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祸- 第73节

崔主任对着法庭里面的所有人说：“这是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他们没有过多的财富，没有可以主宰别人的权力，也没有分外的奢望和企求，他们有的是相濡以沫的亲情，有的是普普通通却又幸福美满的日子；然而，正是白国光这个恶棍，为了满足自己的肮脏私欲，把这个原本幸福宁静的普通家庭毁掉了。这个家庭的男主人，也就是我们面前的证人何天亮，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却被判刑十二年，以至于妻离子散，受尽了苦难和折磨。作为法律工作者，我不应该说这句话，可是出于人的良知和道义，我却必须说，白国光死有余辜。”

崔主任这时候才显示出他不愧在肖大爷名单上占了辩护律师的头牌，此刻，他已经主宰了法庭的气氛。法官中的女陪审员在偷偷抹眼泪，审判长面色惨然，显然已经被他讲述的事实引进了对被告深深同情的氛围里面，就连检察机关的公诉人，也忘记了对他的辩护进行挑剔，对他的辩护像听情节动人的故事一样专心致志。

“证人何天亮，你知不知道在你入狱的那八年里，冯美荣都做了些什么？”

何天亮摇摇头：“我不知道。”

崔主任说：“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会儿，等一会儿我来告诉你。”

审判长说：“证人你回去坐吧。”

何天亮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浑身无力地坐了下来。小草握住了他的手，可是，她自己的手也在颤抖着。

崔主任接着说：“被告被白国光威吓逼迫而受尽了侮辱，直到家庭被毁，亲人入狱，这一切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她对白国光的深仇大恨不言而喻。然而，如果我们就此认为这就是她杀死白国光的原因，那就又大错特错了。下面，请审判长批准我对被告提几个问题。”

审判长说：“你可以提问。”

崔主任问：“冯美荣，何天亮入狱以后你都做了些什么？”

在崔主任提问、叙述的过程中，冯美荣一直在哭泣。崔主任向她提问，她没有回答，崔主任又问了一次，她仍然没有回答。审判长说：“被告，你要如实回答辩护人的提问。”

冯美荣忽然号啕大哭着说：“我想死，我请求让我死还不行吗！别问我了，别问我了……”

审判长说：“被告你冷静一些，遵守法庭纪律，注意法庭秩序。辩护律师，被告有权拒绝回答你的问题。”

崔主任说：“我非常理解被告的心情，我提出的问题等于在割开她尚未愈合的伤口，我能感觉到她的心在滴血。我尊重我当事人的意愿，不再向她提问，但是我却可以把我整理出来的谈话笔录当庭宣读一下，这份笔录实际上回答了我的问题。”

崔主任从案头拿起卷宗，翻开读道：“自从发生了那件事情以后，我知道我上当受骗了，做了对不起何天亮的事，没有颜面再跟他维持夫妻关系，就提出离婚。我知道这样做对他来说是残酷的，也许他会更加恨我，可是我没有选择，我只能那样。一个女人出了那种事情，在原单位只能成为别人轻蔑的对象，成为别人饭后茶余的吐沫星子，我只好自动离职，远远避开那些轻蔑的眼光和比刀子还要锋利的闲话。同时，我也是为了远远避开那个恶棍白国光。我恨他，可是我对他却没有办法，他是男人，是领导，我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我无法跟他对抗，更无法报仇雪恨，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远远避开他，让他找不到我，无法继续纠缠我。

“离开了单位，我就没有了收入，我还有女儿，我的父亲又患了肝癌，妹妹年幼还正在读书，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收入来源，我只能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挣钱。我白天给人家当保姆，晚上到歌厅舞厅当陪酒，经常一天苦干十六个小时。然而，我再卖力气挣来的钱也弥补不了家里的开销。父亲的病越来越重，孩子因为营养不良也患了贫血，我只好去卖自己的血换来钱买了补血药给孩子吃。这样拼了一年多，我的父亲还是去世了。我心里明白，他的病是我给气出来的。他生前很喜欢何天亮，我们出了那件事情以后，他从来没有问过我缘由，但是我知道他对事情的经过一清二楚。他从来不提这件事，闷在心里，我女儿曾经问过我，为什么她姥爷抱着她流眼泪。

“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开始每月积蓄一点点钱，哪怕家里再困难，哪怕每月只能存一块钱，我也要不间断地积蓄。我知道，何天亮出来以后还要过日子，还要做事情，他不能两手空空地面对这个对他来说已经变得非常生疏的世界。再后来，我晚上在歌舞厅陪客人的事情不知道怎么传到了家里，母亲和妹妹都觉得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我回家的时候也经常感到邻居们在我的背后指指戳戳，我不能不挣钱，却又不能不顾家里的名声，我只好告别给我留下痛苦记忆的故乡，到外地谋生挣钱。我去过深圳，在那里给人家擦过皮鞋，当过小工；我也去过海口，在一个拱桥上推车，每推一趟能挣五毛钱，我一天最多能推十趟；在厦门我给一家公司当过公关，为了躲避老板的纠缠，干了一个月一分钱没挣到就辞职了。那段时间我自己都说不清我干了些什么，反正什么能挣钱我就干什么，只有一样我可以保证，我从来没有靠出卖肉体换钱，因为，虽然我已经跟何天亮离婚了，可是我终究还是他女儿的母亲，我不能再给他身上增加羞辱。一个女人，想靠打工正正经经地挣到一笔钱，在当今的社会上几乎是奢望。我在外地流浪，打工；打工，流浪，就这样苦熬着。我心里唯一的希望就是能等到何天亮出狱，能等到他可以养活我的女儿，至于会不会有这个结果我也说不清，也许这只是我激励自己拼下去的一个虚幻的愿望而已。

