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七月五日下午，尼克·佩特里迪斯与雷伯·克立姆罗德见面。六个小时前，也就是那天上午九点三十分左右，尼克接到一个电话：有位贝克少校要与他讲话。这是三个代号中的一个。佩特里迪斯把办公室里其余的人支开后，接过了电话。
“尼克吗？你能不能离开纽约几天工夫？”
“行，只要托尼留下来接替我。”
“我就找你一个。最好能在今天下午三点来见我，在阿尔贡金饭店，是用德卡瓦哈尔的名字开的房间。凡是你认为要给我看的东西都带来。另外再派人五点三十分来把档案收拾起来带回你的事务所去。我们可以一起去机场。去巴黎的班机七点五十分起飞。”
不到一个小时，佩特里迪斯已经把材料集中在一起（他随时准备着应付这样的紧急情况）。所谓“你认为要给我看的东西”，就是他掌管的各海运公司（总吨位超过三百万吨）十三个月来的全部资产负债表。
雷伯审阅这一大批档案花了一个小时，从中得到结论并作出新的指示又花去一个小时。
然后，佩特里迪斯亲自到休息室去把所有的卷宗交给两个助手收藏起来。
他们飞越大西洋时，他又坐在雷伯身旁。
“当时的情况就是那样。”事后佩特里迪斯回忆说，“他突然向我说起他的过去，至少说了一些过去的事情。他说，战争刚结束时他曾两次到过丹吉尔，还告诉我他在开罗、法国、西西里和意大利住过一段日子。我很惊奇：当时我跟他结识已有七年了，我们常常一起旅行，他从没提起过自己更年轻时的事情。我还以为他是阿根廷人。过去，我们到达某一个地方，他从来不说他以前是否到过那儿。他喜欢保密，这与其说是因为害怕或有什么癖好，不如说因为他对逝去的往事毫无兴趣。只有业务上的事除外。在那方面，从来都是丝毫也不含糊的。顺便说一下，为了让他隐姓埋名——这一点我是坚持到底的，——我得到的报酬远远超过了我的期望。起初，我兄弟和我都非常纳闷，这人拥有的船比奥纳西斯和尼亚霍斯加起来还多，比路德维希也多，可是除了塞梯尼亚兹外，就我们佩特里迪斯兄弟二人知道他是多么富有。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
“如果有谁妄图浑水摸鱼，那么，这人一定是疯子。尤其在哈珀事件之后”
“约翰·帕特里克·哈珀，”雷伯非常温和地说，“是你弟弟托尼推荐作代理人的。”
“我也会推荐他。”
“当时所作的调查证实这个人相当靠得住。通常对一个人可以信任到什么程度，也可以在什么程度上信任他。”
“雷伯，他只出了一点小小的纰漏。这事我已经加以纠正了。”
“但这事你没告诉我，尼克。”
那时在大西洋上空正是夜晚，但雷伯照样久久地看着窗外。不过，在说上面那句话的时候，他慢慢转过头来，目光落在这位希腊血统的律师身上，让后者打了个寒颤。往常使克立姆罗德的眼神显得朦朦胧胧的那层薄雾不见了，他的双目射出一种骇人的凶光。
“哈珀是完全靠得住的，只不过做了件蠢事，“尼克说这话时如坐针毡。
“他私吞了二万六千三百美元。”
“其实这不能算私吞，而且他两天后就全部归还了。雷伯，你想要我干什么？杀了他？”
“这事今天早上我已作了处理，尼克，已经解决了。”
佩特迪里斯注视着他，不知所措。
“你是说，你”
“哈珀活着，而且还会活下去，我愿让他活多久，他就能活多久。不过，为预防这种情况早就设计好了的一个安全装置，今天早晨已投入使用。当然，对你我来说，从今天起，哈珀已不再存在。对他说来不幸的是这事并不到此为止。他的经济状况将变得非常困难，这还不是他唯一的问题。他想找个体面的工作会遇到很多麻烦。再说，归还五月二十六日你俩在七海饭店十八号桌上共进午餐后你借给他的两万美元，他也得费很大的劲。即使他要卖掉费城郊外的那所房子也不行。房子早已抵押出去，这对于象他那样处境的人是够伤脑筋的，所以又会产生别的问题。不过还好你破费的那顿午餐利权并没有外溢，因为据我所知，那家七海饭店以及它所在的整个一栋大楼都是你的，尽管用的是你亲戚的名义。尼克，在哈珀这件事上，你做得对，除了你没想到应该把这事告诉我以外，我不想责怪你。好了，下不为例。关于哈珀我们也不用再说了。”
他笑了，他的眼神又变得迷离恍惚。
“我们说些别的吧，尼克。比如，将要与我们共事的那个法国人和另外一个人”
那个法国人名叫保尔·苏必斯。他在哈佛有两年曾是乔治·塔拉斯的学生，后来塔拉斯就不再执教鞭了。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送到塞梯尼亚兹那儿的档案里是在一九五三年秋天，当时苏必斯已在法国一家很大的海运公司总部担任要职。他成为王臣的过程是克立姆罗德采用的典型万式。
除非克立姆罗德直接干预（一九五五年后这种情况是极为罕见的），否则，凡是新列入“高级干部”名单的人，都要经过一项特别的程序（当时年收入在五万美元以上的男女干部共有三千四百人）。通常，在增加一个人的当天，有时候在两三天以后，便有一个匿名的信使给大卫·塞梯尼亚兹送去一份标有“绝密。面交收件人”字样的档案。要是塞梯尼亚兹不在，信使便把档案带走。“绝密”档案照例跟名册上面的一个名字有联系。档案中极为详细地记载着新成员的履历。
黑狗也有这样的档案。
