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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开始“脱离自我”的现象乃是一项更为基本的要因,因为它增添了其他损失的伤害程度;如果我们现在想像一个人若无法脱离其“自我生活中框”,所可能发生的情况,则我们会更明确地了解上述的意义。在此种病症中,病人会有某种冲突,但不致于为这辗转反侧;他的自信心(正如此词之意,需有一种可以置信的自我)将会受到伤害,但不致完全毁减;他与别人相处的关系将会产生障碍,但内心仍未与他们脱离。因此,“脱离自我”的人大都需要一种能他支持的东西(如果说此种东西乃是真我的取代物,那是荒谬的,因为此物根本就不存在),亦即需要一种“个体统一的感觉”──自我感,这可以使他觉得自己活得更有意义,而不在乎身体的衰弱,这给予了他一种权力与意义的感觉。
假设他的“内在条件”并未改变(仍生活在某种适宜的环境),他就用不着上述所列举的需要,只有一种方法似乎可用来使他满足那些需要,且可以马上满足所有的这些需要,那就是“幻想”。渐渐而且潜意识的,“幻想”开始在他的意识里产生自己的“理想形象”。在些种过程中,他赋予了自己无限的力量与崇高的能力;一变而成为英雄、天才、至情的爱人、至高的圣者、神明。
“自我理想化”离不了“自颂”,它带给个人相当需要的意义感及凌驾他人的“优越感”,但决非盲目的自大,每个人都经由自己特殊的经验、过去的幻想,个人的需要以及他所具有的天赋,来建立起自己的“理想形象”。若不是幻像具有“人格特质”,那他就无法得到一种“本身”及“统一”的感觉。他一开始就将他解决“基本冲突”的方法理想化:使顺从变为善良、爱与神圣;攻击变为力量、领导力、英勇与全能;冷漠变为智慧、自足与独立。根据个人的解决方式,使本身的明显缺点或缺陷变得隐晦,或对此加以修正。
他将会利用下述三种方法之一去对付他的“矛盾倾向”。此种倾向或许会在暗地里为人所赞颂,也许只有在分析过程中才会稍现端倪:就一个认为爱情不该懦弱的急进分子而言,其理想的形象不只是一个穿著金光闪烁的战甲的武士,而且也该是个大情人。
其次,“矛盾的倾向”除了被赞颂外,也会由人的意念中被孤立起来,而不致于再构成阻碍性的冲突。病人在幻想中,自己乃是人类的恩人,是个相当沉著的智者,是个冲锋陷阵的勇士,这些都是自觉的;不但是“非矛盾”的,而且是“非冲突”的方法。史蒂文生(Stevenson)在其著作《吉柯医生与海德先生》中即已提过。
最后,因为“矛盾的倾向”也许会被提升,而变为实际的能力或才华,所以它是复杂人格中合宜的一部分。我已在他处(我们的内在冲突)举过一例,一个有天赋的人,将他的“顺从倾向”转变成基督的美德,将攻击的倾向转变为珍贵的政治领导能力,脱俗孤立转变为哲人的智慧。因此这三项基本的冲突立刻被美化,而获得和谐。
结果会促使自己去模仿那理想的、完美的形象,而不再是暗地里向往的幻像;不知不觉地,他已变成为这个形象:“理想的影像”变成了“理想化的自我”(以下简称理想自我)。此一理想自我对他而言,还比“真我”来得真实;主要不是因为它之令人心动,而是因为它能满足他的各项迫切需要。此种重心的转变全是一种内在的过程;他并未表现出任何可见的或外在的显著变化;这完全是内在的改变,一种他自己本身所感觉到的改变,它是人类生活中一种特别奥妙的进化过程。它不会发生在爱尔兰的小猎犬身上,只会发生在真我曾经模糊的人的身上。虽然在这种发展状态下,正常的过程总是朝向真我而奋斗,但他目前为了“理想自我”而开始要舍弃它。“理想自我”开始告诉他能够做的、或应该做的实况或可能的情况。它成为一种用以判断本身的“知觉”以及用来测定自己的测量棒。
站在不同的观点,我主张称“自我理想化”为“广泛的心理症解决法”──不只用以解决个人的冲突,而且可以满足在某一特定时候所发生的内在需要。此外,它不但可以摆脱痛苦与不堪忍受的情感(感到失落、焦虑、卑下及分裂),而且还可使他获得他本身或生活上的惊人成就。无庸置异,在他发现了这种解决法后,为了他可贵的生命,他会去坚守它的;同时,用适当的精神医学名词来说,它会造成一种“强迫性”【当我们对于此种解决法的过程做更进一步的了解后,我再讨论“强迫性”(pulsiveness)的真义】。在心理症中,“自我理想化”之经常出现,乃是由于在易于造成心理症的环境中所养成的“强迫性需要”,经常出现的结果。
我们可以经由“自我理想化”的两大优点,来探讨早期人格发展的合理(必然)结果,与未来发展的起始。它对未来的发展必定会具有深运的影响,因为在发展过程中所采用的步骤,没有一步比“舍弃真我”更合逻辑。其“革命性的效果”主要是由于“实现自我”的精力被转移到实践“理想自我”之上所致。此种转移正是整个个人生活和发展过程中的一大改变。
