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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知道应该把我妈做的辣酱拿一瓶来。”我喝了一口面汤。
“这已经够辣了，裴哥你可真够口重的。”林强不可思议看着我，“吃那么多辣的不烧心啊？”
“这烧什么心哪？”我有点得意，“不烧心，我天生爱吃味道浓厚的。”
“我就不成，吃多了刺激的脸上就起痘。”他放下筷子，吁了口气。
我看了眼他碗里的面汤，基本上就还是原色，不像我这个，都红了。
“起痘就证明你年轻，还没过青春期，我可老了，现在想起痘都起不来。”我作出一副老道的样子，惹得林强一阵笑。
“别逗了裴哥，你也不仔细瞅瞅咱俩谁更显岁数大？我看着像二十大几的，你可一看就是个小孩儿。”
“小孩儿？”
“啊，你是孩子脸。”
他说得挺轻松，我却觉得受到了挺大的震动，孩子脸？一看就很小？这还真让我意外，好歹我也是二十出头的人了，难道还是一脸稚气？
“真的真的，显得挺可爱的。”林强说的挺起劲，我却在走神，难道我和周小川在一块儿的时候倒是我跟小孩儿一样？不成，这我得问清楚。
抱着这种心态，我在到上海之后的第一次给周小川打电话就问了，得到的答案和林强的一模一样。
“你就是显小啊。”很漫不经心的声音。
“我可比你大一岁呢！”我强调着年龄上的差距。
“小就是小，你说岁数也没用。”漫不经心中带着笑音。
周小川笑起来很好看，不像我一乐连眼睛都找不着，每次打电话的时候，我就特想多听听他笑，于是我总是竭尽所能逗他乐，把本来很平淡无奇的事讲到天花乱坠，然后在电话这头安安静静，认认真真听他轻轻的笑声。
同屋都说我，么见过这么痴情的。惦记着女朋友都发展到病态了，一有时间就抱着电话打长途，然后穷到连出门都没钱坐车，还硬说是走着能锻炼身体，什么样的姑娘能让我迷成这样，天天勒紧裤腰带节约闹革命。
我说你们不知道了吧，我们家那位是搞音乐的，也算个摇滚青年了，人长得要多漂亮就有多漂亮，性格也好，温柔体贴起来能把骨头都甜酥了，就说偶尔使点小性子，也是特招人疼的那种。
大伙听得一愣一愣的，然后说：“那你们俩的关系还真是好啊”，我很自大的笑：“那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学玩儿结合，天天进步，为建设幸福生活奋斗终生。”
且不说我借用的那些词汇是否恰当，反正我真是那么想的，要是能高高兴兴跟周小川过上个几十年，我可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让我怎么着我都认了，可能是因为年轻，有股冲动，可能是当时我还没怎么意识到我对他的心思和情感倾向该怎么定义，但那种感觉却是真真切切的。
在上海求学的日子，我不常给家里打电话，反正有我姐在，爸妈那儿我也挺放心，而和周小川通话的次数之频繁则让我后来想想都惊讶，那根本就不成比例，根本就没有可比性，虽然知道那么比喻不恰当，我还是觉得我有点娶了媳妇忘了娘。
大一的第二学期过得挺快，学习也好，生活也好，习惯了之后也就成了自然，但那时我没想到接近学期后半段的时候会有什么变故出现。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号，是个挺难过的日子，也是后来一切事态变化的开端，国家领导人胡耀邦去世，这对我而言也许本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可过后一想，那些让我牵肠挂肚寝食难安的事情，那远在千里之外让我摸不着看不到的情况变化，都是由此为起点的。
那几天，北京出现了自发的悼念活动，报纸上电视上相关消息不少，半个多月之后，是五四大游行，这时情况已经不妙了，到了五月十三号，天安门开始有绝食静坐者，延续至五月二十号，七天间有三千多人参加其中，然后，终于在五月二十号，北京戒严。
我呆了，也慌了。
我并不怕动乱，出生在动乱年代的我对于疯狂的社会早有见识，我怕的，是动乱包围了周小川。他在北京，在暴动的中心地带，我无法不时刻担心他的安全问题，于是那几天，我们的通话次数格外频繁起来。
“开枪了！嚼子，真人，街坊大伯出门让子弹打穿了裤腿，好在没伤着皮肉，人吓得够呛。”
“我爸把门给钉上铁皮了，我倒觉得没必要，建安里还是挺安全的。”
“西单我可不敢去了，小溪跟小河也说先停止活动，等这阵儿过去再说。”
“马路上有烧军车的，你在电视上看见没有？上海怎么样？你千万注意安全啊！”
我一咬嘴唇，眼泪悬点儿没掉下来，要是面对面，我绝对扑上去咬他一口，这都什么时候了，他还有心思惦记着别人？！
“你老老实实在家呆着听见没有？！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就抱着炸药包去炸天安门！炸中南海！！”
我喊的特大声，幸亏当时旁边没别人，否则我肯定就进局子了，罪名是威胁国家安全。
周小川那边儿半天没声，我估计他是让我这话吓着了，然后，好一会儿之后，他才开口。
“你说什么呢，别胡说八道啊，留神给自个儿找麻烦，我可不想让你‘进去’，就算你进去了，我也不看你。”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抖得厉害，接着还有了鼻音，我可以肯定，这小子是真哭了。
