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蔽何幕鹩怀鍪只镜敉计墒浅枪苤捶ㄈ嗽比悦挥型Ｏ吕础�5分钟后，魏文华瘫在地上不能动弹，城管执法人员开着车扬长而去。
当魏文华被送到医院时，他的瞳孔已经放大，呼吸停止，医院确诊为死亡。时年，魏文华41岁，系天门市水利建筑公司总经理，他敬业、诚恳、乐于助人，曾连续数年被评为天门市优秀共产党员、十佳标兵以及湖北省优秀企业家。
事件发生后，天门市委、市政府成立“案件侦破查处专班”，警方控制了20名涉案嫌疑人，刑拘4人，天门市城管局局长被免职接受调查，其他上百人接受调查。2008年11月，该案涉及的人员分别被判处3—6年不等有期徒刑，魏文华家属总计获得93万元的赔偿。
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大多都曾看到过这样的场景：在取缔占道经营、违规摊贩等有碍市容观瞻行为时，城管执法者往往出动大卡车，一路汽笛狂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无证商贩、违规摊点一股脑儿撵走。执法者们所到之处掀摊子、砸店子、赶贩子，折秤杆子小商小贩们如同惊弓之鸟，闻风而逃，跑掉了的货物都不敢回头去捡。
有网友把一段时期内城管的粗暴执法事件制作了一个排行榜，其中的粗暴行为可见一斑。
2005年7月，河南商丘农民孙文之进城卖西瓜，城管摔烂瓜农西瓜
2006年10月，深圳市上梅林村城管与民兵应急分队发生打斗事件
2007年5月，河南安阳一乘客帮拉车老人说话时遭到城管的暴打
第二部分 第106节：法为（13）
2007年6月，河南郑州一名女大学生在学校附近摆地摊时遭到城管殴打并引发学生抗议
2007年6月，河北石家庄市一残疾人驾驶客运三轮车时遭城管殴打
2007年6月，四川成都市一小伙指责城管野蛮执法时遭暴打吐血
2007年7月，宁夏西吉县城管人员当街围攻谩骂殴打采访记者
2007年9月，深圳罗湖区南湖执法大队协管员拒交停车费，殴打小区保安
2007年9月，北京市朝阳区城管协管员在执法过程中打伤一孕妇
2008年1月，重庆大足县城管在执法过程中对两卖花姐妹出语轻浮，并对其“动粗”
对于城管打人、暴力执法的新闻，人们已是见惯不怪，在中国，暴力执法并非城管一家，但案发频率之高、曝光次数之多，城管应是独占鳌头的。
为加强执法，一些地方的城管人员还采用“准警用装备”，不仅配备棍棒，而且还配备防刺背心、头盔、防割手套、辣椒水、警灯武备越来越重，暴力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城管粗暴执法，也不难理解城管为什么在一些地方已经到了过街老鼠的地步了，更有甚者，在一些地方，被执法者也常以特别的方式来反抗城管执法。
2006年6月，成都市一女摊主在反抗城管执法时，竟然用尿水泼洒城管
2006年8月，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一摊主的三轮车被城管大队没收，摊主手持切刀将一城管队员刺死
2008年1月，南京市城管在执法过程中用辣椒水喷向街头摊贩，一位老大爷实在看不过去，拿起刚买的鸡蛋就向城管砸去
2008年4月，深圳市一女摊贩在抵抗城管执法时，将一名城管协管员的下体咬伤
2009年11月，广州市城管委一副主任表示，“广州市每年被打伤的城管达200人，是被打商贩的100倍”。无论“城管被打是商贩的100倍”是否属实，它所传递出来的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主政者加强城管暴力的动机和意愿依然强烈，而且事实上持续对商贩的打压也易使冲突升级，随着主政者对商贩暴戾想象思维的越走越远，城管与商贩冲突的恶性循环必然会加剧并不断扩大，局面必将朝着不可收拾的方向发展。”《被打城管百倍于商贩是危险信号》，司徒望，《东方早报》，2009年12月2日。
城管执法人员与流动商贩之间的“猫鼠游戏”，甚至发生暴力对抗等极端事件，从小的方面来看，只是城管队伍本身的问题，城管队伍执法蛮横、监督不力，而从大方面来看，在城管与百姓对垒的背后，却有着深层次的制度原因。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市管理行政处罚权分散在各部门，“满街都是大盖帽”，“乱罚款、乱摊派、乱集资”等现象严重，群众啧有烦言。为改变“七八顶大盖帽管不住一顶破草帽”的状况，1997年，以《行政处罚法》的实施为契机，北京市经国务院批准，在全国率先展开了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有效遏制了“三乱”现象。这一制度此后逐渐在全国推开，到2005年底，全国共308个城市进行了城管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到2007年12月，全国开展城管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的城市已达1076个，包括804个县级市。
伴随着城管综合执法权试点在全国的扩大，城管权力范围也不断扩大。1997年，国务院法制办批复文件只给予城管五个方面的行政处罚权，到2002年，城管处罚权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市容卫生、城市规划、城市绿化、市政管理、环境保护、无照商贩、侵占道路等七个方面，内容庞杂，事无巨细。有人作过统计，北京城管的执法覆盖13个领域，拥有三百多项职权。
在权力范围不断扩大的同时，城管部门的权限却始终未能理顺。有关部门把所有复杂疑难而利益不大的边边角角职能，全部转让给城管部门，城管部门始终扮演着“捡破烂”的角色，只要没人管的事儿都会找城管。
