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第一家族:荣氏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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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第一家族:荣氏百年- 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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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宗敬与荣德生善于借助外力实现自有产业发展,几番出手,无不展现过人才干。而租借老牌的中兴面粉厂颇有产业代工的神来之笔,更意味着新兴势力开始取代传统老厂而崛起。

然而,荣氏兄弟还不打算停止扩张的脚步。1913年冬,经过数月积累,他们手中小有闲钱,划拨10万两白银,在中兴面粉厂东面购地建厂,向恒丰洋行订购21部美制粉机,命名为福新二厂,年底开工,每日夜出面粉5500包。而此时,运营10个月的福新一厂已经实现赢利3。2万元。

此间正值上海面粉业大发展时期。1913年,上海新开3家本土面粉厂,本土面粉厂总数达到11家,资本总额230万元,日产面粉25100包,平均每家2282包。11家粉厂中荣氏占有或掌控3家,产能高出行业平均值,产品更是一骑绝尘,直接叫板大肆倾销的洋面粉。

当“兵船”面粉畅销国内时,人们多将荣氏面粉事业发达原因归于美制磨粉机,而忽略了其深层次的经营策略。

荣氏对信誉异常看重,严把质量关口,从源头抓起。辛亥革命后,荣氏兄弟考察全国各地的小麦,综合比较后认为四川小麦品质最好,主选川麦做原料。他们制定严格的筛选流程,坏麦、熟麦、潮麦统统剔去,将掺杂沙石逐一拣出,保证产粉质量。1911年,大水淹没茂新无锡仓库,荣德生下令将受潮面粉和小麦统统处理掉,仓库可能发霉的小麦全部不要,坚决不用工厂声誉换取眼前利益。

此外,因用麦量巨大,荣氏先后在安徽蚌埠,山东济宁,江苏泰州、扬州、常熟、镇江等地设立麦庄。荣氏有一个秘不外传的生意经: 每逢新麦上市,就大肆抛售面粉,以压低粉价和麦价。

上海总公司设有麦务部,对各地麦庄进行电报指挥,成功压低麦价之后,各地麦庄即接到指令,通过当地粮行进行大规模收购,并支付1%~1。5%的佣金。由于价格优惠,荣氏大量储备小麦以供长期生产。久而久之,荣氏面粉厂成为国内小麦行情波动的重要因素,大有操控市价之势。而那些单打独斗或规模弱小的面粉厂无力屯麦,只能听凭摆布,在麦收季开工,其他时间停产。利用这个“时间差”,茂新、福新从竞争者手中轻而易举地夺取面粉市场的半壁江山。

如此种种,“兵船”牌声誉日隆,成为国产面粉品牌的佼佼者。与此同时,本土面粉厂纷纷使用英美机器,极大提高生产能力,拉低市场价格,对洋面粉倾销形成正面阻击,迫使进口量逐步下滑。

随着1913年的结束,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随之到来,面粉业毫无疑问地走在前面。

“面粉大王”崛起

1914年7月末,奥匈帝国、塞尔维亚燃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德、英、法等欧洲强国先后卷入厮杀,无暇顾及各自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利益,饱受压迫的中国民族工业获得难得的喘息机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欧洲大陆一片火海,各交战国旋即转入战时经济。特殊时期,一切为战争服务,农民、工人应征入伍,导致生产力锐减,土地荒芜、粮食减产、食品紧缺,各国自顾不暇,无力向外海出口食品。战争旷日持久,为解决军民之需,不得不向海外采购物资,面粉是采购大头之一。

见此情景,日本三井、三菱等商行趁机向欧洲各国倾销面粉,它们到上海采购,不论品牌、质量,一律兼收。中国面粉工业由此进入空前发展的“黄金时代”,不但畅销国内,并且远销欧洲,中国一改往日忍气吞声局面,由入超(逆差)变为出超(顺差),摇身一变,成为面粉出口大国。

任何面粉厂老板都不想错过这轮发展时机,想方设法增大产量。想想看,只要生产,就有市场;只要机器开工,便意味着滚滚不断的财源。荣氏兄弟自然不甘人后,开始酝酿让事业更上一层楼的策略。

