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眼前的这一切。我打开办公桌上的灯，拉开门，仔仔细细地研究着它。
这是一幅从录像带上截下来的36英寸长14英寸宽的彩色剧照。它用淡淡的桃色的蜡笔润饰过，压成薄片贴在这儿。画上是这样一幅情景：我躺在浴缸里，腹部由于狂喜而弯曲着。我被从正面照了个全景，从水里冒出来，银边一样的水泡流过我的乳房和大腿。麦克被从画面中删去了。看到这幅广告画，我几乎昏厥过去，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吉多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我拿起了话筒。
“玛吉！你想要的文件也许不在楼上，不要再找了，我会马上回去的。”
“太晚了！我已经看见它们了。”
“噢，狗屎！”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呜咽。
“你能解释一下吗？”
“不能。”
“试一试，吉多。”
“那天晚上，我从你的卧室里拿错了一盘录像带。盒子上写着安东尼·刘易斯，但是里面……”
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耳朵嗡嗡乱响。我必须找个地方坐下来，而那盘该死的录像带必须锁起来。吉多看见了我和麦克做爱——这也算不上什么大事情。我们当中又有多少人对一盘录像带费这么多心思呢？但是对他来说，把一张他人隐私的图画这么小心翼翼地做好并贴在门上，却又是另外一码事了。
我终于问了一句：“为什么？”
“噢，天哪！为什么？”他清了清嗓子，“孩子，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我是不应该看那盘带子，但我真的很好奇，你知不知道？甚至有点儿入迷了。这真是一盘很好的带子。我本打算把它偷偷地放回你的房间，但是我想也许麦克想有几张剧照呢，像钱包那么大的。”
我呆呆地盯着那张广告画，第一次看见自己一丝不挂的彩色相片，这真让我震惊。但是我又不得不承认：吉多的活儿做得很好，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爱心和细心。我问他：“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它们送给麦克？”
“圣诞节？”
“我必须再把这个问题想想，吉多。我们已经是很长时间的老朋友了，现在这种关系有什么变化了吗？”
“没有。”他温柔而低沉地笑了，“我很正常。”
“还有谁看过它们？”
“噢，上帝！”他一再重复着。
“摄制组的那帮男孩？”
“不，只有塞尔。我正好逮住她在我的办公室里偷看。”
“她一个人吗？”
“不是的，她正带着那个老和她在一起的警察参观。”
“洛治威？”
“是的。”
“她正带着他去参观你丑陋的办公室？”
“是的。她说给他看她做的工作，看她的文件出了什么问题。”
现在我才真正地感到恶心——可怜的麦克，如果洛治威把这些告诉给所有的老同事，又会发生些什么？没有说再见，我就把电话撂下了。我把我的照片从门上拿走，画面朝下夹在工作记录本的中间，然后飞快地溜回我自己的办公室。
我把那些广告画一骨脑儿全塞在了抽屉的底层，其实我的第一反应是赶快逃离这座大楼，把那些画带走。我打开工作记录本，以十二分的耐心看着目录——也许我工作的时间又得延长了。
我们用着的每一件东西都登记在上面，条分缕析，一丝不苟。终于，我找到了吉多借给海克特摄像机的记录。记录本上这么写着：海克特在星期四把摄像机还回来了。这真是一个巧妙的花招，因为他是星期六死的。或许有人把那个编号打乱了，或许有人验收时看错了，我这么想。
在其他的情况下，也许我会打电话给吉多问清楚一下的。现在，我把塞尔当成了第二人选。我的电话簿里没有她家里的电话号码。因为现在是星期天，没有人上班，于是我把找她的任务交给了汤姆。
呼了一下麦克后，我心里气鼓鼓的，无所适从。由于缺少睡眠，我无法集中精神，只有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踱步是我家的一个习惯。
我想到吉多，我该怎么对待他呢？我很久很久以前就认识他了。这次他的失礼虽然有些古怪甚至有点儿疯狂，但已不是我们之间出现的第一次问题，我确信这也不是最后一次。过上一天或两天，也许这所有的不快将会过去，而我们又会像往常一样，互相请教，互相爱护，在一起愉快地工作。这种想法又让我的思绪飘到了洛治威身上。
显而易见，洛治威的酗酒、赌博、玩女人，在他和洛杉矶警察局的老同事的关系上投下了一层阴影，但是时间弥补了这种不合，让彼此忘记了过去所有的不快。如果他提出和海克特约会，海克特会说：“过来吧，老朋友。让我们一块去跑步，烧烤大鱼大肉，回想一下过去的美好时光。”
过去的美好时光就是罗伊·弗兰迪活着的那些日子。
我又呼了一遍麦克，还加了一个“3”字。因为“3”代表着呼机响时发出闪光和汽笛声。
我正翻阅着海克特的档案时、麦克终于回电话了。
“我在格罗莉亚家。”他说，“发生什么事了？”
“昨天谁在我们家回的电话？”
“昨天？什么时候？”
“9点钟左右。”
我特意留了一段时间给他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他说话了：“没有人呀。迈克尔和我7点半之前都出门了。”
“但我们的屋子里有个女人。”
“也许你拨错了电话号码。”
“我是在伯克利打回家的。”
“还有啊，”他的语气表明他不在乎我的问题，而径直说着下面一条信息，“格罗莉亚终于承认她星期天在海克特家里。她说她看见了那架摄像机但没有拿走，还说我们应该去问问那些在她走后到过海克特家的人。她说有两个人去过，一个是矮胖的女人，一个是高大英俊的年纪大点的男人。”
