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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宋儒理障，曲解儒道有三：
一、格物致知，转入穷理读书。这本来不能完全怪他们。以今科学眼光，自然不能不说他们格物不得其门而入，是全盘失败的。《大学》格物致知第五章已亡，朱子窃程子之意以补之，补的不好。本来知至而后意诚，在我看接不起来，知是外物之知，意是内心修养，范畴不同，不易联系，（不能说地球绕日意就诚，日绕地球意就不诚）。那时大家都以“万物皆备于我”，万物之理相同，给他硬联起来。也不仅是程朱而已，陆象山也是这个想法。但是朱子解为穷理，而穷理只在读圣贤书，由是格物变为读圣贤书，物也可不格了。说格而未尝格，在当时实在是无可奈何的解释，由是朱子之学，重学问，重工夫，也算是很负责，比起空谈心性，当下承当一派，也很可取。李二曲说：“晦庵之后，堕于支离葛藤，故阳明出而救之，以致良知，令人当下有得，及其久也，易至于谈本体而略工夫”（南行述）。
二、明心见性，这种禅宗的道理，是使儒道由动转入静的最大原因，《易经》言万物生生不息，本来是动的。生生不息，无一非动，无时不动。不在动字着想，只求致虚守寂，是背乎入世之常理，禅宗本来是极聪明人的道理，是中国人的智慧碰上印度佛学所引起的反应，不关达摩。达摩面壁，由他面壁，不言之教，无言之辩，庄子早已言之。但是禅宗乃出世之学，非入世之学，以出世之学行入世之道，自然要出毛病。我们知道阳阴变易，生生不息就是动，由动可以见性，喜怒哀乐，喜有喜容，怒有怒容，喜怒未发，有什么“气象”可言，观有何益？陆桴亭评程朱“静中验喜怒哀乐未发气象”说得好：“尝于夜间闭目危坐，屏除万虑以求其所谓‘中’（即未发气象）……或一时强制得定，嗒然若忘，以为此似之矣。然此境有何佳处，而先儒教人为之。……故除却‘戒慎恐惧’，别寻‘未发’，不是槁木死灰，便是空虚寂灭”。
圣人何曾教人这个样子？
向来反对这种不务实地做事，谈空说理之人甚多，不必说颜习斋指出程朱教出“弱人、病人、无用人”如“妇人女子”之弱书生，费燕峰说得尤透彻：“后儒所论，唯深山独处乃可行之，……果静极矣，活泼泼地会矣，冲汉无朕至奥，心无时不在腔子里，性无不复，即物之理无不穷……亦止与达摩面壁天台止观同一门庭，何补于国，何益于家，何关于政事，何救于民生？”他们都是明末清初亲感到亡国之痛。所以顾亭林也深感末学之空疏以致亡国之祸，所以坚决排除明心见性之流弊。“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百人，……而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是必其道之高于孔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也。”“是故性也命也，孔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
三、理欲之辨，这更是学佛不成转而学儒者的话，也是宋儒戒慎恐惧由动转入静的大原因，释迦来心理学，所以他们也来心理学，而作为天理人欲之辨，一心求“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仿佛人欲就是人生苦海万劫不复的孽障，欲求天理流行，必先断去人欲，而后涅槃可得也。这话一点也不冤枉程朱。他们最怕心不见理不明，就是因为“物欲”所蔽，求其不蔽，只有静之一法，只有戒慎恐惧，一尘不染，然后能修到老寡妇死水不波的心境，一切无动于中。这岂是所以应世用世之方？人生岂能无欲，无欲又何必有作有为，生生不息？戴东原极辟理欲为二之谬，而谓圣人必顺人之情，遂人之欲。颜习斋明言，“欲之不存，性将安附？”所以那些去欲言性，或存天理、灭人欲的话，都是犯幼稚的毛病，未曾晓悟情性之为物。王夫之最好，他说：“天理即在人欲之中”。去人欲而言天理，都是寥阔迂谬之谈。依我看来，王夫之最合现代人的心理学。他论性之动最好：“与其专言静也，无宁言动，何也。动静无端者也。故专言静，未有能静者也。性效体静之而效动，苟不足以效动，则静无性矣。既无性，又奚所静耶？性效于才，才效于情，才情之效，皆以动也。……故天下之不能动者，未有能静者也。”所以如果说静胜于动“是圈豕贤于人，而顽石飞虫贤于圈豕也”。
总而言之，宋儒的理学在孔学演化中的过程，是一种差错的扭转，使孔门平易孝弟忠信重实行的教训，转为迂阔空疏之谈。朱子之平实笃学，自然可以敬佩，只可惜他不走明道存养的大道，而入伊川冷若冰霜的迂径。影响所及，支杂破碎，遂引起明代心学之反抗，卒使清儒并宋明之学而弃之，而思汉学之复兴。至少在今日“存天理，灭人欲”是万万讲不通的。人欲净尽，不是天理流行，而是寂灭虚空，有违上天好生之德。此话还是现在不要讲好。若张子西铭，民胞物与，却是有活生生的力量，宋儒也有伟大可喜可佩之处。伊川自言“千年来无真儒”，而他弟兄独得千载不传之秘。其实千年来不曾援佛入儒，援佛入儒自伊川始。岂援佛始可以称真儒？从此而使天理人欲分为二物，儒者一味戒慎恐惧，而戒慎恐惧遂为儒者之特征，所谓“常惺惺”者，结果不免为假惺惺。此儒家之所以不是出家人，而似出家人懦弱无能之真因。
今日的世界是动的世界，是各国称雄并驾，日日改进，时时改进的世界。我们再要半禅定，准禅定，即不足以自存。