从本书中我们可以发现到很多对人格具有“塑造力”的转移方式。其作用在于避免“自我理想化”始终停留于“内在的指使”,而使其能溶于个人的生活圈中。果能如此,则个人会希望──或被驱策──去表达自我;亦即希望表达理想化的自我,并用行动在加以证实。它突破了他的渴望、他的目标、他的生活行为以及他与别人的关系。基于此一理由,“自我理想化”必定会产生一种更为广泛的驱力,我拟用一个较适合其性质与范畴的名称来为它命名,即是探求荣誉(search fro glory)。“自我理想化”依旧为其核心,其作的组成元素,虽然因人而有其强度与知觉上的差异,但多少总是存在的;那就是为求完美的需求、心理症的雄心以及报复胜利的需求。
在为求实现“理想自我”的驱力中,“需要完美”乃是最根本的;它的目的在于将整个人格塑造成理想的自我。就像萧伯纳作品中的匹格玛琳【匹格玛琳为希腊雕刻家,与他所刻的雕像发生了恋情,于是后人逐称病人与自造的物体热恋为pygmalion】,心理症患者不只企图修饰自己,而且还要将自己改造成理想形象中的完人;他藉着一种复杂的“应该与禁忌系统”,而力图达成此一目的。因为这种过程既重要又复杂,所以留在本书第三章再加以评论。
“探求荣誉”其组成元素中,最明显的是“心理症的雄心”,这是一种追求外在成就的驱力。此种追求“现实的优越表现”的驱力颇具普遍性,它还遍及于追求任何事情的优异表现,但通常它常有力地被应用于那些在特定时间下,易于表现优越的事情上。因此,这种雄心其内容在一生中是多变的。譬如,在学校里,有人会觉得在班上拿不到最高分,乃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耻辱;慢慢地,他会情不自禁地与最种爱的女孩多次地约会,然后,也许会为了赚更多的钱或想要显名政界而感到困扰,这些变化便甚易产生“自欺”的现象。一个在某一时期曾决心做个体育健将或战地英雄的人,在另一时期可能又决心做个最伟大的圣人,然后他可能会相信他已“失去”了雄心,或者,他会觉得在运动场上或战场上的杰出表现,并非他“真正”想要的。他不知道自己依旧驾乘着“雄心之舟”,只是改了航程而已。当然,个人必须详细地分析在某一特定时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改变了航程。我之所以强调这些变化,是因为由此看出了一项事实──受雄心掌握的人们,往往与他们所做事情的内容漠不相关,而只注意到“优异”本身。如果无法认识这种“不相关性”,则许多变化将会变得令人无法理解。
为了这项讨论的目的,特别的“雄心”所垂涎的特殊活动范围是较少引人注意的。而其特征乃在于自己是不是众人的领导者,最出色的健谈者,拥有音乐家或探险家的美誉,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如何,是否为名作家或是最擅长穿著者这类的问题。然而雄心的目的为何,系根据个人所渴望的成就种类而异。简而言之,它可能是在于增加权力(管理权、次于王权之权、势力或操纵力),或是增加威望(名誉、赞赏,声望或崇拜与专宠)。
这些“雄心的驱力”,比较上来说,乃是夸张性驱力中最为实际的;至少由下述意义而言,此说乃是正确的:于此有关的人们会将他们的实力投注在“优越感”的终极目的上。而这些驱力似乎也来得较为实际,因为很幸运的,拥有此种驱力的人们,都能确实地获得所渴求的魅力、名誉与势力。然而另一方面,当他们得到了更多的钱、更多的荣誉、更大的权力后,他们就会开始觉得此种徒劳追求所带来的整个震击力。他们变得无法确保心灵上的平静,内心的安全感,或生活的情趣。为了补救他对“荣誉幻想”的追求,于是内在的压力仍如往昔一般笼罩着他。这些并非是发生在你我身上的“意外”结果,而是必然的趋向;或许可以较为正确地说,对“成功”的一切追求乃是全属虚幻不实的。
由于我们系生长在一个竞争的社会中,所以上述的评论听来有点格格不入。因为在我们每个人心目中很根深蒂固地认为,自己应凌驾于他人之上,而且精益求精,改善自己,所以我们会觉得这种倾向乃是“天性”。然而,在竞争的传统习俗下,所引起的对追求成功的“强迫性驱力”,事实上,并未减少人们的心理症特质;甚至于在竞争的环境 下,其他的价值观──特别是成熟的价值观──就大多数人而言,仍比与他人竞争的卓越感还来得重要。
“探求荣誉”的最后一个元素,远比其他元素更具破坏性,那就是为得到“服复的胜利”的驱力。它也许和追求“实际的成就与功名”的驱力具有密切的关系;如此,则其目的必在于使人蒙羞或藉着给人事功而征服或战胜他人;或藉着达到卓越的地位以获取权力,或将快乐建筑在那些受辱者的痛苦上。另一方面,为求优越的驱力,也许会归于幻想,而且这种“报复的胜利”的需求也会自然地表现于人际关系上,而产生使人降服,挫折、智取或打败他人的这些不可遏抑的冲动。我称此种驱力为“报复性的驱力”,即因此种驱力乃是为了要洗雪孩提时期的耻辱,所采取的报复冲动而来──此一冲动在晚期“心理症的发展”中更为明显地增强。这种晚期的增强,可能系为使“服复的胜利”的需求变为追求荣誉的因素而发生的;此种驱力的强度,以及人们对它的“知觉”其间差异甚大。大多数人只在短期内知道或认识此种需求;它有时会公然出现,但后来却变为隐含于生活中的主动动机。近代史上的希特勒就是个极好的例子,他曾经有过耻辱的经验,因此他幻想着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