“洛治威。”我说，“还有塞尔。”
“也许是洛治威。塞尔是谁？”
“我的一个同事。你肯定见过她，体格粗壮，穿着邋遢，头发乱蓬蓬的。”
“也许见过吧。乱蓬蓬的头发？”
“特别乱。”我说。我想起了那天送洛治威到八十九街的拍摄现场时，塞尔对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于是问道，“他们一块儿去的吗？”
“不是的。格罗莉亚正要出门的时候，那个女人敲门了，手里捧着一些给海克特的文件。那个男人几分钟以后才到的，在格罗莉亚走进电梯的时候他正好出来。她看见他按响了海克特家的门铃，之后电梯门关上了，她就下楼了。她没有看见他走进去。”
“问问她是否看见那个男人出现在海克特的葬礼上。”我说，“洛治威去过。”
“我会问的。你有一些他们的照片吗？”
“也许吧。实验室送上来一些相片，我还没来得及看一遍呢。”我从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东西中找出那个装照片的小袋。有几张照片是以曾经出现过的塞尔为背景的。有一张上面还有洛治威在八十九街拍摄现场的情景。我告诉麦克，“我有一些照片，但它们不是很好。吉多一定把他们摄到录像带里了。”
“你会打电话给他吗？”麦克问道。
“不会的。如果你亲自呼他的话，也许会好办些。”我说。
“在办公室再待会儿吧，”他说，“我会过去取那些照片的。”他告诉我格罗莉亚家的电话号码，就挂上了电话。
我在办公桌上搜寻照片时，发现了一盘我昨天下午要的录像带。它是电影档案馆送来的关于萨拉·简·穆尔的旧时新闻剪辑。如果不是珀尔米特夫人的朋友贾奇·盖茨提起她，我早已经把她给忘了。我对她充满好奇，就像我对每一个知道共和军的人充满好奇那样。
一边等着麦克，我一边把带子放入录像机里，让它制造出背景声音——这幢大楼实在太静了。我时不时抬头看一看屏幕上的萨拉·简，同时制定着一个时间表。就像构造一部电影的框架那样，我把这周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全部串连了起来。在这内容单薄的框架上面，我又加上了很多很多的推测和想象。
我又瞥了一眼屏幕，看见萨拉·简·穆尔站在芭蒂的父亲罗德菲·海斯特旁边，出席一个记者招待会。他高大英俊，风度翩翩；相反，她愁容满面，衣着邋遢。
萨拉·简是恐怖组织的成员，同时也是为联邦调查局提供情报的人。她曾经被雇去帮助海斯特家族把食物散发给穷人们。这也是共和军开出的赎回芭蒂·海斯特的条件。
画面被切割到奥克兰的食品分发中心：萨拉·简正在大喊大叫；当运输车开始把食物卸到那些贪婪的人群的手里时，她被眼前的这一切惊呆了。在食品分发变成一次骚乱后，她在原地啜泣。汉堡包和火鸡就像导弹一样在空中乱飞——这可是价值二百万美元的可以食用的“导弹”呀。卡迪拉克牌汽车开到仓库边，车厢里装满食物开走了。士兵们被雇佣来维持秩序，但他们把自己的车也装了个满满当当。这真是一个令所有人感到尴尬的场面，在萨拉·简看来无异于一场掠夺。
另一个画面出现的是萨拉·简摔倒的情景：在旧金山的人群中，她在福特大街中弹倒下。凯伦伯格曾经告诉我，联邦调查局只逮捕了芭蒂，而没有抓她。我想起了酒吧里歌曲的一句歌词，“可怜多于仇恨”，然后关了录像机。
我又打了个电话给汤姆。
“我找到了你想要的那个电话号码。”他说，“你还想要地址，对吗？”
我说是的，他就把塞尔的电话号码和在卡尔弗城的地址告诉了我。在打电话给她前，我必须先使自己镇定下来：她曾经看见过我一丝不挂的样子，这让我倍感尴尬。我可从来没想过要和她分享那么一种场面，因为她会特别地感兴趣。想到这些，我的脸都有点儿发烫了，但我还是拨通了电话。
塞尔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含混低沉，似乎患了感冒，或者是刚哭泣过一样。
“我想让你解释一下一条设备记录。”我说。
“我做错什么了吗？”
“这不是个对与错的问题。我想只是有人检查错了东西。”
“对不起。”话筒里传来流鼻涕的声音，我真担心她会嚎啕大哭。
“你那儿有传真机吗？”我问道，“我想让你看看那条目录。”
但是她没有传真机，她的车也坏了，所以她没有办法回电视台。
她的回答听起来有些奇怪，因为平时，塞尔总是急切地想帮人一些小忙。她很想听到别人时不时夸她一句，所以她不想错过每一个表现的机会。
“也许你在电话里就可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正在寻找海克特·梅伦德兹从电视台借走的一台摄像机，它放在他家里。星期天你去那儿的时候，他对你提到过没有，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他把它藏在什么地方？”我说。
“星期天晚上？”她的回答非常迅速，“没有！”
我说了句“我突然想起点什么事情”，就挂断了电话。
刚才我所想到的是马上去卡尔弗城塞尔的家里，看看到底是什么事情让她变得这么反常和不爱帮人忙。麦克进来后，我把这一切给他说了一通，然后我们就坐着他那辆“体弱多病”的公车出发了。
塞尔的住处有两个入口，是一幢60年代建的拉毛水泥的两层楼房。那儿有一大排风格相近的60年代的建筑——这是三十年前专为那些生活摇摆不定的单身汉准备的。那个曾经是房客们社会生活中心的游泳池早已被放光了水，用墙围了起来。塞尔住在二层楼，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这个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