括苍山恩仇记- 第422节

《括苍山恩仇记》与正宗的历史小说之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并非出自作家别出心裁的独创。我认为，这种写法，可从前人的创作中找到范本。例如《水浒》和唐人传奇小说《虬髯客传》，就与它有若干相近之处。

与《括苍山恩仇记》一样，《水浒》、《虬髯客传》都是表面“讲史”实际上出自虚构的作品。它们或是“自有奇闻异说，生于民间，辗转繁变，以成故事”③（如《水浒》）；或根本就是文人的艺术创造（如《虬髯客传》）。如果进一步看，则可发现《括苍山恩仇记》与《水浒》在主题、人物乃至某些情节设置上都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如以名不见经传的社会下层人物为主角（甚至两部作品都没有刻划塑造真正意义的农民形象）；表达惩恶扬善的道德观；揭示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阶级斗争特点等等。这三部作品所具有的另一特色是，人物富有侠肝义胆和理想化色彩，情节具有传奇性，即作品带有武侠文学的特征。对这类作品，与其叫它“历史（故事）小说”，还不如称之为“英雄传奇小说”较为得当。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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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①　　梁归智《论武侠小说的基本特征》（见《文艺争鸣》1989年第3　期）中把《水浒》等带有侠义色彩却不具备武侠文学特质的古典作品称之为“英雄传奇”文学，本文姑且采用这一提法。

“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而真正的武侠文学，则源于晚唐的传奇小说。杜光庭的《虬髯客传》所塑造的“风尘三侠”──李靖、红拂女、虬髯客，无不具有重义疏财、旷达豪放的侠士风范。作为杜光庭的同乡人②，吴越把这种传统的侠义精神继承下来并投射到那伙被逼上“梁山”的石匠猎户身上，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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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杜光庭祖籍西安，在缙云出生；吴越祖籍永康，也在缙云出生。

在中国，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所造成的战乱频仍的混乱局面，造就了“侠”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而侠士的存在，反过来又促进了民间侠意识的萌发和流传。侠士的重要特征之一：重义轻利，被下层社会的平民奉为传统美德而得以强调与推崇。“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③，扶弱济贫、除暴安良等等，已成为中国百姓心目中理想人格的标志。因此，侠意识，不仅鲜明地表现在武侠文学里，也广泛地存在于英雄传奇文学之中。（像当代文学中的《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红旗谱》、《烈火金钢》等，都不难找到其痕迹。）《括苍山恩仇记》里的石匠猎户们，他们群体性的生存形式造就了其侠义性格形成发展的环境，恶劣的生活条件和险恶的客观环境，使他们不可能闭关却扫，独善其身，故而一旦面临官绅的欺榨威胁，共同的利害关系即廹使他们紧抱成团以御外敌。何以图存？端赖自救。被逼至死地的村夫猎户们一旦发现除了“自救”别无选择时，他们身上潜在的传统侠义精神即得以弘扬放大。如果说，汉人石匠与畲族猎户的互帮互救，还是基于同一县乡邻里唇亡齿寒的实际利害关系考虑；那么，太平军骁将刘保义、刘保安兄弟与吴石宕人肝胆相照、生死不渝的友情，则是建立在处于同一阶级营垒，和对腐朽没落的大清王朝的共同仇恨基础上的。如果说，面对金鸡太爷与团总林炳互相勾结，草菅人命，最初吴石宕和雷家寨人的侠义精神还仅体现在救出自家弟兄亲友上，那么，随着对朝廷官府本质的认识加深，则逐渐上升到除暴安良，济危扶困，为天下受苦受难的百姓仗义行侠的层次了。由为本村寨、本宗族利益而砸站笼、救囚犯，到高举三星旗，歃血盟誓：“杀贪官，诛豪绅，救万民出水火之中。灭贫富，倡平等，领百姓入安乐之乡”，是何等大的发展；由幻想官府会秉公执法而去与林炳对簿公堂，到喊出“反入朝廷，不到京师决不收兵”，又是何等大的转变！人物的这种演变，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传统的侠义精神乃是这些世世代代安份守己的村夫猎户们的阶级意识萌动觉醒的滥觞。正是这种潜在的不自觉的侠意识，使他们不甘任人凌辱宰割，不愿拢袖旁观穷朋友蒙冤遭屈，而终于揭竿而起，实践他们“得财则与天下人共之，有难则为天下解之”的豪侠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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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见《史记·游侠列传》。

《括苍山恩仇记》的侠意识，不仅表现在人物所具有的侠义品格上，还体现在作品中大量的武功场面描绘上。职业的需要和强悍民风的熏陶，使作品中的各等人物都练就一些拳脚功夫。冷兵器时代的尚武精神和武功招式套路的描写融贯于作品中，使得人物身上的侠义风范得到更充分的展现。雷一鸣的用锤、林炳的双剑，吴本良的双刀，从某种角度看，乃是他们各自性格的外在写照。武侠场面的描写，对故事情节的发展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整部小说矛盾冲突的酿成，就是由吴本良与林炳的校场比武风波引发而起的。而小说中每次情节高潮的掀起，事件发展的转折，无不借助于武功场面的展开。如寻找牯牛的格斗，砸站笼救囚犯的夜袭，禳旱魃的混战以及劫法场的厮杀等等，莫不如此。

