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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义和团运动这场19 世纪中国的第四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反洋运动被局限在华北一带，西北各省的官员都忠心不二，为朝廷的利益而力求和平。他们通过电报与北京往来消息，使慈禧太后得以左右逢源。她同时施行了两手政策，一方面应朝中满洲大员之请扑灭义和团，另一方面则在驻外使臣和南方官员的强烈要求下，争取和平。清政府政策的这种矛盾性在北京也同样表现得很明显。在围攻公使馆的冲突中有76 名洋人被杀，其他人之所以能够生还，是由于御林军某部的官长尽管领兵叫嚣围攻，却未使用所携大炮，执行任务时打了折扣。外国联军在7 月14 日解了天津租界之围，8 月14 日北京各公使馆也均得以解围。
西方侵略者按照常规在当地人的协助下开始劫掠早已被义和团洗劫过的城市。这时，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仓皇乘车逃离了北京。慈禧太后在65 岁的年纪才深深体验到了百姓处境的艰难，人民要安居，要吃饭，要保护自己不受盗匪和无法无天的军队的侵害。朝廷逃到西安后，在那里停留了一年多。此时李鸿章己经77 岁了，人们像往常一样指望他能力挽狂澜。他巧妙地同洋人周旋，使他们相信义和团之乱根本不是向他们宣战，相反，清政府要同西方列强合力镇压这场叛乱。尽管德国公使是惟一被杀的德国人，威廉二世却要求享有任命联军总司令的权利。此人于10 月份抵北京，后不遗余力地侵人中国北部的几十个城市。这一惩罚性活动延续了6 个月。到1900年末，华北约有外国军队4 。 5 万人，其中沙俄单独通过一次战争早已占领了满洲。
1901 年9 月7 日，一位满洲亲王、李鸿章（他于两个月后去世）和11 国全权大使共同签定了有关义和团的议定书（即《 辛丑条约》 ）。其中要求处决10 名高官并惩罚另外几百名官员；要求清政府正式道歉；为惩罚士绅阶层，要求在45 个城市中停考，其中山西古了一半；扩大使馆区，在那里修建防卫工程并常设卫戍部队；拆毁炮台，占领铁路沿线各军队驻地以确保外国军队可由海上进入北京；提高进口税5 ％，以及数额惊人的赔款等等。
英国试图为贸易和传教活动改善条件，于1902 年签订了商贸条约，但效果并不显著。不过清政府的某些计划也证实了是不可能实现的，如废除阻碍贸易的厘金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币制、改革某些法律条文以便废除领事裁判权，以及采用19 世纪70 年代日本现代化运动中所用的方法等等。
义和团起义和《 辛丑条约》 标志着清政府的对外关系跌至最低谷，此刻统治已经难以为继。但是，仍未产生能够取而代之的领导核心。
七、帝国主义入侵和中国的回应
外国对中国的经济掠夺
1901 年以后，新式的帝国主义统治不仅再限于“势力范围”之内，而是扩展到了清政府的整个财政结构上来。1893 年中国政府代理机构通过国外渠道借到约25 项贷款。但是欠款全部要以海关收人作为担保，其金额之大是不可想像的。中日战争的赔款（2 。 3 亿两白银）大约相当于1 。 5 亿美元，1895 年、1896 年和1898 年3 年中清政府从外国银行获得了巨额贷款，但是条件十分苛刻：中国实际得到的贷款会小于面值（例如，是面值的94 ％ ） ，还必须交付很高的利息，为期长达45 年之久，同时还须按照当时的金银比价用黄金支付。义和团事件的赔款为4 。 5 亿两白银（约3 。 33 美元），以黄金支付，年息4 厘，到1940 年本息折合将达9 ； 28 亿两白银（7 。 39 亿美元）。
以上两项赔款不同于有偿借贷，对于中国完全是一种损失。这两项赔款消耗掉了清廷海关的外贸税收，而这些钱以前是用来提供军备和现代化所需资金的。由于物价上涨，1858 年制订的关税利率降低，这一本来有限的税收从而进一步减少了。因此除海关收人之外，还需加上大量各省的税收、厘金税及盐税收人才能勉强偿还赔款。
帝国主义有时确实不像表面上那么厉害，这可用义和团事件的赔款来证明：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沙皇俄国和日耳曼帝国衰落，英美等国减少了赔款金额，再加上其他变化，实际上中国最终所付的赔款不到原来的1 / 3 。同样，日本打算通过1898 年4 月签署的利益均沾协定在福建得到一块势力范围，但是协定并未落实。1899 年3 月，中国成功地拒绝了意大利在浙江划取势力范围的要求。外国19 世纪90 年代末获得有关修建铁路的一系列特权，但是从未积极地加以利用。列强未能“分裂中国”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善于巧妙地利用（对这种方法还缺少研究）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虽然如此，在帝国主义进行经济侵略的时代，帝国主义国家一方面无休止地相互竞赛，另一方面贪得无厌野心勃勃地计划要超越前几十年不够积极有力的商业渗透和经济增长。于是爱国的中国人对整个条约体系恨之入骨，视之为“帝国主义的枷锁”。
美国的扩张和门户开放
