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6月11日，大会选举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并举行闭幕式。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王首道、黎玉、邓颖超、陈少敏、刘晓、谭政、程子华、刘长胜、粟裕、王震、宋任穷、张际春、云泽、赵振声、王维舟、万毅、古大存、曾镜冰、陈郁、马明方、吕正操、罗瑞卿、刘子久、张宗逊、陈赓、王从吾、习仲勋、肖劲光、刘澜涛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毛主席致闭幕词——《愚公移山》。代表唱完《国际歌》后，大会执行主席彭德怀高声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代表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很久不愿离开会场。
大会闭幕的当晚，七大代表聚餐，每张餐桌上了一只整鸡，当时吃鸡就是享用“奢侈品”了。延安新市场有商人卖鱿鱼、海参、干贝，我向邓洁建议，给代表们搞一点来吃。邓洁说，中央没钱呀，买不起呀。大会秘书长任弼时专门把我们服务员招呼到一起，敬我们一杯酒，代表党中央感谢我们的服务。晚宴后，鲁艺剧团在中央礼堂演出京剧，邓洁让我们将事先准备好的炒花生、炒葵花籽、边区生产的麻糖、一只鸭梨和红枣装入纸兜里，凡是坐在礼堂椅子上的人都得到一份。我在延安十年，经历过各种规格的会议，七大发放“礼品”是头一回。
6月11日，七大结束后，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陆续离开延安，我也返回美军观察组。
后记 重返陕北
难觅往日的旧迹
在西安火车站登上北行的列车，我终于走上重返陕北的道路。
回到延安的第一天，我走过大街小巷，摸到凤凰山下，推开黄土墙上的木门，还认识石崖下的窑洞是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居所，黑呼呼的岩石还有毛主席留下的烟垢，门框上没有春联的一丝痕迹。我一声呼唤无人应答，环顾四周，小院里堆满了旧报纸和烂布头。毛主席的这处旧居冷冷清清地无人光顾。
当年，黄祖炎珍藏有三只巨大的毛笔，牛角料制做的粗笔杆，乌亮沉重。听黄祖炎讲，草地边边，急忙脱离张国焘，轻装急行军，他把暖水袋、怀表、墨盒、字帖都丢弃了，只有舍不得这三支毛笔，硬是背到陕北。
每逢延安开大会或欢迎来宾，书写大幅横标，我研了墨，再替首长撑住纸角，黄志炎双手各握一支大抓笔，蘸上浓墨，左右开弓，一个斗大的字，一挥而就。林伯渠、谢觉哉这两位在一旁称赞不已。
1937年元旦，我去百姓家讨来锅底灰，黄祖炎兑水兑皮胶，在黑釉盆里研调墨汁。首长曾经有一块名贵的砚台，经过水草地时，不得不忍痛“轻装”掉。他一边捣鼓墨汁，一边惋惜那只扔掉的砚台。书写对联时，我在一旁按住红纸，黄志炎飞快地书写一幅幅春联。
毛主席和贺子珍闻声走出窑洞，从我手中接过春联，连连称赞好字好词
如今，一栋栋陈旧的住宅楼从四面八方逼到凤凰山脚下，狭窄的通道已不便引导游人瞻仰伟人旧居。毛主席与江青结婚的“石窑洞”——座北朝南的三孔石窑洞模样的平房成了凤凰山麓毛主席的旧居标志。历史也就此简化吧！
我寻遍了凤凰山，旧时的窑洞、小花园、城隍庙无影无踪。眼前都是高楼大厦。
宝塔山变化大了
延安市政府正在修建宝塔公园，崖壁石刻整修一新。
