然也伸出小手说：“打死你，打死你！”
朋友扭过头对我一笑。
这样的场面我见得多了，有的孩子碰在树上，大人就把树踢两脚，说树该歹已有的孩子摔倒了，把头碰在地上，大人就把地跺两脚，说地该死。自然，小孩子也学着踢树，跺地。
很少有大人怪孩子自己不小心不注意的。
这样的孩子长大了，做事做错了，干事干砸了，十有八九，都会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同时还要说别人该死。
现在的大人也都是这样惯大的，所以现在的大人，也免不了做了错事就会往别人身上栽赃。
反腐成绩如何算
李元元
如果问社会生活中老百姓最关心什么，毫无疑问是反腐败。因此反腐败题材的新闻报道群众爱看，看到祸国殃民的贪官和为虎作伥的爪牙被曝光的丑态，看到党报正视反腐败斗争的严重性，敢于披露大案要案的勇气和决心，群众才会感到邪不压正，对党充满信心。这类报道我自然也爱看，因此，见华东某报近日一篇报道《××市反腐败成绩显著》，便仔细浏览下来。
这篇报道通篇列了一系列数字，是1993年以来的回顾，如“清理超标准小汽车246辆，清退楼房167套、平房18间，补交款310万元共取消压缩办公楼建设项目28个”，“一批违纪违法的大案要案被查处1993年1月到1997年10月，全市共立案5968件，结案4773件，挽回经济损失1459。5万元。”
看完后却不禁生出些许茫然来，那就是不知标题中“显著”二字是怎么比出来的。是和1993年以前的五年比？或是和其它同等规模的大都市比？文中没有提，我想也不大可能去比，所以“显著”二字便有些“溢美”的意思，经不住推敲。
除了不可比因素外，我以为“腐败”是一个判断性质的概念，而不是类似“丰收”、“贫瘠”、“茂密”等以数量判断为主的概念；腐败也绝不仅是经济犯罪或物质上的超标准享受，它也包括官僚主义、效率低下、推诿塞责、浮躁虚夸等，所以要谈反腐败的成果，必须涉及如何从质上制止腐败现象的行之有效的措施。比如，中央领导人指出用人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那么我们的组织人事部门为克服任人唯亲、买官跑官、嫉贤妒能、结党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