在承担“捡破烂”角色背后，城管自身面临着人员素质不高，经费保障不足的尴尬。尽管国务院文件再三明确规定“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必须是公务员”，但全国除了北京、厦门和青岛等少数城市，处在城管执法第一线的人员基本上都不是公务员编制。在一些基层城管部门，由于没有实现全额财政拨款，城管人员的工资没有列入财政预算，来源主要是收费和罚款，致使城管牟利、趋利现象频繁发生，一些地方财政部门还按照执法力度给予城管部门奖励。
第二部分 第107节：法为（14）
城管制度实行这么多年来，始终没有一部全国性的法律和法规来规范城管的法定地位及权责，这是造成城管暴力执法的根源所在。
没有全国统一性法规可依，无充足财政拨款支持，执法人员素质不高，处理的又都是社会死角问题，城管执法中不断发生暴力冲突也似乎就不可避免了。
5年前的2003年，孙志刚在收容站被打死，促成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2008年，魏文华被城管打死，一个总经理的死，理性文明的社会应该从鲜血和生命中去反思和改进。“管管城管”的声音早已响彻坊间，甚至有人强烈建议取消城管。尽管截止到2007年底，全国拥有地方立法权的80个地方政府中，已有38个为城管执法专门立法，但遗憾的是，人们始终没有看到卓有成效的举措以
及城管自身形象的改观。
从2008年开始，北京市颁布实施了《北京市实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此办法从实体上明确了城管执法部门的职责权限，从程序上具体规定了执法行为如何履行，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让城管执法权有了“边界”和“后盾”，这将使城管执法队伍逐步走向正规化。
希冀当初发端于北京并推向全国的城管制度，也能借此机会加强城管的改革和管理，让城管执法人员与被执法者之间的“猫鼠暴力游戏”怪象彻底淡出历史的舞台。
法治的光芒
法治是政治文明发展进程的重要标志，它凝结着人类的智慧，为各国人民所向往和追求。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自由、平等，建设法治国家，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奋斗，深知法治的价值与要义。
在21世纪前十年，以“孙志刚案”、“佘祥林案”、“魏文华案”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案件的背后，是一个个公民对人权、法治和自由的追求，他们有的死了，有的还幸运地活着。而无论是在世抑或去世，都一次次地显露着司法制度以及执法者的种种缺憾。对于全社会而言，那一幕幕悲喜剧已经成为一个标本，其价值不仅在于促使人们反思司法活动存在的问题，还在于揭示社会管理观念和制度在一些方面存在的缺陷。
在21世纪前十年间，中国社会还发生了一系列具有平民时代特色的法治、民权事件。
2000年2月，西安三轮车夫吕福山的一辆人力三轮车因“违章进城、违章营运”被西安市交管支队一大队民警查扣，吕福山不服处罚，向西安市公安局提出行政复议，此后经过长达5年的漫长诉讼，2005年7月，吕福山终于讨回了他的三轮车
2004年2月，江苏省无锡市政府征用鸿桥村12公顷的集体土地，胡雪妹等150名村民以征地违法为由，向国土资源部提出复议申请，要求撤销有关批复，由于国土资源部不予受理，2004年底，村民们提起行政诉讼
2006年7月，上海市民邓维捷将三大国有银行以及中国银联告上法庭，要求取消银行卡跨行查询收费。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关于停止跨行查询收费的建议。2007年4月，中国银行业协会宣布，人民币银行卡境内ATM跨行查询停止收费
进入21世纪后，中国逐步从英雄政府时代进入了平民政府时代。这些平民法治事件被具有平民政府特色的领导班子所采纳，并且从谏如流，迅速改变了原有的制度设计，保障了民权的不受侵害。
在21世纪前十年间，一方面众多的“草根人物事件”在自下而上地推动着中国法治的进程，另一方面中国的法制机构也在自上而下地推行各种法治举措，以保障民权不受侵犯。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就开始着手司法改革工作。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在处理疑案时采取“疑罪从无”的标准；1997年，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这是法院系统第一次以纲要的形式推出阶段性改革规划；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明确了实施司法改革的意向，提出要“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
第二部分 第108节：法为（15）
此后，司法改革步伐明显加快，2003年5月，中央政法委牵头成立了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着手起草司法体制改革的相关方案。一场自上而下的司法改革拉开序幕。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写入宪法，刑事司法领域中的人权保护原则逐渐得到落实。
2005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形成了涉及8个方面的50项改革措施。此次司法改革集中在刑事程序改革和司法制度改革两大方面，注重以人为本的宗旨。这次改革的最大变化是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死刑复核权的下放起始于20世纪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