我手扶青砖边墙，登上宝塔山，环顾宝塔下的土地，水泥砖覆盖了昔日的脚印。
九级砖塔整修了，塔端加补了“窝儿头”样的封顶。1938年的宝塔，塔芯木梯都拆光了，塔尖损毁，站在塔里向上望去，露出一块巴掌大小的蓝天。那里是塔呀，一根锅炉房的烟囱！
1937年夏，我们随中央医院迁驻宝塔山，成为宝塔山的首批居民，黄祖炎任中央医院院长，傅连璋是副院长。
中央医院时常请马海德和几位医学专家轮流主持医学知识讲座，三十多名医护人员在黄土坡上听课，我隔三差五地赶上了，也混在医护人员堆里听一听。马海德那时的中国话还不很熟练，一些专业术语需要傅连暲在一旁做翻译，在宝塔山上我知道了世界上有细菌和病毒，肺结核和梅毒，特别对梅毒的传染性和毒性印象深刻。
有一次讲课，一位牙医专门讲有关牙齿方面知识。他说，中国人的寿命平均只有三十多岁，贫穷和战争是造成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另外，不知道牙齿保健知识也是影响寿命的一个原因。牙齿不好，吃东西就要“囫囵吞枣”，食物太粗糙，增大胃肠负担，营养不能吸收，久而久之必然患病。牙病会成为口腔病灶，可能播散病原菌的感染到附近的组织或器官，也可能引起内脏器官的疾病，如引起肾炎、关节炎、心膜炎、眼疾和皮肤过敏等等等等。这位医生特别叮嘱，你们今天知道了牙齿的重要性，就要爱护牙齿，有条件了要饭后刷牙，一旦牙齿坏了，要随时修补，年纪老了一定要镶牙！他的话，使我一生受益匪浅。
还有一位医生讲养生之道。他说，我家几代人，每天清晨空腹喝两杯淡盐水，可以怯病延年，我父亲活到99岁，身体健康，如果他不跌交，能活一百多岁。
寻找宝塔山旧居，令我大失所望，往日的窑洞面目全非，黄祖炎的旧居湮灭了。半山腰有一座日本工农学校的纪念碑，日本人有钱能够树碑立传啊！
想起了60年前的同伴儿
来到延安，回忆起多年前的往事。
在桥儿沟，天主教堂前空空荡荡，一块孤零零的石碑。我掂起脚尖向山沟里眺望，就在这面黄土坡上，我们曾经读报学习、为贺龙捐款
我还记得张苏的勤务员郭聪也为贺龙捐了款。郭聪聪明，有天生的表演才能，能够模仿中央首长讲话时的语调和神态。
那日，北门外的党校礼堂上演京剧，毛主席来了，有人起身给他让座；陈云来了，有人招呼“陈部长坐这里吧”；周恩来走进礼堂，有几个人站起来让座。这时有一个人把我身旁的郭聪拽起来“你来模仿一下周副主席的讲话吧！”
周恩来饶有兴趣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郭聪笑嘻嘻地操起周恩来的腔调：“我叫郭聪啊。”逗得一圈人哈哈地笑。
周恩来拉住郭聪的手：“送你去‘鲁艺’学习演戏好不好？”
郭聪一板一眼的拿腔拿调：“我的首长不就没有人照顾了吗？”
周恩来说：“我们可以换其他同志接替你呀！”
郭聪说：“我不识字呀，记不住台词嘛！”
周恩来说：“不识字，慢慢地学呀！”
郭聪：“好嘛！等学会了识字，日本鬼子早就被我们打跑了嘛！”
周恩来终于忍俊不禁：“哈，你这个机灵鬼”这时周恩来被人拽走了。郭聪又表演了毛主席、朱德和林彪的讲话。
不久，郭聪离开了北门外的中组部，不知去向。
想起了郭聪，也想起了四八死难烈士。
1946年4月8日，博古、王若飞、叶挺等13人乘美军飞机从重庆返回延安，飞机迷航，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坠毁。空难发生后，美军飞机频繁起降，从山西运回遇难者的遗体。博古的随员赵登俊同我一起长征到陕北，他先跟随傅连暲，后跟博古去重庆，成了一名“四八”死难烈士。
