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多。我们知道，福康安不仅在1780 年到1795 年之间做过好几省的总督，他还是权臣和坤（1750 一1799年）的亲信。
和坤是贪官的典型代表，他的发迹史与前代的权阉有些相象，正反映了当权者的年老昏庸。满洲人主曾费尽心机避免前朝的覆辙，如对亲王贵族、封疆重将、新的“蛮族”入侵者、各地豪门巨室、大内宦官、后妃外戚甚至朝中朋党等一切有可能危及帝王集权专制的因素，一律都小心翼翼地予以防范，但惟一不能避免的是皇帝会逐渐变老。乾隆65 岁时璧宠一名25 岁的漂亮的满族侍卫，即和坤，而此公不久得到了皇帝的宠信，很快从一名五品侍卫升任大学士，贪赃弄权达20 余年之久。他在朝廷的户部、吏部都有亲信，和坤本人则一度身兼20 个官职。和坤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由贪官污吏组成的小集团，在朝中颇有势力。和坤倒台时，抄家官员报告中说他的财产竟达巧亿美元之多。
有和坤带头，我们不难理解武官们是如何搜括民财的了。八旗部队装备越来越差，训练则越来越少，士气也越来越低落。靠炯吃饭的将士们都忍受着物价上涨的压力，一贫如洗的旗人们禄米不够吃，不得不从艺、经商、干脆挺而走险或小偷小摸来维持生计。最后，在清朝承平100 多年以后爆发的农民起义中，满洲军队的腐败无能完全暴露无遗。
白莲教起义
1796 年至1505 年在汉水、三峡一带的鄂、川、陕边境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起义者多为逃亡农民，他们原本开荒自食，但由于政府管理不力，这些人不堪忍受税吏的催逼，遂仿照元末明初的“白莲会”揭竿起义。他们宣传说弥勒佛即将出世渡人，标榜要反清复明，并许诺将世人渡出苦海。这次起义的矛头对准了满清统治者，但造反者并未发展出一套系统的理论或建立政权制定年号，初期大多为散兵游勇的游击作战，与清兵争夺山寨及人马粮食，最后被和坤部下的清兵镇压广F 去。叛乱与平叛双方在交战时都给当地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这次平叛与前代有很多共同之处。首先需要整顿八旗军队的纪律，整伤士气。嘉庆帝于1799 年掌权后起用了一批强有力的满族将军，旗军渐有起色：另外，清政府还采取了“坚壁清野”的战术，并且在各地组织团练对付起义军队。由于起义对生产造成很大的破坏，一些剩余劳力纷纷加入团练谋食。政府在围剿之外，还采取了招安政策，通过大赦和封官、悬赏的许诺分化义军的力量。这样清军多管齐下，最终产生了效果，yJ上一节败退的八旗军队得以苟延残喘。不过满洲军队百战百胜的神话也就此打破。〕 清廷之所以能够最终平叛，实际上靠的是地方上的30 万团练武装力量二而平叛以后如何处理这些武装却也成了清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
人口的增长
18 世纪时中国享受着史无前例的承平和繁荣，人日空前增长，但是人日的增长最终却破坏了这种承平和繁荣的局面。官方的人口统计表明，1741 年全国人口为1 。 42 亿，到了1851 年则增至4 。 32 亿。这样的增长速度放在一个不断有移民加人、逐步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倒还可以理解，但像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型前现代社会就着实让人感到惊奇了。
