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蒋的独裁前途，自是荆棘丛生的。
鲍罗庭这些看法，是他反蒋的出发点。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政策上的大转变。反蒋的基本
政策，固然如箭在弦上，不容有所踌躇；但在力量的对比上，我倒觉得鲍罗庭的看法，有点
过于乐观。我曾向他指出，就武汉一般人眼中看来，唐生智应更不如蒋介石，唐是一个投靠
革命的军阀，他的部属多是一些旧军人，蒋究竟是一个老国民党员，而且有黄埔的革命青年
军官做基础。蒋与其他各军的关系，固然不好，但唐与其他各军的关系，也是有缺陷的。他
与二、六两军早有夙怨，与第四军又有门户之见，假若由他出来团结反蒋军人，恐怕将事倍
功半的。其次在党部和民众方面，虽然左派声势浩大，但毕竟缺乏有力的领袖。汪精卫能否
回国，回国后能否硬干，都有问题。反蒋运动定要做到甚么程度，以及应采急进抑或缓进步
骤，也都值得研究。
鲍罗庭对于我所提出的疑问，似乎无法解答。他只是强调现在问题的中心所在，是我们
不得不这样做。一因为我们既然看清楚了蒋的反革命的意图，总不能袖手旁观。他为联唐政
策解释，说唐较优于蒋的一点，是唐同情于工农运动。他预料汪精卫在适当时机就会回国，
在大致上他不会像过去那样的软弱。至于团结反蒋势力一点，他自信他的灵活手腕，必然奏
效。
鲍罗庭的个性很强，他在广州时，遇事不与广东区委商量，独断独行。他到汉口来后，
态度总算客气了一些。他把握着最高的决策，很少迁就我们的意见；至多也只是礼貌上征求
我们的同意而已。但他对湖北区委所领导的工农运动，却没有妄加干涉。他之所以如此，也
许是他只长于运用策略，其他则似非他之所长。而且事实上武汉的情况也不是他这个初来者
一时所能了解清楚的。
在鲍罗庭的政策之下，武汉局势将有重大的变化，这是很显然的。我只有将这些实况，
报告中共中央，请求郑重考虑，以期步调能够一致。我说明我不能抽身到上海去，要求中央
速来武汉。但中共中央在反蒋可能发生的后果上，似未予以充分的注意。它所给予我的指示，
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意见，只是赞成而已。可是后来，中共中央在上海所做的，显然又与武
汉方面的步调。并不完全一致。
联席会议在成立之初，主要任务是筹备在武汉建都事宜，并非以反蒋为重点。不过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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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少有以中枢自居的倾向，因为联席会议的委员们，觉得在迁都的过程中，不能使中枢的
职权一时中断，应把握时机，于筹备建都的任务之外，暂行负担起中枢的临时责任。但在蒋
氏看来，这无异是与他的权力对抗。
徐谦被选为联席会议的主席。他是个基督徒，以能代表冯玉祥的身份而当选为国民党政
府委员。他与国民党并无深厚渊源。他是一位热情的演说家，似不是一位特出的政治家。联
席会议的工作最初表现得茫无头绪，委员们大多忙于参加会议，发表动人的演说。
委员们的许多演说，大都说明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意义，要求人们拥护国民党中央的领
导。在这种气氛之下，党部和民众团体方面根据十月间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市党部代表在广州
举行的联席会议的决议，进而提出了“欢迎汪精卫回国”、“要求汪蒋合作”、“提高党权”等
口号。这些声浪意在对蒋氏过份庞大的权力，稍予抑压，但在蒋氏看来，迎汪回国复职，就
无异是直接反对他。
邓演达在武汉行使总司令职权，采取了拥护联席会议的态度。他是总司令武汉行营的主
任，原应奉蒋氏之命行事，但他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并非蒋氏所能完全支配。他和谭延辏А�
一样，认为国民党革命不能是军人所唱的独脚戏。也许他对蒋氏已往的一些命令，有过一些
反感。他尊重联席会议的决议；于是，总政治部所做的一些宣传工作，有了一些改变，如“拥
护蒋总司令”的口号已改为“拥护中央的领导”。因此，蒋氏的怒火，首先指向邓演达所主持
的总政治部，开始指摘总政治部的宣传不当。
鲍罗庭所曾向我表示的反蒋意向，那时似还未对外公开出来。他在忙着协助联席会议建
立政治秩序和政治权威。他所最注意的是外交和财政等类问题，而且负财政责任的宋子文，
和负外交责任的陈友仁又都是他的好朋友，他们之间可以无所不谈。财政混乱状况的解除和
外交困难的应付，确也是联席会议急待解决的问题，鲍罗庭从这些工作下手，意在使联席会
议有积极的表现，俾能提高其职权；事实上也就是削减总司令的权力。
收回汉口英租界一幕，是联席会议第一次遇到的严重考验。国民政府的对英外交，原是
最为棘手的。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曾发生英舰炮击万县，死伤以千计的中国人的事件，激起
武汉方面的反英情绪。英国的政策一向是反对国民政府的，而国民革命的反帝运动也就是以
英国为主要对象。“外国人有好有坏，苏俄最好，德国次之，英国最可恶”这句话，成了当时
武汉人们的口头禅；在“集中目标反英”的口号之下，连反日情绪也显得松懈了，武汉方面
