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很暴躁。那晚他真的怒气冲天，一手抓住我的颈背，把我从屋子里拉到井边，然后扯着我的耳朵，把我的头按在井栏上。我始终觉得奇怪，为什么我的耳朵那么柔韧，竟没被扯断，而我也没掉到井里。50年后，也就是70年代，我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解释说当一个人在疼痛和震惊时，大脑便会分泌出神经缩氨酸，它使人把所获得的经验深深地记在脑细胞里，长久不会忘却。
这件事发生之前，关于我在哪里出生、在哪里居住、怎样成长等情形，我是从父母亲那儿听来的。他们讲述的经历，可以从深褐色的旧照片和一些退色的文件中得到证明。母亲告诉我，我是于1923年9月16日在新加坡一座两层高的大浮脚楼里出生的。这座浮脚楼属外祖父所有，就在甘榜爪哇路92号，对面是武吉知马河。那时我母亲蔡认娘16岁，父亲李进坤20岁。他们的父母在一年前给他们撮合了婚事，双方都认为这是天作之合。
我父亲是富家子弟。他经常对我们夸耀他年轻的时候，祖父给他在莱佛士坊两家第一流的百货公司罗敏申和然利直开了个没有限额的户头。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自己喜欢的西装和别的东西，挂账就行了。他在圣约瑟书院受英文教育。这是一所天主教教会学校，1853年由德拉萨尔修士创立。据父亲说，他修完初级学校文凭课程后，便结束正规教育。这对他自己和我母亲来说，是一件终生憾事。后来当世界经济大萧条来临，两个家族的财产都丧失殆尽时，他因为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只能在蚬壳石油公司找到一份仓库管理员的差事。
对我来说，我们家族的历史应从曾祖父李沐文开始。他是客家人。客家人属于汉民族，发源于华北和华中平原，大约在700年到1000年前迁往福建、广东和华南其他省份。由于南迁较迟，只能挤到土地比较贫瘠、当地人尚未开发的山丘地带。根据曾祖父在中国故乡所盖的一座房子后面的墓碑碑文记载，他于1846年诞生在广东省大埔县唐溪村。长大后，搭乘帆船到新加坡来。当年他南来的路线，很可能是先乘小船沿着韩江顺流航行12O公里，到最靠近的广东省港口汕头，然后从那儿出海到南洋。从此以后，有关他的行踪便鲜有所闻了。直到19世纪70年代，他和华族少女萧唤娘结婚。萧唤娘是一个容家店主的女儿，在新加坡出生。
1882年，曾祖父赚够了钱，决定返回中国祖先生息的村落，给自己盖一座大宅院，并以乡绅的姿态出现。可是，曾祖母却不愿意把子女留在新加坡而独自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小时候祖父和姑婆告诉我，他们（祖父当时10岁左右）和曾祖母跑到阿佛路外公家躲起来。于是，曾祖父只好自己回中国。他在中国娶了第二个妻子，盖了座大宅院，后来还捐了个小官。他叫人给他画了一幅身着官服的肖像，寄到新加坡来。同时寄来的，还有一幅大宅院的画。画里的房子是传统的中国式建筑，屋顶铺的是灰色瓦片，并有庭院，美丽壮观。可惜这幅画遗失了，不过曾祖父的画像还保存着。
我的祖父李云龙（我平时叫他公公）1871年诞生于新加坡。据父亲说，祖父在莱佛士书院念到5号，相当于今天的初中。他自己则告诉我说，他离开学校后，找到一份配药师（不是合格的药剂师）的工作。过了几年，他改行担任一艘轮船的事务长。这艘轮船来往于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之间，属于协荣茂船务公司。协荣茂船务公司的东主，正是华裔百万富翁、爪哇糖王黄仲涵。
航海期间，祖父在中爪哇三宝垄同祖母邱念娘结婚。当年三宝垄孤儿法庭发出的一份日期为1899年3月25日的荷兰文文件，同意让16岁的邱念娘嫁给26岁的李云龙。文件还注明两人的婚礼是在1899年3月26日举行的。
