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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胡子”说装残疾其实很累，每天把一只脚吊着，时间长了就有肿胀的感觉。因此他到了不同的地方，就会绑不同的脚，这样换着脚要好一些。
“这法子也是逼出来的！要生存，不这样别人就不给钱，你说咋办？”据“韩胡子”透露，在武汉，有相当数量的残疾乞丐和他一样，是伪装出来的。分辨真伪的办法，“韩胡子”说其实很简单。
“真的残疾乞丐，一般都会把残胳膊残腿露在外面，那一看就是真的，假不了；而假扮的都会有衣服裤子包着，他不能让你看，一看就露馅！”
给我的感觉，“韩胡子”是那种身体很壮实，社会阅历丰富，又很健谈的人。我说，其实就你的身体条件完全可以找份工作干，为什么非要乞讨呢？他笑了笑，摇了摇头说，我们是外乡人，年龄大了，又没有文化知识，要啥没啥，谁会要我哟！再说，要饭讨钱其实就是舍面子，只要能拉下面子，不怕被人歧视，挣钱也不比打工少，还轻松。
我想这后一条原因才是这个40多岁年富力强的农村汉子愿意四年如一日漂在城里，乔扮残疾骗乞的动力所在。人的尊严其实也是一种资本，当一个人放下尊严向自身人格的底线不择手段地掘取赖以存活的资源时，就形成一种令人绝望的悲哀。
中午，当我经过虎泉以北的一条主干道时，看到“韩胡子”正盘腿坐在路边，伸着碗向每一个路过的人乞讨，旁边放着那根拄了4年、已经被磨得发光的拐杖。远远一看，那是一个令人生怜的、瘸了腿的残疾乞丐。
4、残疾乞儿背后的秘密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第二节，我曾写过夜晚在汉口江汉路人行天桥上乞讨的两个残疾女孩。其中一个一条腿被赤裸着绑在身后，高高地翘向空中。当时她们怪异的身体、残忍的姿态深深地触动了我。她们从哪里来？她们的父母在哪里？她们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些问题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然而在汉口、在武昌流浪的日子里，我发现像这样的残疾乞儿竟远远不止一两个！在汉口的武汉广场、武昌的中南商业大楼、武商亚贸广场等人流集中的商贸街上，经常可以看到年龄和上述两个女孩相仿、“装备”和她们如出一辙的残疾男孩或女孩，用着同样的姿态向过往行人乞讨。我每次试图和他们说话，他们都表现出一种特有的警惕，要么不理人，要么把脸一背，然后以手撑地，身体企鹅般移动着离你而去。
小曹曾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这些孩子是有老板养的，不要轻易惹他们。至于被什么人养着，小曹也说不清楚。在他的眼里，这些孩子的背后有着黑社会般的个人或者组织在控制着。而宫辉告诉我，这些孩子就属于“受人指使被人利用，不为自己生计而讨钱的残疾乞丐”一类。宫辉说，其实自己并不可怜，因为他讨钱纯粹是为自己，是自由的。而这些残疾乞儿最可怜，他们完全成为别人赚钱的工具，讨的钱不仅自己一分一文得不到，讨得少了还要受到责难；而且这些孩子在人身上没有自由，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酷热严寒的天气，都得出外讨钱。至于这些孩子背后藏着怎样的秘密，宫辉也并不知情，只是知道他们是被别人利用来讨钱的。