这些档案不断有新的内容补充进去，比如列尔内或阿布拉莫维奇添了什么家当，或者人员的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如离婚），等等。
一个人在该组织中的地位越高，他的档案就越详尽。某些档案第一页的左上角会出现一个红色的“特”字。这表示此人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王臣，也就是说，他将直接与克立姆罗德联系，直接从克立姆罗德那里接受指示。以突多尔·安盖尔为例：一九五一年为他建立了黑狗档案，四年后，上面出现了红色的“特”字，标志着他得到提升。带“特”字的档案从来没有超过十八份。
在苏必斯的档案里，第一天就出现了这等字样，第一份调查报告指出，他不但持有一系列响当当的文凭，还有“非常了不起的智慧”和“政治抱负、良好的社会与家庭关系，凭这些他早晚能在他的国家内占据显赫的地位”。上面那种看法是一九五三年杰思罗的调查组织提出来的，事实证明这项预测确有远见：在六十年代，苏必斯成为法国政府的内阁成员。
同样，苏必斯的履历也记载着一九五○年一桩相当愚蠢的投机生意（无疑是缺乏经验的结果），一段并非白壁无瑕的私生活；利用两个瑞士银行账户隐瞒收入的若干手法。
“尼克·佩持里迪斯，保尔·苏必斯，”雷伯给达两个人作了介绍。
一九五六年七月六日下午，他们在戛纳小十字海滨马路上一家大饭店里见了面。
这是苏必斯与雷伯·克立姆罗德的第三次见面。就他所知，克立姆罗德是个阿根廷人，显然非常富有，意欲在海运业中为自己争一席之地，目前正与那些希腊船商展开竞争，干得有声有色。
“我正在考虑作某些调整，”雷伯说。“不过在谈正题之前，我想应该先让苏必斯了解一下整个局势，尼克？”尼克完全遵照雷伯给他的指示，开始用饭店的笺纸写下许多数字（事后被烧掉了）。当他举出令人难以置信的长长一大串公司名称以及它们分别拥有的总吨位时，只见那位法国人脸上展出越来越惊异的神色，佩特里迪斯体会到一种洋洋得意的、简直不可一世的快感。
“就是这些，”最后他说。
苏必斯摘下眼镜，揉揉眼睛。他哈哈大笑起来。
“还有劳埃德呢？你肯定劳埃德不归你所有吗？”
“也许是我忽赂了，”雷伯说：“尼克，劳埃德归我所有吗？”
“据我所知不是，”尼克说，“不过这也不说明问题，也许你没告诉我就已把它买了下来。”
他朝苏必斯笑笑。
“他买得起。”
苏必斯拿起那些笺纸，从头看一遍，估算了一下。“将近三百五十万吨。”
“三百六十二万八千吨，”雷伯平静地说：“二百七十五万三千吨是油船。归七十四家公司所有。正是关于这些油船我想作一些调整”
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事“极其简单”。现在是七月初，他们还有六个月时间
“调整事宜必须在六个月内解决。当然，如果到比方说，到十一月十五日，即使不说全面完成，至少已进入一个蓬勃展开的阶段，那是最理想的了。”
雷伯所说的调整是要把全部油轮重新部署，规模极大，涉及七十四家公司。雷伯通过他本人与佩特里迪斯兄弟、苏必斯、塔拉斯之间的委托协议书掌握着这些公司的股份，再由佩特里迪斯兄弟等人去控制七十四个间接受托人，即名义上的业主。
“尼克，我要你对每艘船都研究一下，作出明确的决定，哪些船可以在十一月十五日从一切租约中解脱出来。这是第一步。我希望你列出每一艘船的一次性航运能力。”
“有相当一部分长期合同是无法撤消的。”
“这我知道，尼克，”雷伯说：“所以我要一份逐艘说明船只情况的明细表。即使要过十一月十五日才能解脱的也算在内。”
“好让尽可能多的船到十一月十五日投入一次性航运？”
“正是这样。”
“从十一月十五日起，以多少时间为期？”
“一年。”
苏必斯和佩特里迪斯都禁不住要问：十一月十五日将要法生什么事情？
但他们谁也没向。
原因有二。首先，他们知道，要是克立姆罗德愿意让他们知道答案的话，他早就告诉他们了。其次，他们知道，克立姆罗德“当着第三者的面”是决不会说的。这两个人最后回忆起这事时的方式表明，他们俩——一个纽约人，一个法国人——遵循的是有趣的二元论和完全相同的推论法。
“还有件事，”雷伯说，“最好能由保尔去办一下：我需要一份关于所有在营运的、建造中的和已订货的油船的情况报告。”
“包括日本？”
“包括一切。包括正在为我们的公司和为别人建造的船只：对于为我们造的船，要采取一切措施使之加速竣工；对于”
“对于为别人造的船要采取一切措施使之推迟竣工。”
雷伯笑了。
“保尔，可别把任何海盗船扯进去你应该把目前在海面上的一切油船也包括进去，不管船主是谁，挂的是什么旗。打听一下这些船目前是否出租，或何时接受包租，要付么价。这是为明年准备的。你能做到吗，保尔？”
“这可是工程浩大的任务。”
“在整整十六个月前，也就是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我问过你，要是时机到来，你愿不愿意专门为我工作。你回答说愿意。当时我请你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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