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与莫妮卡·莱温斯基持续了长达大约１８个月的性关系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了。
要想对这些年来他的所作所为做道德上的评判是十分困难的，但他应该感谢那些自肯尼迪之后已改变了许多的规则。事实上，如果某一个总统或是一个认真的总统候选人继续执行被肯尼迪所抛弃的规则，那他就不可能再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生存下去。我认为克林顿实际上对已改变的规则非常了解，而且他本人也试图改变。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缺少意志和自律来使自己经受住考验。当然，他同莱温斯基的关系已太多地超越人们所能接受的界限，她很年轻，实际上她还是一个实习生，以及他们在总统办公室进行口交，这些都极大地亵渎了这一神圣的殿堂。一个男人将一个年轻的女子置于这样的一种境地，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必将永远地承担这一罪过。
他的敌人早已虎视眈眈等在门口伺机向他发起攻击。这决不仅仅是禁不住这种老一套诱惑的小问题，而是犯下了一个极端愚蠢的大错。在《吉姆·莱若尔新闻时段》中，历史学家斯蒂芬·安布罗斯怒气冲冲地说：“上帝给予了男人以头脑与阴茎，但只给予了他们适量的血液仅够他们在一段时间里让一种功能发挥作用。”
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７日，保罗·琼斯指控他犯有性骚扰罪，克林顿提供了录像带资料用以反驳。琼斯的律师向他提出了许多有关他与莫尼卡·莱温斯基关系的细节性问题，这使他勃然大怒。他的第一直觉就是否认。在双方交谈的过程中，他总是躲躲掩掩，闪烁其辞，他对于指控罪名的焦点问题的回答留下了许多疑点。
这些事情几天后被新闻界获悉，比尔·克林顿面临了作为总统以来最大的考验，这被称之为“曝光时刻”。正如我们以前所见到的那样，在这一刻，所有的美国人都看清了蒙在大众眼前的面纱后，隐藏的那个人的本质。
克林顿对于此举的否认从未犹豫过。当新闻署署长迈克·麦克卡瑞问及此事时，他肯定地说：“我从未与这个女人有过不正常关系”。对白宫办公厅主任厄斯金·鲍尔斯以及他的高层代表们，他也说并未与莱温斯基发生过任何性关系。对办公厅副主任约翰·波德斯塔，他也明确地否认了任何口交的传言。就在那一天的下午，在吉姆·莱若尔的电视新闻采访中，他非常肯定地向观众表示：“从来就未发生过什么性关系，更不用说任何不正常的性关系，也没有其他任何不正常的关系。”那天下午他还告诉记者莫特·康德拉克说：“这种关系并不是性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后来他在白宫罗斯福房间，手指不住地发抖，发表了他的著名的否认言论：“我想对美国人民说一件事，我想让你们听我说，我要再一次重申，我从未与这位女士——莱温斯基发生过任何性关系。我从未让任何一个人去说谎，一次都没有过，所有的这些传言都是错误的。”
华盛顿的一些理智的观察家们认为克林顿在一月采取躲闪和说谎的做法是正确的。他们说，如果他说出了事实的真相，他的敌人会让他身败名裂，然后最终的结局就是因其与一个渴望得到满足的女人的越轨性丑闻而被逐出白宫。当然很少有其他的总统真正地陷入到这种恶意的陷阱中。克林顿在此事发生六天后声称，从未有过“任何大规模的右翼党的阴谋”得以奏效。而克林顿的反对者们正在积极活动，有时还携手合作。自克林顿执政以来，他们已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精力来动摇人们对他的信任。
即便如此，克林顿毕竟还是错了。他把个人的利益凌驾于国家的利益之上，把个人政治生命的存亡看得比国家的需求更加重要。当初美国人民还只是怀疑，而现在他们却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总统正试图用谎言来拯救自己。对他的这种看法持续到他总统任期的最后。
是的，正如评论尼克松所说的那样，即便是妄想狂实际上也有敌人。但是克林顿却从未对尼克松亲身经历的这些教训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当这些敌人已勾结起来联合对付他时，他作为总统也只依赖于本能的反应让气愤与恐惧来主宰他的决定。尼克松永远不可能把水门事件的真相公之于众，因为他害怕，他不知道那些反对者们会对他及他的班底做出什么样的事来。克林顿现在也在重蹈覆辙。一个人从未这样做过，而另一个这样做了，但两个人都使国家陷入无谓的地狱之灾。
在克林顿第二任期里，这场闹剧一直持续了有１３个月之久，众议院最终在１９９８年１２月以两项罪名对他弹劾，接着于１９９９年２月以参议院对这两项指控均宣告无罪的判决而结束。这十几个月简直是美国历史上最丑陋的一章，两大党派各自的弱点都暴露无余，双方的领袖相互攻击，对于这些公开发表的言论，电视收视率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曾有许多次白宫完全有理由拒绝克林顿继续执政，因为共和党有充分的理由对民主党提出责难，但即便克林顿侥幸留下来继续执政，他也没有什么值得慰籍的。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作为一个犯罪调查的对象而站在大陪审团前作证的总统，他也是第一个被迫屈辱的承认通奸罪名的总统，同时他也是第一个在任职期间性生活被绘声绘色地公之与众的总统，他还是第一个由选举而产生却又要被弹劾的总统。