19 世纪80 年代，许多美国人都充满了正义感，为自己的政府感到自豪，认为本国政府与欧洲列强不同，从不寻衅挑战，也未在亚洲攫取过殖民地。实际上，美国传教士和商人大部分是在英国海军的庇护下在亚洲享受特殊权益的。但至少在美国人眼中，美国确未染指东亚的“帝国主义”活动，正如它在欧洲没有卷入纷乱的局势一样。借助英国首创的最惠国待遇和机会均等思想，美国从英国的自由贸易帝国中获得了利益，同时又不必承担恶名和责任。然而，随着欧洲争夺殖民地的竞赛不断升级，新的扩张趋势连同某些历史事件使美国作为一个强国也出现在了东亚这片土地上。美国人之易于受到帝国主义的侵染，实际上超出了他们对自己的认识。
美国的扩张同欧洲列强的扩张一样，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就美国而言，主要是由于生产廉价外贸商品工厂的兴起、国内边疆荒地的消失以及在国外传教传统的影响。正如大力倡导发展海上力量的海军上校马汉（A ； T 。 Mahan ）所云，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北欧人种优越说为寻找市场、殖民地和海军基地提供了合理化依据的时代，美国一直在放眼展望未来。马汉寻求海外基地的倡议同议会及美国公众的意见不谋而合。1890 年议会打算建立一支第一流的舰队，美国公众鼓噪不已，要求修建穿过尼加拉瓜的运河，以便舰队在两个大洋上发挥效用。同时，美国长期以来对夏威夷抱有商业兴趣，此地生产白糖的种植园主也一直向美国靠拢，并希望加人合众国。
1898 年关国同西班牙争夺古巴的战争促始美国同时在东亚进行扩张。海军助理秘书西奥多？ 罗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抽调司令官杜威及其香港的美国亚洲海军部队，进攻在马尼拉的西班牙舰队。杜威于5 月1 日黄昏发动了进攻，次日午时西班牙舰队大败，舰只非沉即焚。看到战局再无反复之虞，美国在1898 年夏天占领了马尼拉，驻军1 。 1 万人。同年12 月与西班牙签署和平条约后得到了菲律宾，并且马上开始镇压菲律宾人酝酿已久的独立斗争。夏威夷通过美国国会于该年7 月被兼并，西太平洋的关岛也从西班牙人手中转给了美国。美国获得的这些领地超过了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之所获，从而可以在珍珠港、关岛、马尼拉以及夏威夷群岛和整个菲律宾群岛建立起海军基地。正是在此期间，国务卿海约翰于1899 年9 日首次发表了他的“门户开放”论。
海约翰曾任美国驻伦敦公使，英国政府早在1898 年曾向他咨询，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在华争夺“势力范围”的情况，应如何保持贸易的门户开放和机会平等的传统。他当时听取了赫德手下一名中方海关官员的意见。事实上，美国的“门户开放”反映出赫德对此的特殊兴趣以及海关维持条约体系最初原则的努力，即在所有条约规定的口岸，不论是否在新“势力范围”之内，一律征收相同的外贸税。“门户开放”首先要求任何国家不得侵犯其“势力范围”之内“条约规定的口岸及既得利益”；其次，在根据条约规定的税额收税的情况下，只有中国政府可以在上述口岸征收贸易税；第三，任何具有“势力范围”国家的公民不得享受港口或铁路的付费优惠。总之，美国首次提出门户开放是为了确保在中国进行平等贸易，与政治无关。英、德、法、意、日五国约定，如果各国均如此办理，则同意接受这些条件。只有俄国的反应不够积极，因此海约翰并未取得全面的成功，但他轻描淡写地照会有关各国，他们的一致同意是“最终的”也是“明确的”。
由于义和团起义，1900年夏天华北和满洲进驻了外国军队，中国政府的存活机会较前更为渺茫。由此，海约翰的第二份意见函于1900年7 月发行，表示美国希望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为中国带来永久的和平与安宁，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和行政管理的自主，用条约和国际法保护所有友善国家的法定权益，并为全世界捍卫在整个中华帝国进行公平贸易的原则”。各国一致表示赞成，于是，门户开放就作为美国的传统对华政策公开得以确立。后其基本思想逐渐演变为保护中华民族的统一，而不再仅仅为保证外国在华的商业机会。但它最初确实打算拉开距离通过海上力量维持条约体系以反对殖民主义的泛滥。它用文字将原则固定了下来，本身不失为一个好的建议，但未虑及动用武力为其后盾。当时美国仅在菲律宾得到一块殖民地。可以这么说，美国人自己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评价比外界人要高出许多。
中国的劣势与优势
如果我们试图解释1900年事件的原因，它似乎表明帝国主义列强只有支持清朝反动政府的统治才能更好地享受在华特权；实际上他们60 年来一直通过不平等的条约与当权者进行合作。我们可以拿出许多证据来证明外国集团为保护自身在华利益是何等冥顽不灵（如果不是贪得无厌的话）： 1869 年《 阿利国条约》 未能发挥效力，1902 年英国为中国的利益而修约也是落得同样的结果。在洋人看来，巨大的变革对他们似乎无利，所以他们更愿支持旧有的秩序。
很明显，中国是西方列强的牺牲品。这一主题很自然对中国现代爱国者极富吸引力。然而，这一现象背后的问题却往往被忽视。中国为什么不早些起来更有力地抗击外国侵略呢？那些有能力使中国传统政治实现现代化以抵抗外国侵略并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