“反正，你注意安全，我一有空就给你打电话。”我一时间竟想不出任何安慰的词汇。
“别天天打，多费钱啊。”
“你甭管，我乐意！钱算什么？钱他妈是王八蛋！！”
我知道我有点儿急了，我一急就胡说八道，可我当时没法儿不急，我想我就是借钱也得天天听他报个平安，借不着钱，我就是卖血也要打这个电话。
那段日子，我是真的怕了，我想要是周小川真有个好歹，我就真有可能去炸天安门，炸中南海了。
“建军……”一声低低的呼唤，他沉默了片刻，然后开口，“我现在特庆幸，你没在北京上大学。”
一句话，我听的心里翻江倒海，我没有合适的言语来表达我当时的感觉，我就是觉得，有他这句话，再怎么着我都无所谓了，我就是现在立马扛着枪上战场，有他这句话顶着，哪怕对方千军万马，我也能大获全胜，谁档着我，我就杀他个干干净净。
“怎么了？怕我上天安门静坐去呀？”我努力让音调平稳，“你放心，我不会，就算在北京我也不会，我不禁饿啊，你也知道，我这么贪嘴的人。”
“都这时候了，你还这么贫。”电话那头终于听到了笑音。
“这是天性，我也没辙啊。”我长吁了一口气。
打电话那天是五月三十号，是全北京城戒严的第十天，然后，六月四号，天安门全面清场，那种场面我不想见，不想听人描述，我一个字也不想听，那种惊人心魄的景象我一丁点也不想保留在记忆中，大学生，我也是大学生，让我看着和自己同龄的人被“清场”？我无法接受，也不能想象。
周小川每天都会跟我报平安，这让我挺踏实，也特高兴，他告诉我他的情况，比任何消息都更让我期待，然后，在期待与满足期待中，那场动乱渐渐平息了。
有的人有所感慨，有的人有些无奈，我什么也不想说，我就是谢谢天，谢谢地，谢谢各路神仙，没让周小川在动乱中受到伤害。
“你知道吗？那时候你爸还给广场上的学生送过饭呢，我爸也去了，他们老哥俩真行，半夜让当兵的问是干什么的，表现的特坦然，说‘回家啊’，当兵的说‘回家干吗半夜在天安门晃悠’，你爸就指着我爸说‘我这哥们儿喝多了，非要跟这儿等着看升旗，我这不正往回劝他呢吗’。”
电话里，周小川笑的特清脆，笑过了，他轻轻开口：
“建军……你快考试了吧？好好考，然后早点儿回来。”
我觉得眼眶有点发烫，半天才应道：“行，到时候你可得去接我。”
“那是，咱俩到时就站台上见吧，我请你吃饭。”
“成。”我揉了揉眼睛，然后发自内心的长叹了一口气。
那时我大学的第二个学期，那段日子我永生难忘，这之后，中国没再出现这样的变故，这场变故本身也在人们脑海中变淡，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后，人心向上，都盼着日子能有更好的发展。“八九动乱”和“八九暴动”的说法也慢慢变成了“八九事件”，直至“八九风波”，历史在淡化从前，人们自己也在淡化从前，如今再回忆过往，很多细节都已无从记起，也无法追查。
我那是只是一心向前看，幻想着一年之后亚运会的情景，幻想着三年之后大学毕业的情景，虽然那时我尚不知道自己最终没有将大学读完。
我只是在瞻望，然后在瞻望与躬行中走过了八十年代，走进让我更感叹，更难忘的一九九零年……
“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我们亚洲，河像热血流，我们亚洲，树都根连根，我们亚洲，云也手挽手……”
这首歌挺好听，唱的群情激昂，我还记得当时韦唯唱这首歌的样子，就觉得那女的长得像混血，至于她那时候是不是已经嫁给了有钱外国老头则从未有兴趣知道，对于这首歌本身，我也没有什么特别感觉，亚洲的兴衰成败关我屁事？我不在乎亚洲是不是云也手挽手，我就想跟周小川手挽手，就跟我小时候学会的第一首歌谣唱的那样：“我们都是好朋友，相亲相爱不分手，要来一块儿来，要走一块儿走。”
那首儿歌的名字是《三只蝴蝶》，我和周小川是两只，可后来又一想，两只蝴蝶一块儿飞，那不成了梁山伯与祝英台了吗？不成不成，忒不吉利。我还是老老实实做人吧，做人，能享受到无穷无尽的乐趣，就比如遇见那么个让你牵肠挂肚，拿不起放不下的人，有那个人在，你会觉得活着特有劲头，特有追求，特有价值，至于受苦受累，那是获得幸福的必要过程。
大一结束之后的那个暑假热的邪乎，但我过得挺开心，一是没作业，不用担心没时间玩儿，二是我常去周小川的“基地”泡着，拉上小九，周末的时候，他的小乐队就成了五个人，川川老说我是捣乱去的，却从来不说小九，我对此一点儿也没心理不平衡，因为我知道他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心里肯定不是这么想的，还是那个真理，越亲近的话，说出来就往往越不中听。
周小川乐队的另外两个人，一个叫小溪，一个叫小河，我不知道他从哪儿找着的这俩人，加上他的“小川”，正好三条小水沟，我还说呢，叫什么“桥”啊，直接叫“三点儿水”多好，他抄起鼓棒捅我后腰最怕痒痒的地方，然后说：“我说用你提出的名字，瞅你还挺不给我面子。”
“我给我给，我哪儿能不给，你这么给我面子，你说我能亏了你吗？”我抢过点我穴位的东西，然后朝他凑过去，“再说了，这小水沟上要是没桥，人也过不去呀，不过我水性好，可以跳你这‘小川’里游过去。”
一番话说的周小川脸一红一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