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大家的交通工具都是一样的．只有极少数情况除外——那就得去和令人生畏的玛尔尼·奥克斯打交道，请她做出安排。这里创造了一套别开生面的色彩信号体系，某人要到什么地方去，就在住宅外或所在的地方挂出一面旗子。绿旗就是说他要去超级市场，黄旗是去公共建筑集中的市中心；蓝旗代表运动场，格子旗是请保养维修部门派人来，黑色是从人们去教堂或墓地时的服饰颜色引伸出来的，所表示的目的也相同。看到旗子，经常在各地巡行的小型公共汽车便会停下来。公共汽车是免费的。
虽然私人汽车在王国内为数很少，公共汽车却相当多，公路总长五千四百公里，四季通行无阻；丛林中另有长达九千公里的小路。大小桥梁和隧道计有一千七百五十座。
雇员的工资按巴西平均水准加百分之四十计算。一九八○年一个工程师每月大约挣三千美元。房租根据房子的不同等级收一至五十美元不等。凡是有购物卡的人，不论其职位高低，饭店的大门对他们都是敞开的，但收费标准不一样；一日三餐的伙食费工人每月付六美元，管理人员则要付六十美元。
这里的娱乐设施丰富多彩。一九八○年四月，计划修建的一百二十五个游泳池中的九十一个已经开放。在各个游艺中心，网球场、橡皮网球场、体操器械设备、塑料地面田径场一应俱全。排球场、篮球场和足球场到处都有。每一个丛林村寨和市镇在三大球中至少有一个代表队。在特拉雅诺·达席尔瓦的倡议下（他本人年轻时曾在著名的里约热内卢人俱乐部踢过球），一九六九年举行过一届足球锦标赛。达席尔瓦亲自挑选的一名足球队与大名鼎鼎的桑托斯足球俱乐部踢过一场最后以二比二逼和了球王贝利的球队。这一天对达席尔瓦真是无比荣耀。唯一使他遗憾的是，王混在人群中观看了这场比赛，却不愿给冠军队发奖杯，而是把这份美差推给了一百十一家公司中的一位巴西董事长。
王国的居民来自三十九个国家，巴西人最多，其次便是美国人了。除巴西以外，美国是移民来得最多的国家。塞梯尼亚兹估计，他的同胞居住在那里的有九千六百人。
有两个电视频道分别以英语和葡萄牙语二十四小时播放节目。四家广播电台也是全天播音。一九六八年六月，第一张报纸创刊。从那时到一九八○年四月三十日，那里有两份日报和一份用两种文字出版的周刊。
迄于一九八○年五月五日为止，巴西、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三国政府仍未作出任何反应。
装一条木腿的海龟 —— 7
“我们还有好些难题有待解决，”埃塞尔·魏茨曼说。
“不过最叫我们不安的还是‘加托’和所谓的内格罗港口镇这两个问题。”
塞梯尼亚兹根本不知道‘加托’是什么意思。至于内格罗港，更是
“‘加托’的意思就是猫。这是给那些黑心掮客取的不好听的绰号。他们盘剥工人简直是些人贩子。大卫，在我和伊莱亚斯来这里以前，有关公司都委托私人代理招工事宜。公司伤脑筋的事很多，不可能对这些代理处一一检查。结果，那些工人深受盘剥，而且现在继续受剥削。有些‘加托’竟向他们从东北地区招来的工人索取高达工资百分之五十的佣金。”
“这事你们跟雷伯谈过没有？”
“谈过。他授予我们全权处理这件事。他知道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肯留在这里了。眼下我们正在卡断‘加洛’的财路。我们在贝伦和贝伦以南的马拉尼翁州首府圣路易斯各设立了一个招工处。以后还要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再设两处，专门招收由我们加以培训的技工。我们将把信得过的人派到那里去，还要对他们密切注意，严加监督，我们一定这样做。”
比较起来，内格罗港口镇问题更为棘手，似乎根本无法解决。那里平地冒出来一个棚户区，日前已有一万五千人，而且人数还在迅速增长。
“大卫，这件事我们和雷伯也谈过。可是他根本不想采取什么措施。他说，内格罗港在地理上和政治上（我看在经济上同样如此）都超出了我们的管辖范围，这话也有道理。他觉得那个地方与他的事业毫不相干。我们怎么也说服不了他”
这个自发形成的棚户区里住着来自巴西东北部的贫苦游民，他们因为不符合招工条件或其他原因被招工代理行刷了下来。他们住的地方根本不能称之为“房屋”，只不过是架在桩脚上的一些破烂窝棚。他们挤在那里，一心指望有朝一日能混进那个有工可做的新黄金国。内格罗港口镇差不多就在多拉达岛对面只是在内格罗河的另一岸，相隔仅十五公里左右。
“大卫，这种局面会迅速蔓延开来，变得十分可伯，而且现在已经相当可怕了。在世界各地，我们见过许多类似的情形，知道它蔓延开来有多么快。不出三年，这个局面会变得无法收拾。可是雷伯连听都不要听。他认为内格罗港位于河边，不但巴西海军有责任管它，巴西欧府也应对它负责。他说，只要他提供哪怕一丁点儿帮助，第二天人数就会发展到十万，接着就会发展到上百万，甚至更多，所有的人称会被他的慷慨吸引到这里来。他说他无法救济世界上所有的穷人。
“大卫，雷伯变了，和过去不一样了。他把实现自己的梦想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你知道我们甚至有怎样的想法？我们认为，他眼看这个恶性肿瘤就在他的领土对面大量增生、迅速扩散，恐伯未必不太高兴。因为这样一来，全世界便可以看到，他做成了什么事业，而别人却不愿意或没有力量，这样他世人可以两相对比，作出判断”