虚实相间：清末浙南山乡的社会风俗画

《括苍山恩仇记》作为多卷本的通俗小说，固然具备迭起的悬念、曲折的情节故事等基本要素，但是又不像一般的通俗文学那样仅仅“依赖通过展示叙事、结构方式和艺术技巧自身具有的审美特性”①来取悦读者。作家在注意保持通俗小说的基本特征的同时，以很大的精力和篇幅描绘渲染作品的时代氛围和社会风情，把清末浙南山乡的民俗风貌再现于字里行间，并使之成为整部作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很难设想，如果删去那些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婚丧嫁娶、祈雨禳魃等世俗民情场面的生动描写，略去展现特定地域人文环境风土人情的细腻描摹，小说还能剩下多少新鲜的东西。从小说中，一般的读者除了能领略括苍山麓的民风特色，还能获得那个时代的诸多知识，如中医武术，阴阳堪舆、祭祀礼仪乃至建筑学、音韵学等等。而对于今天依然生活在小说描绘的地域中的人们来说，小说还具有民俗学意义。作品中对当地的某些习俗、传说、语言（包括方言俚语）进行了有启发性的探源和解释。所有这一切，并非出自作家兴之所至的比附兴会，而是建立在他对自己家乡历史和民俗的深刻了解之上的，同时也得力于他在创作之前充分的学识积累和准备。②正如有人指出的，《括苍山恩仇记》是把严酷的阶级冲突与浓郁的民情世态融为一体，借民情世态的描写来传递阶级斗争信息。③但在这两者的处理上，作家采用截然相反的手法：一虚一实，一幻一真，同时把虚实幻真的两极浑然地统一起来。前面已说过，《括苍山恩仇记》所描写的人物、事件，基本是虚构的，因在当地历史上，并未曾产生过富有传奇色彩的三星义旗和令官府胆寒的起义军。但是，作品中人物生存活动的自然环境和山乡的民风习俗，却是按照当地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严格写实的。尤其是对地理风貌的描写勾画，很富有真实感和历史感，如对当时县城建筑格局式样的描写，今天的老人们也许还能循迹指点。因此，对熟悉了解当地地理环境的读者来说，读来不单感到亲切，而且更感到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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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王力平《通俗文学笔记》，载1989年5　月19日《文论报》。

②　　见郑晓华《十年坎坷写括苍》，载1884年第6　期《人物》。

③　　见吴秀明《评1982年至1983年的历史小说创作》，载1984年第5　期《当代作家评论》。

这种地理、民俗属实和人物、事件虚拟的结构形式，显然不同于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虚构布恩蒂亚家族同时也虚构一个马孔多小镇的双重虚构，也有别于莫言在《红高粱》中虚构土匪爷爷的传奇故事的同时，还虚拟一个与地理版图上同名的“高密东北乡”的手法。这种虚实相间、似真似假的处理方法，使作家在展开艺术想象时有所凭倚，同时也易使不明就里的读者信以为真，把艺术的虚构当成历史的记录，增加作品的可信度。

但是，有所得亦难免有所失。对世态民情的过份热情痴迷，有时会给作品造成某种程度的损害。面对一部通俗小说，读者对它的要求往往是情节的曲折性，人物的传奇性和语言的通俗性。选择通俗文学的读者，大多是期望从中获得某种情感的导泄或补偿。倘若作品有过多的非故事性成分，造成内容的壅塞，情节的稀薄和节奏的滞缓，读者就会由于达不到所期待的阅读快感阈值而感到不满足。作为宏篇巨制的《括苍山恩仇记》，与它那庞大的小说构架相比，情节的成分似乎弱了些。为了证实这一点，不妨举个小例证。曾见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和湖南美术出版社分别改编该小说一、二卷绘制的连环画。共约六十万字的两卷小说，却被绘成总数三百余幅的两册或三册。其中当然有改编者取舍眼光高低的因素，但小说本身的情节因素较弱，或许是造成这一现实的重要原因。丹麦学者何莫邪说过：“最适宜连环画的题材是以有形的动作为主要表现内容的故事。”①因此，在《括苍山恩仇记》中占有大量篇幅的民俗风情描写，纵然精彩，也由于缺乏“可画性”而被割爱了。作为一部通俗小说，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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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连环画文学概论》，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突破藩篱：文革时期文学创作的异数

在阅读或评论《括苍山恩仇记》的时候，不能忽视这么一个事实：这是一部完稿于十年浩劫时期的作品。

谈论起“文革”时期的艺术创作，人们通常的看法是没有真正意义的文学。当今的诸种文学史著在论及这一阶段的文学创作的时候，大多显得乏善可陈或至多作一概括性的介绍而已。但是在“文革”中却存在过另一种特异的创作现象：即某些作家却在偷偷儿地从事当时不能发表出版的“非法”创作。从事这一类创作的，或是当时丧失写作资格的“罪人”，或是有意违反创作禁令私下创作不能见容于当时政治环境的文学作品的作家。这在当时并非极个别现象，在粉碎四人帮后相继出版的长篇小说《将军吟》（其应丰）、《东方欲晓》（杨沫）、《女游击队长》（李英儒）等，均完稿于十年文化专制时期。（顺便指出，这些作品包括后面要论及的《括苍山恩仇记》的创作时间，基本上都在七二年至七六年之间。）纵观这批在特殊环境下创作出来的小说，它们与当时公开出版的小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们不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不去舐“旗手”的余唾；其次，对历史、对生活作了尽可能真实的反映。我们看到，当大多数作者还心安理得地按帮八股模式进行描绘，批量地生产“小说”时，这些作家已经悄悄儿地把一只脚跨出了阴晦冷寂的时代，迈进了喧闹光明的新时期门槛。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的另一只脚毕竟还滞留在那荒唐昏暗的岁月中，终不免沾染了一些它的霉味。这一文学现象，即使是在“文革”前就负有盛名的作家也未能避免。杨沫谈起《东方欲晓》的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