这场风波的破坏力是极为巨大的。他曾经向他的家人、他的朋友、内阁成员和全体委员做出了许诺，但他为之贡献毕生精力所推进的政治进程现在变得一钱不值，他希望在第二届任期中取得辉煌成就的梦想就此破灭。一系列不利的法庭判决使总统的地位和由那些追随其后的人而组成的机构不断地被削弱。在立宪的过程中，总统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权力比较弱的机构设置。长期以来，专家学者们一直有这样一个信念，即他们认为有责任使这一职位拥有足够的权力，正如克林顿已经发现的那样，也许还可以再大些。其他人对于美国在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间经历的这场可怕的考验也应负有责任。他的错误并未达到高层犯罪的水平，他并不应该受到弹劾。但我们当中曾为他的成功当选而工作过的人们必须得承认他的失败。
克林顿现在依然是总统。自从被宣布无罪后，他就拼命工作以挽回他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并给后人留下更多的遗产。可是关注他的历史地位的聚焦点是再清楚不过了，因此他的办公厅主任下令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把“遗产”这个词从字典里给划下去。但是我们手头上有足够的证据来评估克林顿的领导才能，好让他的追随者们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比尔·克林顿10 克氏领导艺术评说（2）
他的核心领导才能
没有一个生长在贫穷的农业州、经历了艰难的孩童时代的人，在长大之后能够步入白宫，并再一次赢得大选，除非他具有令人敬畏的勇气。我有幸在克林顿处于最佳状态的时候为他工作，我所看到的一切使我相信他并不仅仅是强大，他完全有潜力成为美国２０世纪最杰出的领导者，但他为何没有成功，我们这会儿先不谈。现在，让我来描述一下我所看到的把他提升到伟人边缘的那些品质。
达 观
邱吉尔曾总结说：“成功就是满怀热情地从失败走向失败。”作为一位总统，克林顿经历了比常人更多的失败。在总统任职早期不断遭到攻击，卫生健康议案的挫败，“白水事件”，共和党执掌国会，以及后来受到弹劾。但他始终没有丧失热情，他是自林肯之后这几十年间我所看到的总统中最达观的一个。批评家们骂他傻，恶意地攻击他，但他总能摆脱阴影，从容面对。他也许会出现暂时的迷茫，但他仍会坚持战斗。
也许他达观的态度来自于一系列的挫折和之后的自我调整，这种磨炼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他在阿肯色州的成长经历早已家喻户晓，同样为人们所熟知的还有他早期的政治历程：１９７８年他当选为美国最年轻的州长；１９８０年最年轻的州长在连任中失败；１９８２年经历过磨炼的他又重新当选州长。后来，在１９９２年竞选总统的初期他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挫折，磨难之后他才最终获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在这两次事件中他的妻子一直是他最主要的坚强后盾。
一些政治领袖们在登上了国家领导人的舞台后，很少能从受到的致命一击中幸免。在１９６８年的总统竞选中，乔治·罗姆尼在宣称他在越南被“洗脑”之后，便一败涂地；１９７２年埃德·马斯基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大雪中嚎啕大哭的场景使他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两个很不错的人，同样也是两个竞选运动中的失败者。在政治斗争中，顾问们称这样的候选人是“有着玻璃下巴的人”，只需一击便可将他们彻底摧跨。如果候选人可以承受住猛烈一击，重新走回来，他就会重新赢得公众的尊重。选举人也许并不非常喜欢他这个人，但他们却钦佩他的韧性。经历了一段时期后，克林顿又重新赢得了公众的信任，因为人们看到他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后仍微笑着走来，他是永远的“东山再起的年轻人”。
评论家们认为他的达观的人生态度主要来源于他的自信和远大的抱负。他们说他是一个永远都不会满足于停留在某一高位或在某件事上原地不动的人。克林顿是我们现代社会中最有抱负的总统中的一位，至少和约翰逊、尼克松比起来是这样的。但是我从不认为这是他表面浮华的原因所在。
如果真有原因的话，那就是克林顿能够很好地把他天生的乐观品质和能力相结合，这使他与众不同。他可以客观地看待自己走过的历程，就像是在看另外的一个人似的。芝麻大的小事也许会使他暴跳如雷，但大事却从来拿他没有办法。当危机来临时，他可以轻易地把自己摆在别人的位置上去考虑问题，就像考虑自己的问题那样从容。也许这是他自孩童时代起就发明的一种自我保护不受外界伤害的办法。等他长大成人之后，他所经历的任何打击从未伤到他的内心深处，他情感的保护层已变得比大多数人都厚得多。
我曾亲身经历了１９９３年夏天文斯·福斯特自杀的那个夜晚。那天晚上我和弗农·乔丹参加了一个私人宴会，在事发后我俩冲到遗孀利萨·福斯特家中时，发现克林顿已经在那里。我担心在华盛顿发生了一系列麻烦之后，文斯的死会成为克林顿的最后一丝希望。如果说白宫生活是杀害他们朋友文斯的真凶，那么克林顿夫妇该为他的新家感到悲伤，与此同时，他的总统任期将会就此结束。而我所看到的克林顿一直在宽慰房间里的每一个人。他极大地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但却给予每一个人以力量，而不是从他们那里获取力量。后来在白宫后部与一小群人坐在他自己的厨房里时，他想的更多的是能为丽莎做点什么，而不是他自己。他一定已经知道自杀意味着什么。１９４９年在毕士大海军医院里，国防部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跳窗自杀，这是从那时以后第一起政界要人的自杀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