父亲于1903年在三宝垄诞生。换句话说，他是在荷属东印度诞生的。但是由于祖父来自新加坡，凭着后裔关系，他却成为英籍民。父亲出生不久，祖父便把祖母和孩子带回新加坡，从此没有回去。由于祖父得到黄仲涵的信任，钱财便越聚越多。黄仲涵委任他为代理人，负责处理新加坡方面的业务。他几次告诉我，黄仲涵异常信赖他，因此他在1926年可以自行决定从黄仲涵基金拨出15万元，捐给莱佛士学院作为经费。这数目在当时可真不小啊。
父亲和祖父，哪一位我比较仰慕，那是不言而喻的。祖父很疼我，也很纵容我。父亲在家里很注重纪律，所以对我管教很严。祖父获得了巨大的财富；父亲只是个富家子，没什么可以炫耀的。
然而在世界经济大萧条、家道中落时，祖父所蒙受的打击特别大。当时，也就是1927年到193O年之间，树胶价格从每磅8角跌到2角左右。我看他的生意嗅觉比不上外祖父蔡金鼎。这期间，蔡家的资产也蒙受损失。外祖父不但投资在树胶园，也在树胶市场进行投机活动。除此之外，外祖父也从事房地产买卖，并拥有几座巴刹和一些店屋，所以他不像祖父那样一败涂地。到1929年，父母亲从祖父在登百灵路的住所，搬迁到外祖父坐落在直落古楼的一座格局凌乱的大宅子里。不过，每逢学校假期和周末，我总是会去探望祖父。起初是到登百灵路探望他，等到他被迫放弃那座大宅之后，便到马里士他路去。他跟女儿女婿一起住在这条路上的一栋排屋里。每次去探望他时，他总会给我5角或l元当零用钱。每次我都会住上几天。
祖父的生活很西化。这是他在轮船上当事务长，同英籍船长、大副和轮机长日夜相处的结果。他很喜欢我，经常把他的经历讲给我听。这些故事都说明在船上维持纪律是多么重要。比方说，不管热带的温度和湿度有多高，船长和其他高级船员以及担任事务长的他，用晚餐时都必须穿上衣纽紧扣的白色棉质斜纹外套，餐桌上整整齐齐地摆着盘碟、刀叉和餐巾。从他对本区域航程的叙述中，我相信英籍高级船员给他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象是：讲求秩序、实力和效率。
取个吉祥名字
我出世的时候，家里请了一位对取名素有研究的朋友，绘我取个吉祥的名字。他建议取KuanYew二宇。这是方言发音，华文写作〃光耀〃。但是，祖父出于对英国人的仰慕，给我多加了一个洋名Harry（哈里），于是我的全名变成HarryLeeKuanYew（哈里李光耀）。我的弟弟金耀和天耀也分别取了教名，前者是Dennis（丹尼斯），后者叫Freddy（弗雷迪）。当时非教徒华人很少取教名。后来我上学读书，总觉得自己是个怪孩子，居然取了Harry这样一个洋名。所以，当幼弟祥耀在1933年出生时，我说服父母亲不给他取教名，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基督教徒。他们倒肯接受我的意见。
虽然祖父丧失了钱财，不能在生活和衣着上保持时髦的作风，但是他到底还有一些过去留下来的财物。例如那套美观坚固的家具，是本世纪初叶罗敏申公司或然利直公司从英国进口的；又如那装上斜角玻璃片的精美橱柜，可供摆放艺术品；再有那些小橱和衣橱，橱门还刻上代表他姓名的英文字母LHL。有些物件，像我女儿房里的小橱，一直到今天还保留着。他也保存着装在美丽的银色相框里的照片：仪态端正，穿着像个英国绅士，有夹袄、老式领带、硬领，穿条纹长裤，鞋子上还附有鞋罩。此外，他也是个讲究吃喝的人。同他一起用餐简直是一种享受。祖母善于烹调，烧得一手好菜。她把牛扒炸成褐色，仍保持鲜美多汁，再调以刚磨碎的豆蔻，伴着炸成金黄色但不油腻的薯条一起吃。对油腻，祖父是特别注意的。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奋斗成功的人，也是一个懂得享受人生的人。