今日世界也是功利世界，儒家非无利用厚生学以致用之精神，西方文化之压力何在？就是赶我们在利用厚生学以致用着想。我敢相信，亭林复生，不易斯言。颜习斋提出，改“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值得我们详细体会。荀子人定胜天之论，也是合于科学实用精神。我常想，荀子“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是那里科学馆的最好的碑铭。“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裁之。”（“裁”字依王念孙改）是那里农林馆最好的碑铭。“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是那里水利局的碑碣。“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是那里化学馆的匾额。“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应该是那里原子炉的箴言，这样驱荀韩，直追孔孟，是可以使儒家恢复本有的力量。
从人文主义回到基督信仰
许多人问我，为什么多年来自认为无宗教信仰的我，现在又回到了基督教的信仰。
要我解答颇不容易，因为宗教的本质是很偏向于个人的。但我相信许多人在寻找一种可满意的宗教时，曾遭遇和我相同的困难。一个有思想的人若处在漫无目标的信仰中——不管称它为哲学或宗教——来了解自己，以及自己的动机、行为和归宿。
三十多年来我唯一的宗教乃是人文主义：相信人有了理性的督导已很够了，而知识方面的进步必然改善世界。可是观察二十世纪物质上的进步，和那些不信神的国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我现在深信人文主义是不够的。人类为着自身的生存，需与一种外在的、比人本身伟大的力量相联系。这就是我回归基督教的理由。我愿意回到那由耶稣以简明方法传布出来的上帝之爱和对它的认识中去。
为着说明我的立场，我想应该叙述一点自己的背景。我是一个第三代的基督徒，父亲是长老会牧师，在闽南离海岸约六十里一个偏僻山谷中的小乡村传道。在那里我过着非常愉快的童年——靠近上帝和它的伟大创造。我所接触的世界何等美丽，综错山峰上的灿烂行云，夕阳底下的淡灰色草原，溪间流水所发出潺潺水声……我所以提起这些，乃是因为这些记忆和我的宗教信仰颇有关系。它们使我厌恶一切造作、复什、和人为的琐碎事物。
第二件事是我童年时代的家庭生活。我们家宗教气氛非常浓厚，充满着基督教的纯洁和爱，以及追求学问的热心。说来也许难以叫人相信，在那样偏僻的小乡村中，而且是当慈禧太后还统治着中国的时代，我父亲却告诉我关于柏林大学和牛津大学了，且半开玩笑地说希望有一天我能到这些大学念书。我们一家人都很会做梦！
我到上海进大学之初，自愿选修神学，准备参加教会工作。可是神学上的许多花枪很使我厌烦。我虽然相信上帝，却反抗教条，于是我离开了神学和教会。爱默生所说的一句话很可以描写我那时的情况：“你不可能藉死的公式认识上帝，但从花园小径走去或者可达。”那时我离开了教会，在花园中徘徊，寻找那可通的途径。
另一叫我倾向于我不要宗教的力量，这时也活动起来。大学毕业后我到北京清华大学教书。和许多教会学校出身的学生一样，我对于中国民俗非常生疏。我幼年时就熟识约书亚的号筒吹倒耶利哥城垣的故事，可是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孟姜女哭塌了一段长城的故事。来到这历史性的古都，又接触了真实的中国社会，这才对自己的无知深觉惭愧，于是埋头研究中国文学哲学，对教会给我的教育及其他一切均生反感。
记得我之决意脱离宗教是在一位同事谈话之后。他根据儒家的人本观念说，“只因我们是人，所以我们得做好人。”孔夫子提倡礼、忠恕、责任心，和对人生的严肃态度。他相信人的智能，也相信人藉着教育的力量，可以达到完美境界。这种哲学和欧洲的人文主义颇相似，现在成为我自己的哲学了。
许多年来我满足于这种哲学，相信人的理性足够改善自己及改善世界。可是在我的生活中，从思想和经验所得，对此渐生疑念。我看出人的自信心的增加并不使他成为更好的人，他可能比前机智，但是比那站立在上帝面前的人，他是一天天减少谦让温和的气质了。现代史指示我们，人沦入于野蛮的危险性何等之大，尽管物质生活和技术知识是很进步的。
我对人文主义的信仰既逐渐减退，因此常常自问，有没有一种宗教可以满足那些受过现代教育的人？
东方有许多卓越的道德学说和宗教，其中重要的有佛教和道教。但这两种宗教都不能解答我的问题。佛教以慈悲为本，认为这感觉世界不过一幻景耳，而人生的一切都是至堪悲悯的。对来生的盼望和对今世的逃避——各种宗教都含此种成分——几乎是佛教最牢不可破的观念。
道教提倡一种对那虚幻、无名、不可捉摸而却无所不在的“道”的崇敬，而这“道”就是天地主宰，他的法则神秘地和必然地管辖着宇宙。道教所主张的谦虚和新约《圣经》中的登山宝训颇为相近。道教的先知老子确是一位杰出教师，可是它那回复自然和拒绝进步的本质对于解决现代人的问题不会有什么贡献。
我想这时期我已不知不觉地倾向于童年时代的基督教信仰了。可是那教条式的说教使我难以听见信仰的心声，相信有许多现代人交互同感。我的内人无论同我旅行到什么地方总是要上礼拜堂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