我也预感到这些残疾乞儿背后藏有巨大的、鲜为人知的秘密。因为有些常识是可以想得到的：首先，这些孩子年龄大都只有十来岁，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背后一定有成人照料他们；其次，他们的“装备”基本一致，几乎都是身下垫一块厚的皮垫子，残疾的下肢绑在身后，高高地翘起。就他们个人而言，是不可能把自己的残腿用一块布绑在身后的，一定是他人所为。到底是什么人豢养着这些残疾乞儿，支使他们在外讨钱？2002年11月中旬的一天，高汉明本书的另外一个作者，10月底他开始和我一样扮作乞丐，进入乞丐群体从武昌打来电话，说他已经成功地接触了一位残疾乞儿的父亲，了解到这个群体背后的秘密。下面，就是高汉明讲述的他的相关经历——
11月中旬的一天，寒风瑟瑟。我在武昌的武商亚贸广场前遇到一个十一二岁的残疾乞儿。他是那种重度残疾的小男孩，下肢完全瘫痪，一条腿放在身前，另一条腿弯曲到身后，被一根绳子高高吊起。他的行走全靠臀部和两只手，支撑着地一点点往前挪动。
小男孩的样子引起了许多路人的同情，人们一元、五元的把钞票和硬币丢进他举在手上的瓷碗里。他是哪里人？身体是怎么残疾的？他的父母在哪里？这些都引起了我对他的关注。
我在暗地里跟踪了这个孩子一天，惊异地发现，晚上8点多钟的时候，竟有一个年约40多岁的男人来接他。在亚贸广场前的人行天桥下面，这个男子将他身后的绳子慢慢解开，释放那只吊起的腿，替他穿好裤子，然后将其抱起，匆匆地朝附近丁字桥的邓家湾一路走去。
中年男子与小男孩是什么关系？我想只有先从小孩身上打开“缺口”。
第二天下午，我穿得衣衫褴褛，拎着一个破蛇皮袋来到亚贸广场前，装作是捡渣子的。小男孩依然在那里，我有意靠近与他攀谈。小男孩对我并无敌意，且很健谈。他告诉我他叫吴杰，今年12岁，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落得下身瘫痪。其实，以前他的腿从不放在身后，背在身后吊起是他一个叔叔的主意，目的是为了引发人们的怜悯之情，增加乞讨的收入。
吴杰说，去年他的一个叔叔带他到北京去乞讨，开始腿没吊在身后，每天的“生意”很一般，叔叔说把腿吊起来试一试，没想“生意”好多了。于是吊腿乞讨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
吴杰说，吊腿最开始很疼，他很不愿意那样做。但叔叔说，疼一段时间就好了，而且还威胁他说，如果不听叔叔的话，就带他回家。可回家哪有北京好玩，所以他只好忍着疼痛了。不过现在他早就习惯了。
我问他在武汉还有什么亲人，吴杰说只有爸爸和他两个人。他和叔叔在北京讨了一段时间，因为那里管理太严，只好回家。前一些时候，因为在家呆不下去了，他只好随爸爸到了武汉，继续乞讨。
晚上，我请吴杰吃了一个汉堡包。趁着他高兴，我说想跟他的爸爸认识一下。吴杰说他爸爸每天晚上8点钟左右都会来接他，让我等着。
他爸爸来后，吴杰介绍我说：“他是一个好人，还请我吃了汉堡包。“中年男子对我很客气，边帮小孩整理东西边邀请我到他租住的地方去。
我们边走边聊。那男子说叫吴乃现，今年45岁，是河南商丘市民权县北关镇南村人。他的爱人10年前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家里的半边天倒了。更令他伤心的是，小吴杰1岁多时，患上了小儿麻痹症，东挪西借凑了5万多元钱，到南京、郑州、洛阳等地看专家，可还是落下了下半身瘫痪。因为残疾的缘故，小吴杰从没踏进过学校的门槛。他的一个姐姐倒是经常教他认字、写字，现在，他会写自己的名字。