祖父跟外祖父蔡金鼎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外祖父没受过正规英文教育，也不曾同英藉船长或华族糖王打过交道。他出身低微，1865年诞生在新加坡一个来自马六甲的福建人家庭里。他是经过一番刻苦奋斗，省吃俭用把钱储蓄起来之后，看准时机，投资在树胶和房地产而致富的。
他连续娶过三个妻子。头两个先后谢世，第三个就是外祖母梁亚顺。她是个身材高大、肩膀宽阔健壮的客家妇女，来自荷属婆罗洲的坤甸。外祖母日常讲的是客家话和印尼马来语。她跟外祖父结婚时，是个育有两个孩子的年轻寡妇。她的第一个丈夫，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不久逝世。她总共给蔡家生了七个孩子，在1935年离开人间。外祖父则于1944年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撤手归西。
我母亲是这桩婚姻的最早结晶。1922年在她15岁结婚时，两家的财力还算不错，她甚至有个小丫环陪嫁，作为嫁妆的一部分。这个丫环的工作，包括服侍女主人洗澡洗脚，同时给女主人穿鞋脱鞋。等到我四五岁开始懂事时，所有这些财富的象征，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然而我早年的美好记忆，却残留在我的旧照片中我穿着从英国进口的过度讲究的西式童装，或是坐在价钱不便宜的童车里。
外祖父在直落古楼的住家，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大浮脚楼，分成两部分。他和第三个妻子所生的孩子全部住在这座浮脚楼里。我母亲作为长女，跟父亲和五个孩子占用了一间大睡房。
我不肯用功读书，父母亲很担忧。于是母亲给庆喜舅父一项任务，要他每天监督我准备隔天的功课。这样，每星期三次，晚餐过后我就得跟他一起坐上一个小时。就连当时的我也觉得在几个舅父当中他最没有学问，可是居然奉派来监督我做功课，那是多么荒谬啊。我也说不出这样的监督对我有什么好处。可是他毕竟是唯一有空的人，而且又是我舅父华裔家庭通常是很讲究辈分的。
在一个传统的华裔家庭里，结了婚的女儿，同丈夫和子女住在外家，通常不为社会所容。因为女儿的子女属于外孙，不能成为外家的成员。不过，在来自马六甲的土生华人当中，女儿住在娘家却是常有的事。外祖父一家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的家庭是一个相当快乐的大家庭。大家和和睦睦地住在一起，有时也免不了会发生摩擦，那多数是由孙儿们的顽皮和吵架引起的。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同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和七个表弟妹一起长大的。由于他们年纪比我小，因此我经常去跟邻近村落的华族渔民和马来人的小孩玩游戏。这个村子就在外祖父住宅对面的一条小巷里，有二三十间用亚答叶或锌板盖顶的木屋。平日，村里的渔民在大约200米外的实乞纳近海捕鱼。捕了一天的鱼后，他们会把缀上一个个软木浮子的渔网挂在我家后面的空地上晒干，然后用一种深褐色的液体染渔网。这种液体是用一种红树的皮榨出来的。
小时候，我们取乐的方法很简单。我们捉蜘蛛，也捉褐色的身体光滑的〃叩头虫〃。这种虫的习性很怪。当你把它放在火柴盒上按它的背时，它便会磕头似地敲响火柴盒，发出〃托托〃的声音。我们的乐趣就在看谁的〃叩头虫〃发出的〃托托〃声最大。然而我们的时间却大部分花在比较粗野的游戏上。
我们斗打架鱼。我们通常在樟宜路两旁的浅沟里抓打架鱼。抓鱼时用的是一种用柳条编制的〃畚箕〃。筑路工人用它来搬运泥土，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