我站在赵登俊的墓碑前，沉思默想，本来你可以象我一样活到今天，享受八十年的阳光和空气，你早早的死去，我还活着，倘若当年我不进胜利食堂，也可能去跟随博古。那么我就在里面躺着，你现在还会活着
延河两岸曾经的故事
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延河吗！以前宽阔的河滩被人工填高，构筑了陡直的混凝土防洪堤，河水已成涓涓细流，水面上漂浮着黑色的油污，散发着令人窒息的臭气。两岸河堤上的泄水口哗哗地流淌着污水。
当然，延河会发脾气，暴发山洪，河谷里轰鸣着惊心动魄的涛声。洪峰流过，房屋那么大小的卵石消失得无影无踪。1940年夏天，胜利食堂的伙伴拽我去玩水，他们不由分说硬是把我扔进延河。我喊了声救命，灌进几口浑水，半浮半沉地顺流漂去。史明他们才相信我不会游泳，急忙跳进延河，把我捞了上来。以后，贺龙、王盛荣做教练，我学会了游泳。
当年，延河两岸是人们谈情说爱、散步聊天的去处。我听知识分子们聊天，他们抱怨延安穷山恶水，一个人说上不了天了，另一个人说下不了海了，原来他们是制造飞机和舰船的技术人员。如今，中国不但拥有强大的空军海军，还有原子弹氢弹洲际弹道导弹，还有间谍卫星和宇宙飞船；而且中国的粮食煤炭钢铁的总产量世界第一，这些都有从延安走出去的知识分子的功劳。
在延河大桥上，我实地讲解当年驾驶吉普车三次涉渡延河的原因。在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古城延安化作断壁残墙，街道上密密麻麻的弹坑阻绝了行人交通，吉普车离开东关机场，一渡延河绕过清凉山的石崖；二渡延河绕过河岸的卵石滩；再从王家坪三渡延河回到美军观察组。随行者多年的疑惑消除了，分清了历史与现实的差距。
我忽然想起在延河滩上的炸弹坑里救人的事儿
延安北门至“边区司令部”之间的延河漫滩地上，散布三块巨大的水塘，那是日本空军重磅炸弹的杰作。秋日的一天，一位农妇在水塘边收割豆子，无意中带起的土坷拉滚落水坑中，从水塘里惊起一条五六斤重的草鱼。草鱼落在农妇的脚下，拼命扑腾。拾豆妇女大惧，一个趔趄，跌入水坑中。我和警卫战士看个满眼，急忙跑去救人，从水塘里把农妇捞了上来。积水弹坑的鱼儿最后被捉得一干二净。
如今，在延安吃鱼已不是新鲜事了。沿街的餐厅饭店琳琅满目的海鲜招牌高高悬挂。
杨家岭窑洞依旧
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市的陪同人员又驱车直奔杨家岭。
在杨家岭沟口下了汽车，缓步前行。一群游人在导游的引导下，瞥一眼七大礼堂，到毛主席旧居里转转身，如蜻蜓点水。
七大礼堂还是旧时模样，门楣上“中央大礼堂”五个字虽说是康生手迹，仍保存完好。
导游小姐问我：“当年没有吊车，大礼堂拱顶的条石是怎么搬上去的？”我告诉她，随着石块墙壁逐步垒高，在墙外渐渐填起堆土，形成一面长长的斜坡，一块块千斤重的条石在滚木上沿着斜坡推上棚顶，互相镶嵌成礼堂的穹顶。然后运走墙外的黄土坡，露出中央大礼堂伟岸的身姿。
这幢由留苏建筑师杨作才设计监造的建筑物，在改革开放之前一直是延安最豪华的建筑。中央大礼堂侧厅是杨家岭全体干部整风的场所，康生、陈伯达唇枪舌箭，气势汹汹的在此逼人整人。追查张国焘冒领黄金一事仅仅是一段小插曲，因为涉及到黄金，我还记得清楚。
康生询问一个人（姓名忘记了）：“1938年，你和张国焘在一块工作，他逃跑之前从边区银行带走多少黄金？”
这人想一想：“可能有四五百两吧。”
康生又问：“那你为什么不想一想，张国焘要黄金干什么？为什么不向组织报告？”
那人辩解：“那谁晓得张国焘准备逃跑啊！”
有人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