不过．照清朝计算人口的方法来看，这个人门数字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1741 年，清政府靠保长或甲长申报的村民情况来统计全国人口。保长除了让每家每户在门牌挂出标明家庭人口情况的号牌以外，还要负责处理地方上的偷盗、赌博、铸私钱、贩私盐种种不法行为以及注意外来人员的动向等事务。此外，这个统计中涉及的出生、死亡、妇儿、移民及少数民族人口既不一致，也难以可信。总之，前现代时期的中国并不具备今天意义上的人口统计。相反，每年的汇报人日成了走过场的例行公事。有些省份汇报的人口逐年按0 。 3 ％或0 。 5 ％的比率增长，连乾隆都认为：“每年增衍人口竟皆相同，可笑之极。 ”
清代这种带有诗意的人口数字表明中国人口的增长并不那么突然，早期人口可能多于统计的数字，而晚期则叮能过多地统计了人口几如明代人日总数不超过6000万，竟与约1500年前汉代的人日差不多。我们不妨认为明代人口至1600年已增至1 。 5 亿，清初人口亦与之大致相仿。清政府在18 世纪初开始实行“摊丁入苗”政策，从此赋税均按1711 年的人口来征收，这可能导致了虚报人口现象的发生。先前的地方官们为了减轻赋税负担而隐瞒人口，现在为了取悦皇帝、渲染政绩又纷纷增报人口 。朝廷要求地方详细统计人口，于是人日越统计越多。到了1800 年，中国人口可能为3 亿左右，而非当时奏报皇上的3 。 5 亿。
即使如此，这在一个并未进入工业化社会的农业国家里也是一个惊人的增长数字。史学家们将之归结为国内承平、开发耕地、种植快熟稻种促进了粮食增产的结果。古代种稻在插秧后150天稻子才会成熟。自从南越引进早熟稻种后，成熟期减到了100 天，之后又从6O 天减到40天，而到了19 世纪只需1 个月即可成熟了。这样就有可能种植双季稻或3 季稻。另外，美洲的玉米、甜薯、烟草和豌豆也于16 世纪末、17 世纪初传入了中国。甜薯成为南方穷困人口的主食，因为它能在无法种稻的沙壤土中种植，而且产量超过任何一种作物。除去以上原因，卫生保健条件的改善、外贸和工业手工业的发展以及国内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不管清代人口增长的原因是什么，这种增长并未引起清代统治制度的相应发展。人口虽然增长了一倍，但民政、军事却日渐腐败，国内问题也日趋尖锐。这与人口的增长自然不无关系二管理不善，于是问题丛生；问题越多，管理越发腐败。这种恶性循环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不过由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西方势力的侵人，传统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由于西方的介入，清王朝的衰落是一种“扭曲”了的复杂过程。
五、早期的中西交流
西方的扩张历史我们都已耳熟能详。西方人从自身的狭隘角度出发，认为欧洲人是在希腊一罗马和犹太－基督教的“优越”文化传统驱策下向外征服全球的。欧洲人把他们今天的成就归功于中世纪（即中国的盛唐时代）以后城市的发展，并且强调十字军东征、商人阶级的壮大、威尼斯与热那亚的商业繁荣及意大利一西班牙对印度洋香料生意的控制等因素。但在中国人眼里，地处亚欧大陆西北一隅的欧洲既不产稻米、蔗糖，也不产茶叶、棉花，那里的人大约是为谋生计而被迫出外经商、而且就像前代的“蛮族”一样纷纷涌人中国的。
不管怎么看，中国在唐宋乃至马可？ 波罗时代的元朝，无论是面积还是发达程度显然都远远超过了中世纪的欧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文明影响着欧洲而非相反：首先是丝绸，接着是造纸术和印刷术，以及瓷器、弩机、铸铁、河闸、手推车、船舵、罗盘、火药等等都是从中国传入欧洲的。与物质技术相媲美的，是中国的官僚统治制度，包括稽查论核制度二简言之，欧洲人的扩张做法，不仅反映了他们的贪婪、好奇、热情和爱国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了他们的落后。