9月23日,荣宗敬32岁生日,荣德生从无锡赶到上海参加生日宴会。晚宴结束,兄弟二人趁兴夜游,不知不觉走到鸿升码头,故地重游,钱庄已闭,思绪翻滚,不免感慨万千。

望着滚滚而去的江水,荣宗敬突然说:“你还记得小时候滚雪球的事吗?”他好像在自言自语,也好像在发问,还不等荣德生说话,便接着说道:“捏个雪团,滚上雪,慢慢推,然后猛踢一脚,雪球飞奔向前,越滚越大。”记忆闸门在这个特殊的夜晚被忽然唤醒,只是荣德生不解大哥为何重提旧事。

显然不是单纯的回忆。荣宗敬又说:“办厂与滚雪球不是一个道理吗?采取‘驴打滚’的办法,在推进中不断发展,这样,别人尚在彷徨,我已发展壮大。”沉默片刻后他又发愿:“从现在起,工厂不管好坏,只要有人卖,我就要买。”荣德生不禁恍然。然而,资金从何处来呢?

荣宗敬早有计议,通过三个途径筹集资金: 首先,少发股息、不分红利,将工厂盈余转为建设资金。福新建厂时约定三年不发红利,为租用中兴、筹建福新二厂提供了资金;其次,建立职工储蓄所,吸收闲散资金;傅国涌在《大商人》一书中介绍: 1927年,荣氏企业发出《劝告同仁储蓄宣言》,筹集100万银元作为基金,自办“同仁储蓄部”,吸收职工和外界存款,充分运用生息资本。储蓄部采取定期储蓄、定期复利储蓄、定期取息储蓄、零存定期储蓄、零存整取,以及通知储蓄存款、活期储蓄存款、礼券储蓄存款、活期流通存券等存款形式。到1928年,在南京、汉口、无锡、济南等地共设立了37个分部。第三,投资钱庄、银行,以股东的身份便利调动更大规模的资金。

至于扩张方式,不外乎收购或租办老厂,因为急于出手,这些工厂大多降价以求。以较低的成本使用现成工厂,可免除一系列建厂开支,降低经营风险,这对急于扩大规模的荣氏企业来说再合适不过。

1914年,荣宗敬在上海光复路一带购买400多亩土地,开始筹备福新三厂,筹建资金全部来自福新一厂盈余。期间,中兴面粉厂租约到期,原主愿意出让,荣宗敬有意接手,遂从福新二厂提银12万两,全盘收购,后添置新机,建造成福新四厂,与福新二厂毗邻而居。

福新三厂筹建用了一年多,1916年才建成,通过茂生洋行采购美国爱立斯生产的最新式粉机,由3部370匹马达驱动,日夜出面粉4500袋。至此,福新旗下有4家工厂,上海“福新系”悄然成形。

与此同时,无锡茂新也形成系列。1916年,茂新以每年2万元的价格租下拥有10部钢磨的惠元面粉厂,租期两年。次年期满,原主无意收回,荣德生出资16万收购,添置11部美制新机,改造为茂新二厂,日产能从1700袋提高到6000袋。当年,茂新一厂、二厂实现盈余16。8万。随后,荣德生先后租用无锡泰隆面粉厂和宝新面粉厂,并为茂新一厂扩充美制钢磨12部,日产能提升到8000袋,资本额升至60万元。无锡5家面粉厂,荣氏实际控制了其中4家。

从1914年到1918年,经过“一战”洗礼,荣氏面粉事业获得脱胎换骨的飞跃。日产能从13900袋提升至42000袋,虽然如此,产品仍旧供不应求,售价随之提高,年均盈利率达180%。

随着资本壮大,荣氏开始向外埠进军。1919年,荣氏考察九省通衢的武汉市,发现此地只有4家面粉厂,产品质量不敢恭维,认为在此“设厂改良,营业必佳”,于是集资30万元,买地建厂,筹备福新五厂。该厂两年后投产,钢磨22部,每日夜出粉6000袋,于武汉三镇独领风骚。