就没有发生过抵制日货的运动。
十二月二十六日，汉口曾举行反英市民大会。此次大会是因天津上海两地的英租界发生
压迫国民党的事件所引起。天津英租界当局曾封闭那里的国民党市党部，逮捕了国民党员十
七人，转交给张作霖，其中七人并为张作霖枪毙了。上海英租界当局又封闭了《民国日报》
—国民党机关报。此外，总税务司英人安格仑借款给张作霖作对付北伐军之用的消息，正在
盛传着。因此，那次武汉市民大会曾通过反英决议和反英宣言。
一九二七年一月最初的三天，武汉举行庆祝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的大会。武汉市到
处都有宣传队在活动，反英宣传也是其中之一种。三日下午左右，总政治部所辖中央军事政
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宣传队，在江汉关附近，毗连英租界的广场上，集合了不少的民众，举行
讲演会。驻扎汇丰银行的英水兵出动干涉，死伤民众多人。这事件立即震动了武汉。
我于事件发生后约一小时，到达肇事地点。那时冲突已告停止，英水兵已退到英租界防
御工事后面。我目击一群英水兵凭着工事，持枪对着那些糜集在广场的群众，作射击姿态。
徐谦立在一张临时安置在广场中的桌子上，、背向着英租界的防御工事，不理会英军枪口的威
胁，向群众激昂慷慨的演说，宣布国民政府反帝反英的决心，吁请民众分别离去，静候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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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外交途径来解决。当时群情愤激，“向租界冲去！’ ‘的呼声在高喊着，眼看更严重的冲突
就要发生。我深知此时决不可与英租界发生冲突，便立即在广场上找着一些群众团体的负责
人，劝他们遵照徐谦的指示，领导民众离开广场，情势才逐渐缓和下来。愤激的民众高喊着
口号，结队向国民政府大厦请愿去了。
当时，我们为了避免再发生意外事件，特分别通知各民众团体，以后宣传活动，暂时不
可进入租界。不料四日上午九时左右，我就接到一位同志的电话报告，谓工会的宣传队已有
几队人冲入了租界，大批市民正从各路口涌到租界去。我即以电话询问李立三，他和其他工
会负责人对此还全不知情，他说总工会的负责人将立刻赶到租界去，阻止任何意外的发生。
我又以电话通知联席会议的一位委员，告以情况，当时，并表示我将采取的处理方针。他赞
同我的做法，并派员赶到现场维持秩序。
我放下电话，立即驱车赴英租界。此时街道上已挤满了人群，正向英领事馆行进，但还
没有发生甚么激烈举动。等到我赶到英领事馆门前时，聚集在那里的群众已经不少了。我找
着在场的一些首脑人物，嘱咐他们要约束群众，不可有任何暴动，不得损害外人生命财产，
不得与巡捕冲突等等。我旋即进入英领事馆，看见一二十个民众团体的首脑人物聚集在楼下
的大厅里，似乎是在等候上级的指示，我同样告诉他们要严守秩序。英领事馆的职员们都己
退避到二楼，在楼梯口上立着一个英籍职员，态度倒也不显得惊慌。我走上楼梯，和他握手
为礼；告以不会有甚么意外事件发生。他就将我的意见转告在二楼的他的同事们。这样，一
触即发的紧张场面，似是缓和下来了。
不一会，李立三等人也赶来了石他们告诉我英租界内并无激烈的骚动，沿途只看见有几
处玻璃窗被打碎了。他们已分别通知各工会负责人，劝告市民退出租界。他们也听说驻在汇
丰银行的英水兵，已退回兵舰。因此，估计大致不会发生严重的问题。紧接着，孙科等国民
政府委员也来到了，我把适才的经过情况，简略的告诉了他们，他们就上二楼和英领事谈话
去了。
这就是武汉民众直接行动，收回英租界的最初一幕；此后，便开始了中英谈判的阶段。
在民族怒火燃烧之下，武汉民众竟能严守秩序，对英作坚强的表示，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括
目相看；这证明中国民族运动已进入了更有组织的形态。英国的外交本是很灵活的，他们从
上海的五卅运动和广东的省港罢工中所获得的教训，似觉得一味采取高压政策，将造成中英
间的深仇大恨，这对英国是不利的。也许他们觉得尽可以利用国民革命内部的矛盾，来瓦解
这个民族阵线，用不着承袭已往的政策。
我目击事态业已在我们掌握之中，便离开英领事馆，驱车去找鲍罗庭。他获知了事件的
经过情形之后，很欣慰的向我说：“幸好避免了一场冲突。”他还指出虽然现在并无向日租界
作同样示威的迹象，但仍应通知各民众团体，严格约束群众，不可有侵犯日租界的任何行动。
鲍罗庭的这些话，原系我们的既定政策，用不着再有甚么讨论。此后，武汉民众对日没有甚
么激昂的表示，就是我们这种政策的结果。
这次外交的胜利，也提高了联席会议的声望。一月四日，联席会议接受了各民众团体所
提出的收回租界等对英四条件②，安抚了民众的激昂情绪；同时展开对英的谈判。外交部长
陈友仁与英领事交涉结果，协议组织汉口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派中国军警维持英租界秩序
等。
汉口收回英租界的举动，振奋了全国的民心。一月六日，九江英租界附近发生了工人与
英水兵冲突的事件，邓演达由汉口赶程往九江，与九江英领事交涉的结果，照汉口的前例，
派少数中国军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