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此时为止，我已经为针孔区的纳税人支付了相当可观的电话费了，不过我一旦开始做什么事情，不做完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于是我又打电话给佛罗里达州瑟夫塞德的兄弟单位，这时安尼·约翰逊夫人走进了警局，我又示意请她坐下。
瑟夫塞德的警察局告诉我说在圣名教堂有个叫法瑟尔·富加兹的家伙。我记下了电话号码以便日后进一步查询。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安尼？”我说道，可是安尼却十分激动，于是我想我应该找一些能使她清醒的话题。好了，先生，我刚刚使她镇静下来，我们之间的谈话就变得好像那天早上与弗洛希·切斯纳特夫人谈话的翻版了。她的儿子吉米好像也失踪了，其背景跟小约翰尼·切斯纳特极其相似。她曾于一天前因为他做了什么错事而打过他，并且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注意过他。仅仅是为了和她说话，好让她不去想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我很随便地说道：“如果我问你他做了什么错事你才惩罚他的，你介意吗？”于是她的脸色在密西西比的夕阳里变得红一阵白一阵。
不过她还是明白了，跟警察合作是她的职责，并且她也这样做了。“他化妆的时候被我发现了。”她说。
“什么？”
“他用我的化妆品做试验。”她这一次说道，之后紧闭双唇，满脸显出庄重的神色，而我也开始明白了她为什么烦躁不安。不过我想把事情问清楚是我的职责。
“好了，现在，”我说，“我想这不过是个幼稚的恶作剧——并不是因为他浪费了你的高级擦脸油还挨不起你的打——不过我猜想是因为这件事使他感到很尴尬。现在你跑回家去看看他是不是回来吃午饭了。”
在我意识到现在手头上有两个真正失踪的少年和一个活着的信用卡盗贼，我的思绪开始不由自主地徘徊到那两个小家伙自己惹的麻烦上去了，而且这个麻烦还挺棘手。
我又发布了另一则少年失踪报告，并开始再次思考起来。
因为是礼拜六，我知道往学校打电话看他俩是不是在上课根本就没有用。不过我可以给利莎·史密斯打个电话，她当小学校长期间已经有两代人毕业了，而且她对针孔区的每个孩子都了如指掌。
她告诉我说吉米和约翰尼是好朋友，还告诉我他们喜欢去玩的两个地方。上帝才知道她是如何了解他们的。其中一个地方是离镇上大约两英里远的一个古老废旧的涵洞，另一个地方是费希尔老人庄园上的一棵大橡树，这棵树足够大，孩子们完全可以爬上去玩，不过要建一个树上小屋子却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俩偷偷爬进来不过是为了在树上玩一会儿。这已经足够让费希尔去取他的猎枪了。
该回家吃午饭了，我的妻子海伦是密西西比最好的厨师。不过我没有胃口。我打电话告诉了她。然后我驱车去了那个涵洞，然后又去了费希尔老人的家。两个地方都没有找到吉米跟约翰尼。
这样，因为我不必对手头的这个案子想得太多，我就给瑟夫塞德的法瑟尔·富加兹打了个电话。他告诉我说，没错，三天前他和老朋友勒鲁瓦·利文斯顿共进午餐，还和他约定次日乘汽车去迪兰旅游。但是利文斯顿再也没有出现过。法瑟尔·富加兹从未怀疑什么，他只是伤了朋友的感情，不过我当时的心情使得我开始怀疑是谋杀了。