第六部分　第三十九章（5）

“后来，我在深圳认识了一个朋友，她也是跟丈夫离了婚，独自出来工作挣钱的。这时候我不但每月能保证给家里寄去生活费，自己也积攒了几千块钱，那位朋友也有几千块钱，于是我们商量了一下，就合伙从深圳进服装贩到北方去卖。我们干得非常起劲儿，经常乘着火车背着沉重的大编织袋在南方沿海城市跟北方内地城市之间奔波，干了两三年，我们都挣了三万多块钱。这时候又在北京碰上了传销保利产品的事儿，据说搞传销能挣大钱，我们也确实看到有许多人靠传销成了大款，心头一热，想快点致富，就干起了传销。没有多久，传销被禁止了，我们辛辛苦苦几年挣的钱都被砸了进去，我的那位朋友承受不了这巨大的打击，跳到北京护城河里自杀了。我在北京呆不下去，只好又回到家乡另谋出路。回来后不久，我就打听到何天亮要提前释放，我又喜又怕，喜的是他终于熬出来了，怕的是再见到他我将会无地自容。

“我趁他还没有出来之前，偷偷跑到过去我们的家里。房子还在，朋友一直替他看着，知道他出来还能有个窝，我放心了。可是见到那座房子破败不堪，家具也都朽坏难以使用，我就用手头仅有的钱从旧货市场上买了几样家具偷偷给他配上了。我想，无论怎样，他回来后看到家还像个样子，心里也有个安慰。”

何天亮听到这里恍然大悟：他从监狱出来后，家里那些陌生的家具和电视是冯美荣给置的，他的五内俱焚，眼泪终于止不住流了下来。

崔主任还在继续读那份笔录：“有一次我偶然看到何天亮在街上给人擦皮鞋，我的心情非常痛苦，这一切不都是我给造成的吗？如果不是我的失足，他作为一个优秀的钳工班长，再怎么也落不到这个地步。我想帮助他，可是却没有能力了，我积攒下来的钱都耗到了传销上。我只好到处借钱，好容易凑了五千块钱，就给他寄去了，希望他能拿这笔钱做点什么。我本身就没钱，又欠了债，只好重操旧业，到歌舞厅去坐台。真是冤家路窄，我万万想不到会在那里碰到何天亮，他当时就指责我不该干这个。我心里想，我辛辛苦苦借了钱给你，难道就是让你来逛歌厅泡小姐的吗？羞怒之下，我狠狠地骂了他，他也被朋友拉走了。过了几天，他忽然把那笔钱又送了回来，说是补偿女儿的生活费。我心里明白，他是见我在歌舞厅坐台，知道我缺钱，才把我寄给他的钱送了过来。他当然不知道那笔钱实际上是我寄给他的。我妹妹把钱给我的时候，我的心情真是无法表达，既高兴又难过，笑也笑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当着我妹妹的面我强忍着，过后我却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就在我跟何天亮在大都会舞厅里面吵闹的时候，我万万想不到白国光出现了，我原来根本不知道他就是这座娱乐城的老板。见到他我万念俱灰，我恨死老天爷了，我想不通老天爷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像他那么坏的人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而我们这些善良老百姓却总是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我当时就决定离开那个娱乐城，可是他说的一句话又把我留住了，他问我：‘你男人出来了，可是随时还会进去，你知不知道？’我以为他又在恐吓我，我就说，‘这次进去的恐怕该换你了。’他阴笑着对我说：‘你以为我骗你是不是？他从我这里拿走了一把手枪，他还以为自己厉害，可是他却想不到，只要枪在他手里，我随时都可以把他送进去。’何天亮的性格我知道，为了自卫，他有可能从白国光手里抢枪的。我回想起白国光跟何天亮会面时候的对话，显然他们见过面。我无法判断白国光说的是真是假，可是我却不敢冒那个险，他确实太坏了，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就算何天亮并没有从他那里拿什么手枪，以他如今的势力，想嫁祸于人也非常容易。在那种情况下，我只好问他：‘你要怎么样？’他厚颜无耻地说：‘我是旧情难却，看到你如今混到这个地步心里也不落忍，我就给你安排一份工作吧，你到总台收款，每月工资两千。’

“我知道他不怀好意，可是如果我当场拒绝了他，我说不清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加害我们，我只好同意在他那里工作。在我同意在他那里工作的同时，我也暗暗下了决心，如果他再对我心存不轨，我豁出去了，大不了鱼死网破，我也不是十年前的冯美荣了，我相信我有能力应付他的纠缠。”

崔主任合上卷宗，对审判长说：“审判长，下面的事实我还需要何天亮的证词。”

审判长宣布：“传证人何天亮。”

何天亮已经麻木了，反应迟钝，法警拍了拍他，他才怔怔地跟着法警走到了证人席上。

崔主任叫着他的名字说：“何天亮，刚才叙述的事实你今天才知道，对你的精神肯定有负面作用。本来我不应该再让你出庭作证，可是，为了搞清事实，为了还冯美荣一个公道，我不得不让你继续出庭作证。希望你能打起精神，实事求是地回答问题，配合我把案子的背景搞清楚，这也是你应尽的责任。”

崔主任这一番话，让何天亮清醒了许多，他打起精神准备回答问题。

“你回到这里以后，见过几次白国光？”

何天亮在心里数了一下，回答说：“四次。”

第六部分　第三十九章（6）

“你能把每次见到他的经过详细地告诉法庭吗？”

何天亮说：“能。”接着就从他第一次在市府广场擦皮鞋时见到白国光讲起，一直讲到他闯进白国光的办公室拿到他经济犯罪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