葡萄牙不过是一个人口才150 万的小国，但正是该国的海上冒险家们为近代的中西关系定下了基调。他们于1498 年绕道非洲好望角，于15511 年攻占了马六甲，并于1514 年抵达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即原先倭寇、海盗不断侵扰的地方）。葡萄牙人要求取得与中国人平等的地位，但未获准：其中不少人是在中国向导的带领下，乘坐中式平底帆船登陆中国的，当时的欧洲人还未养成每天洗澡的习惯，航海条件又很恶劣，因此他们在中国人看来，就是一种毛发浓重、体臭逼人的形象。首批来华的葡籍探险家们未能证明欧洲文化足以与中华文化相提并论。1517 年，“葡萄牙国工”遣使“中国国王”，使团抵达广州时按照西方惯例鸣炮致敬，这大大触犯了天朝的礼仪，中方官员要求葡方立刻谢罪。就像对付其他国贡使一样，他们把使节关押进市舶司，又按中国惯例将他们解送进京与之同时，其余的葡萄牙人则按照他们自己的惯例，在珠江河口外的岛上筑堡架炮准备交战。中方下令停止贸易。按照中国的法律将这些人指为盗贼、绑匪，说他们从中国拐子手里购买幼童云云。1522 年所有在华葡萄牙人都被驱逐出了广州，而来华的首批葡萄牙使节则最终老死于中国狱中。后来直到18世纪中期他们才得到清政府的允许，将其贸易基地建在了澳门。中国政府在澳门四周筑起栅墙，在1887 年以前一直定期向葡萄牙人征收地租和关税。晚明时葡萄牙人在亚洲的活动与荷兰人相比，几乎就黯然失色厂：后者于1641 年攻占了马六甲，但在此之后他们主要是在东印度一带扩张势力。
耶稣会士来华传教
欧洲人是以商业和宗教这两种途径接近中国的，不过起初宗教交流就很活跃、明末清初，一批来华耶稣会会士由于精通中国文化而获得高官的赏识，最终打进中国宫廷并且还担任了职务。
其中最有名的是利玛窦（Matteo Ricci ； 1552 一1610 年）。他于1582 年受教廷派遣入华传教。他是意大利人，身材高大健壮，碧眼长髯，声音洪亮，个性鲜明利玛窦及其同事入华之前在印度和日本已积累了一些传教经验，入华后同样采取了融通阐发（acodation ）的汉化方针，他们首先面向上层人士传教，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尽可能地采用中国的风俗习惯，同时避免与在澳门的葡萄牙籍商人发生干系。他们到中国不久就脱下僧袍，换仁了儒服，也并未直接开展传教，而是通过与儒家学者们谈天、辨论，用三棱镜、自鸣钟和地理知识来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他们官话讲得十分流利，并且通晓四书五经。凭借这些有利条件，利玛窦得以将基督教作为一种可与儒学相提并论的知识和伦理体系介绍给了中国人。
1601 年，利玛窦像中国的有学之士一样，受到高官的赏识，并且在北京有了自己的住所。他贡上的两座自鸣钟和一架钢琴引起了皇帝的兴趣，于是后者召见他及其同事进宫演示这些机器。利玛窦最终使皇帝明白他并非贡使，并且作为一名学者接受皇家的俸禄。几年之内利玛窦及其同事发展了大约200 名教徒，其中有一些还是政府的官员。
利玛窦的继任者发现，他们可以利用西方天文学的成就来修订中国的历法。在中国，天子必须格外注意历法，以求精确预报天体的运行和四季的变化。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北京的钦天监分别由汉人与回人历官把持，但无论是夏历还是回历都不够精确，如预报1610 年的一次日食便出了几个时辰的误差。1622 年来华的德籍耶稣会会士汤若望（Johannes Adam Schal上Von Bel上） 精通天文，后来他在满清官廷担任过钦大监监止的职务，并于1632 年在宫廷举行过弥撒。
晚明时期耶稣会会士在皇室中发展了许多教徒，连崇祯帝也渐渐转向了基督教。会士们将大约7000种西文图书带到了北京。17 世纪时会士与皈依的中国学者合作译出了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