我现在又有了一件事来了。针孔区爱管闲事的女人弗朗尼·门登霍尔来报告说，她家隔壁这次发生的吵闹声与半年前发生的不一样了。她家隔壁的空房间每六个月就传来一次吵闹声。我听了，久而久之，也就不再过问。这次可不同了。
我和弗朗尼到了那个空房子，我和往常一样从窗子里爬了进去，不过这一次和以前有所不同。因为我马上就找到了一个不应该在那里的东西——一件蓝色的防风夹克衫，大小正适合一个八岁大的孩子穿，而吉米跟约翰尼都是八岁。我问弗朗尼那些吵闹声有没有可能是孩子们的声音，她说听起来不像，不过也有可能是。我问她听到过成人的声音没有。她说不大确定。于是我推想，要么是吉米要么是约翰尼要么他俩曾经在这间空房子里过夜，和绑匪在一起或者不在一起。
我回到警察局给切斯纳特和约翰逊家打了电话。吉米和约翰尼都没有回家吃午饭，而且也没有人索要赎金的消息。
哦，对了，约翰尼最喜欢的夹克是一件蓝色的防风夹克衫。而且完全可以肯定的是，这件夹克衫肯定不在他的橱柜里。
我刚挂断电话，我的办公室又成了一个繁忙的场所。从浸礼会教堂赶来的三位女主跟我在这个月内见过的人一样怒气冲天。原来是这么回事，她们将在那天下午的教堂烤餐减价销售会上拿出的商品有一半不翼而飞了，她们要求马上给予公道。现在的问题是，犯罪已经蔓延到这个地方来了。我说我会立即调查的，然后把社区的这些台柱们打发出了我的办公室。
因为我怀疑盗贼到底是谁——而且我敢打赌，你也能猜到我心里想的小淘气鬼是谁——不过还是不能帮我进一步找到他俩。
我决定绕街区走一圈来找一找灵感，不过首先我给佛罗里达州戴德县的治安官办公室打了个电话—一他们主管着瑟夫塞德地区，该地区又是迈阿密的郊区。我问他们最近几天有没出有看到任何身份不明的人出现。不过他们的反应似乎表明他们以为我已被挫败，不过他们还是说会帮我查一下的。
我沿着半个街区走到了广场，对坐在那里的长条椅上的常客们打了声招呼，然后经过了一个电话亭，电话亭外全是违法张贴的一些各类广告。我绕着广场走了半圈，脑子里什么主意也没有，然后突然之间我想到——电话亭外张贴的海报有什么来头。海报上说马戏团即将来镇上表演。
我原路返回去仔细瞧了瞧。海报上说十月十九号在马戏团的帐篷下将是一个伟大的时刻，而那一天正好是礼拜六，但是日期是新贴上去的，就好像在菜单上他们猛地提高价格后把新价格又贴在了旧价格上一样。我把贴在上面的日期撕掉，发现原来的日期是十月十八号，就是一天以前。因为我不知道日期是什么时候更改的，不过它使我想到了一个主意。我想既然马戏团的人没有再次更改日期，他们此时就应该在露天马戏场搭建帐篷。
仅在五分钟之前我还正在那里向别人打听情况，而事实证明这是极其富有成果的。在那里我发现，两个八岁左右的小绅士在半小时前曾来到木屑地的大篷里来化了妆寻找工作。别人礼貌地拒绝了他们，并派他俩去照看小马驹，我去的时候发现他俩正在小马驹旁边。
如果你像切斯纳特和约翰逊一样想知道为什么的话，可以说，其实我一看见那张海报就明白过来了。我想起了一个小家伙站在他的小马背上，另一个小家伙拿她妈妈的化妆粉饼作试验。于是我忍不住得出这样的结论，约翰尼和吉米都渴望有报酬的工作，分别扮演一个滑稽骑士和一个小丑。
然后我发现马戏团表演的日期更改过。于是我想，这两个孩子在从家里跑出来后没有赶上这则新闻，只是在露天马戏场看到了一份建议他们怎么做的海报。因为他们的自尊心在挨打中受到了伤害，不可能于近期回家，于是他们就藏在那间空房子里过了一夜，偷了浸礼会女士们的烤食来果腹，并且在马戏团一出现就飞跑出去参加了马戏团。
整个事情就是这样的。