一九七四年以后，大卫·塞梯尼亚兹曾多次与魏茨曼夫妇会面，有几次是在纽约。魏茨曼夫妇在纽约有一套小公寓，房间里挂满了各种肤色的儿童的照片，其中也有他们自己的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以及浩浩荡荡一大群子女的子女。据塞梯尼亚兹所知，埃塞尔和伊莱亚斯·魏茨曼夫妇是世上仅有的两个人，他们一方面了解雷伯·克立姆罗德其人，知道他富可敌国、英才盖世，另一方面对他仍能保持客观态度，尤其难得的是敢于对他的一贯正确表示怀疑。
别的王臣都从心底里惧怕他，但仍盲目地忠于他。
否则，在王国的建设全面铺开到行将告成的十三年间（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八○年），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难以置信的拼命精神，又该如何解释呢？大卫·塞梯尼亚兹本人有幸成了这段历史的见证。
从一九五○年到一九八○年，投入亚马逊尼亚的资金达九十一亿五千万美元。数字是大卫·塞梯尼亚兹提供的。他是唯一能够做出这种估算的人（克立姆罗德自己是否保留着如此精确的记录，不能肯定）。其中六十亿来自雷伯个人，其余的是以自身的利润用于再投资。自从王国有了财政收入，便开始自给了。
至少，这一切不是向壁虚构的。
有一天，王告诉塞梯尼亚兹和塔拉斯，引出后来其它许多规划的一个原始设想是这样的，他意识到，世界范围的信息爆炸，最迟到八十年代，必然会导致纸张短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大规模发展林业，才能为造纸工业开路。
事态的发展证实他有先见之明。
五十年代，他想征服世界的念头与帮助印策安人生存下去的愿望直接发生冲突。他同时追求着两个相互抵触的目标。为了得到他需要的树木，以后又为了得到他可以在那里创造自己的世界的土地，他摄取了他要保护的印第安人祖祖辈辈居住的森林和土地。他怎么能如此自相矛盾呢？这是一个谜。创业的强烈欲望压倒了人道主义的感情。
林业专家恩里克·埃斯卡兰特从一九五三年起便开始寻找生长迅速的树种。道理很简单。亚马逊河流域的森林中有着几百种树木，其中大多数不适合用作造纸的原料。此外，这些树长成材需要半个世纪或更多的时间。通过调查研究，埃斯卡兰特和他的助手们选出了三种树：棉兰老桉、可在洪都拉斯找到的加勒比松和从亚洲移植来的云南石心梓。他们决定用这三个树种在尼日利亚和巴拿马做最后试验。这些树的生长速度出乎意料地令人满意，棉兰老桉的成材期是二十年，加勒比松十六年，而石梓只消六至七年。开发工作始于一九五四年，先把乌巴尔多·罗沙用钻石买下的地清理出十万公顷左右。二十五年后，造林面积已近一百万公顷，其中三分之二种了石梓。
起初，纸浆厂和供应能源的热电厂是按分散的原则兴建的。计划规定总共要建十四个厂。一九七八年，乌韦·索别斯基完成了这一任务，但不久他又用大型设备取代了其中部分厂。这种更新换代的大型设备将会首先引起公众的注意，甚至在较小的程度上也会引起国际新闻界的注意。它由四个庞大的单元组成，实际上就是一个既能生产纸浆又可发电的工厂。整套设备长约二百四十米，宽四十五米，高五十七米，相当于一座占地两个半足球场的十二层楼房。
这套设备由保尔·苏必斯、韩某和塔多伊兹·特普弗勒主持的三家公司提供资金，在日本吴市的一个造船厂制造。一九五一年，乔冶·塔拉斯曾和该造船厂签订一些协议书。日本人直接在浮坞上制造了这些庞然大物。
由于这些庞然大物无法通过巴拿马运河，同时也为了避开南美洲南端合恩角附近“咆哮的四十度”（注：大西洋上南纬三十—五十度间的海域，经常会出现风暴），负责把设备运到亚马逊河口的尼克·佩特里迪斯选择了另一条航线：从日本内海出发，走纪伊水道入太平洋，经南海进印度洋，绕过好望角，最后横渡南大西洋，全程二万六千公里，历时三个月。
这些庞然大物到达内格罗河，进入达席尔瓦手下的人特意为它们建造的于船坞。做坞墩的七千五百多根柱子，用的是一种质地异常坚硬、几乎完全不会腐烂的亚马逊河流域特产“马卡伦杜巴”原木。干船坞既能抽水，也能潜水，所以随时都可以把这些浮动的工厂重新送回海上去，需要的话，还可以挪往世界上其他地方。
一九六七年铺设了运输原木的铁轨，把原先由卡车承担的繁重运木任务接替下来。总体规划中要铺设的一千公里铁路，到一九八○年五月一日，已铺了四百八十公里。一包包的纸浆装上佩特里迪斯兄弟的轮船，出口到欧洲、美国、日本、委内瑞拉。纸浆厂的生产能力是每天二千二百吨，一年便是八十万吨。
一九五四年，第一批锯木厂设备安装完毕。但最现代化的一座采用激光技术的锯木厂建成于一九七九年。仅这一家厂就可生产四万吨木材和纤维板。
一九七六电一家年产量为二十五万吨的新闻纸厂也投产了。
在开发地下资源方面一项开采加工高岭土的计划于一九七二年上马，年产二十五万吨。这仅仅是从一条估计储量为六千万吨的矿脉中开采出来的，全部储量约为一亿吨。这种防火的粘土在化妆品和药品制造业中用作包装材料。用于砌高炉的矾土耐火砖，也于同年开始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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