后来，吴乃现娶了一个妻子。这个妻子带过来3个女孩，加上他们又生了一个孩子，使他的负担陡增。4个孩子上学，一个孩子嗷嗷待哺，一个孩子瘫痪着，生活过得非常艰难。每到农闲时，他只得出外做建筑，每个月挣个千儿八百的。令吴乃现出外打工放心不下的是，吴杰的后妈不是很喜欢他，吴乃现也不怪她，孩子多、负担大，加上吴杰什么都要人伺候：盛饭、洗脚、上厕所等，没有人伺候他就什么也做不了。没办法，去年10月底，他带着小吴杰来到武汉乞讨。
吴乃现租住的房子是武昌邓家湾的一间民房，只有七八个平方米。室内塞得很满，下脚都很困难。最里面是一张床，床上的被子既脏又破。床旁边的地上有一块1平方米左右的布垫子，这块垫子是供吴杰在上面玩乐的。门的旁边，是一个简单的煤炉子和一个搁碗筷的小桌子。
吴乃现讲，房租每月是80元，包水费和一个不很明亮的灯泡的电费。
吴乃现将吴杰放在地上的垫子上说：“其实，我很不愿意带吴杰出来乞讨，这是很丢人的事，而且很影响市容。但是没有办法，他的后妈不喜欢他，我出外打工又不放心。他是我的儿子，我肯定希望他像别的小孩一样蹦蹦跳跳的，可是因为瘫痪，他只能一辈子坐着。每当我看到他，想到他，我的心里就痛。既然出来乞讨，就希望能够多讨一些，所以还得将腿吊在身后。每次我给他系绳子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很难受。”吴乃现说话时有些颤抖。
我问吴乃现：“那你在武汉做些什么呢？”
吴乃现直起身子，语气稍稍平和了一些：“每天，我把吴杰送到人多的地方后，就去街边做‘扁担’（武汉方言，指临时帮人搬货、做杂事）、搞装修，运气好的话，一天可以赚四五十元钱，不好的话，一天生活费都挣不到。到了晚上八九点钟，我再去接他。”
吴乃现起身拉开煤炉子的封门，开始给吴杰煮饭。他说，刚来武汉时什么也没带，花60多元钱买了被子、脸盆、炉子、碗筷和菜刀，其他的就全是捡的。尽管吴杰每天都能讨到几十块钱，自己也能靠体力在外挣一些钱，但吃、用方面还是非常节俭，一天的所有开支控制在3块钱以下。平时就买些白菜、萝卜吃，而且是在最便宜的时候买。
晚饭做好了，那是吴乃现中午吃剩下的饭，没有做一道菜。吴杰将饭里蘸了些许白糖，就在那里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我们聊到吴杰，我问吴乃现：“你准备这样带着他在城里讨一辈子吗？”
吴乃现又一副痛苦的样子：“他只有12岁，不能做什么，我准备等他大了，给他买一个轮椅和修鞋机，让他修鞋子，自己养自己。要不，还能怎么办呢？”
有个问题一直藏在我心中，据传闻武汉有很多像小吴杰这样的残疾乞儿是被人拐来的，是被人利用来讨钱的工具。吴乃现在武汉一年多，也许对这些内幕了解得要多一些。但当我问起这个问题时，吴乃现却一副避而不答的样子。他对我说，有些事情我不能说，你也不要问，知道多了对你没什么好处，弄不好还会惹麻烦。
在我再三追问之下，吴乃现总算是松了口，但他嘱我一定不能到外面乱说，让其他人知道。吴乃现说，他到武汉来了一年多，据他所知，武昌、汉口像吴杰这样的残疾乞儿有十几个，他们不是被人拐来的，而是租来的。
“租来的？”我没听懂吴乃现的意思。
“是的。”吴乃现进一步解释，“这些小孩大多数是安徽、河南农村的，有人专门找这样的残疾儿，找到后就跟他们父母提出来租用，以每天给孩子父母10块钱的条件，带小孩到城市里来讨钱。那样的孩子养在家里面也是累赘，交给别人后每月还能挣300块钱，所以家里大人也愿意。”
“租孩子的都是一些什么人？”我问。
“也都是从乡下到城里来的农村人，有的还在城里讨过饭，他们发现残疾小孩讨钱多，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