1919年秋,福新五厂开工之际,荣德生在茂新二厂旁建成专磨苞米粉的茂新三厂,随后到济南筹建茂新四厂。荣德生购入12部美制磨粉机,一部最新式350匹煤气引擎,招聘职工24名,一年后正式投产,日出面粉3000袋,比济南本地3家面粉厂的总和还要多。

恰逢“五四运动”掀起抵制日货、提倡国货高潮,群情激昂之下,荣氏面粉大受欢迎,带来滚滚财源。“兵船”面粉为荣氏兄弟赢得“面粉大王”美誉,使其成为业内领军人物。

长期以来,日本人在上海开设面粉取引所(交易所),经营面粉、小麦的期货交易,控制了上海市场的原料和成品价格。五四运动之后,荣宗敬巧妙地利用政治局势,四处联络同业人士,自行组建交易所〖Zei8。Com电子书下载:。 〗,以图摆脱日本人控制。“面粉大王”摇旗呐喊,一呼百应,很快募集到50万元。

1920年1月11日,中国机制面粉上海贸易所成立,荣宗敬众望所归当选为理事,掀起争夺面粉产业主导权的序幕;而另一方面,荣氏棉纱事业几经波折,亦终于柳暗花明。

撤股与创业

荣宗敬和荣德生是抱着同样理念和信心去经营振新纱厂的。他们不乏天真地认为,添机改造、扩大规模,纱厂定会取得面粉事业一样的胜利。尽管那时荣氏面粉事业才初露峥嵘,但他们已在梦想宏大图景了。

复制成功向来简单易行。从外在环境看,“一战”爆发后面粉业的情形也出现在棉纱业,荣氏兄弟意气风发地制订了棉纺工业发展计划,决意将振新纱厂的产能提高几个台阶。然而,作为管理者的他们太过单纯,忽略了“产权掣肘”,毫无意外地遭到保守的董事会的否决。

1914年的一天,振新纱厂召开董事会,荣德生第一次提出那个发展计划: 增机扩建,发展4家工厂,无锡振新一厂、二厂设在上海,三厂设在南京,四厂设在郑州,纱锭数量随设厂数相应提高,由3万增加到30万。荣德生刚说完,董事会就炸开了锅,股东们几乎一边倒地反对他。

反对者毫不避讳地指出自己唯一目的就是赚钱,如果按照荣德生的方案,将赢利滚动投入建新厂,永远无法分到现钱。这些人并非全是鼠目寸光之辈,有些身兼洋买办等职,只是在风雨飘摇的时代缺乏安全感,所愿无非人财两全,都是抱着赚快钱的心理投资,所以会联合反对荣德生。

大股东荣瑞馨也不站在同族这边。他在橡皮风潮中损失惨重,还未缓过来,债主接二连三上门,让他思忖生财之路。由于丢了买办职务,荣瑞馨急需用钱,于是产生了独揽振新大权的念头。

生意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当初荣瑞馨出面邀请荣氏兄弟掌管振新,如今,他又开始寻找借口罢黜两人。并且,他很快找到一个貌似正当的理由。

1914年秋天,关于发展计划的纷争上升为诉讼。荣瑞馨认为时机成熟,以账目不清为由要求查账,并在暗中联络其余股东,要求将振新盈余以现金形式发放红利。协调无果,荣氏兄弟认为留在振新于人于己都是折磨,决意退出,重新创业。年底在无锡商会的见证下,振新拆股,荣氏兄弟用振新股份与荣瑞馨所持茂新股份互换,最后尚余3万余元留在振新,以示不忘创业之情。

荣宗敬发愿:“我能多买一只锭子,就多得了一支枪。总应在50岁时有50万纱锭,60岁时有60万,70岁时有70万,80岁时达到80万。”在他心中,此乃进军纺织业的宣言。

荣氏兄弟撤股出来时已到年底,国内棉纱市场正处于变革前夜。因战事牵连,交战国由生产过剩转入生产不足,纺织品紧缺,致使价格急速攀高。一夜之间,由倾销转为进口,曾经在中国市场铺天盖地的洋纱、洋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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