结果好，万事好，我对切斯纳特和约翰逊两家人这样说，不过有一个小细节要除外——我又说一定要赔偿她们两个孩子偷吃的蛋糕和甜饼。而且我还很自豪地说，烤食展销会上，他们两个八岁大的孩子跑到厨房把盘子罐子碰得一阵砰砰作响，直到他们找到了一些商品才肯罢休，而这些商品是那几位女士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拿出来卖的。
与此同时，我回到警局时发现电话铃响得话筒都快掉下来了。结果是迈阿密警察局来的电话，说他们收到了执法官办公室打来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电话。好像是说三天前，一名六十几岁的男子的尸体出现在比斯坎湾海滨的高尔夫球场的第十八个洞口处，还说他们目前正在着手处理这个案子。
他们说，就他们目前所知，那个人就是约翰·多伊，头盖骨已经破裂，他们问我能否为他们进一步指点迷津？
我对他们说，我认为瑟夫塞德的法瑟尔·富加兹最有可能告诉他们这个约翰·多伊就是阿肯色州小石城的勒鲁瓦·利文斯顿，我还说我有一个相当不错的想法，知道是谁抢了他的钱并杀了他的。
然后我挂了电话，与盗信用卡的盗贼同时也是针孔区人民的客人的詹姆士·威廉森做了一次倾心交谈。他一下子崩溃了，慢慢地一五一十地道出了他是如何残酷地杀害一个手无寸铁的老市民的。
我又打电话给迈阿密警察局，叫他们赶快派人来领他，因为针孔区之外根本就找不着他。于是我猜想，我肯定又解决了迈阿密的一起谋杀案。我却几乎是在无意中为之的。
犯罪现场
作者：卡罗琳·惠特
警官托妮·雷米尼兹站在东区公寓的门口，一只脚轻放在另一只脚上。她站立的姿势和15年前站在圣胡安她叔叔拉斐尔那个肉店门前的光脚小孩完全一样。现在像那时一样，她祈祷不要被人看到，因为被人看到就意味着要被赶走；现在像那时一样，可以嗅到浓浓的血腥味。
房间里有四个警察：莫内里在查看指纹；奥利弗拉在拍照；雅格布斯在获取证据；格鲁申在画楼面布置图。他们每人单独地工作着，但是他们的忙碌相结合的结果则纯粹像是一种仪式：或许像大弥撒，或者像斗牛。
那个戴假发的矮胖侦探正在往乌黑发亮的咖啡桌面上撒指纹粉。“你应该见到过它，曼尼。”他说。口气就像是在接着说而不是刚开始说。“布罗德被砍得像煎鱼一样。”
“你是说，像这一个？”奥利弗拉侦探指了指像破烂的玩具娃娃似的躺在木地板上的尸体。他手里拿着一架照相机，准备为尸体拍照。
“不，”莫内里答道，“比那个还惨，朋友。这一个都成碎块了，就像有人用搅拌机搅了一样。”他打开一个塑料袋，从里面拿出一把女人抹粉用的大软剧。他像化妆师一样小心翼翼地刷去指纹四周的粉末。“我说的这个需要一个双倍的棺材。”
托妮的胃开始翻腾了，她紧咬嘴唇。这是她办的第一桩杀人案，到目前为止她像一名警察一样地干着。不能流眼泪，不能歇斯底里，不能呕吐。她把那些吓坏了的邻居们赶走，给侦探们打了电话，并且保护着犯罪现场直到他们来。
她总是非常好奇。无论何时，只要她遇到不同寻常的事，她就会睁大她那黑色的眼睛，脑海里充满各式各样的问题。
她8岁的时候她们家搬到了新约克，在这个新的世界里，她用以弥补自己的方法就是她乐于学习新的方法，新的词汇。她的这种好奇心使她走进了警察学院，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
此刻，她在观察着街上。尸体又是一门新课。多亏犯罪现场的侦探们，使她能亲眼看着真正的警察对惨死做出的反应——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