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河，收复失地。张学良却声称汪精卫无权过问军事，出兵要有军事委员长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念及张学良过去帮他打赢中原大战，也有意偏袒张学良的不抵抗行动。在此情况下，汪精卫只好宣布辞职，前往欧洲养病。汪精卫在临行时电告张学良，指责他“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千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今未闻出一兵，放一矢，却不断向中央索要军款，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汪精卫最后要求张学良“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
汪精卫出国后，日军于１９３３年１月进攻山海关，２月中旬又占领承德。热河省的大片领土再次沦陷，震动了全国，国民党内部再次出现请汪精卫归国主持抗战的呼声。汪精卫则提出条件说：他回国主政的前提必须是张学良辞职，以平民愤。此时蒋介石也无法袒护张学良，３月９日蒋介石和张学良在保定会晤，蒋介石说服张学良辞职出国考察。３月１０日，张学良发表通电辞职，汪精卫则于３月底回南京复职。
汪精卫在复职后一方面批评张学良的避战不抵抗，另一方面又解释他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汪精卫说：“榆关以一日而失，热河以七日而陷，实不成话。像张学良这些东北军畏敌如虎，敌必日益骄横。今后军队再不抵抗势必影响对日外交。须知先有抵抗然后有交涉。今后抵抗愈得力，则交涉愈有希望。”
但是这次汪精卫复职后，改变了他以前的主战态度，变成了主和派。此后汪精卫开始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蒋介石也积极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计划。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熊斌代表何应钦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天津塘沽举行会谈，共同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个协定承认冀东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实际上是默认了日本对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占领。
《塘沽协定》公布后，社会舆论一片沸腾，强烈抨击蒋、汪批准的这一丧权辱国的协定。当时的一份报纸这样写到：“如果要说那些以大刀、石头及血肉之躯英勇与日寇拼死的抗日官兵值得后人永世颂扬的话，那么南京政府，尤其是蒋、汪二人，实为出卖中国领土主权、出卖流血牺牲的爱国官兵、出卖爱国民众的千古罪人。”上海的市民团体还联合发出通电：“我全国民众，誓死抗日，而汪精卫誓死媚日，竟至敢冒不韪，继《上海停战协定》之后又签订卖国之《塘沽协定》，即加以卖国之名，岂得为过。”
面对全国一片讨骂汪精卫的气氛，陈公博找汪精卫说：“签了这个协定，先生遭到各界纷纷批评，我真不知道汪先生为什么要背这个黑锅？”汪精卫说：“我们要复兴中国起码要三十年，不止我这年纪看不见，恐怕连你也看不见。我已年过半百，无其他报国之道，只要中国不再损失主权与领土，就可告慰平生了。”陈公博听后感动地说：“历代王朝危急之秋总有人站出来背黑锅的。其实南宋秦桧也是一个大好人，他看南宋已无力与金抗战，就挺身而出与金讲和。我想秦桧是一名状元出身的有学问的宰相，决不是傻爪。他当初何尝没有想过以后要被世人唾骂？但他还是以牺牲自己来换取南宋日后的中兴。李鸿章、袁世凯也都想复兴国家，都不想卖国。可是李鸿章死了，袁世凯也死了，中国还是不振，到今日国难愈加沉重。”陈公博继续说：“现在有人说《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是卖国，我看与其说是卖国，还不如说是送国。卖国的人还有代价可得，送国却是没有代价的。今日要送国的人大有人在，又何必要汪先生去送呢？”汪精卫听后说：“别人去送国还不如我汪某去送。别人送国是没有限度的，而我送国则有限度，不能让他们把国都送完。”陈公博又说：“不过我对于先生这种无代价的牺牲总觉得不值得。”汪精卫则说：“说到牺牲，都是无代价的，有代价便不算牺牲，我已五十出头了，我决意当牺牲品。”这番谈话后，陈公博下定决心跟汪精卫一起“牺牲救国”，这为两人后来共同与日本合作打下了思想基础。
不久汪精卫遇刺，被一名抗日军人连发三枪至重伤。此后汪精卫不得不再次告别政坛，前往欧洲疗养。
在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和张学良是主和避战的“主和派”，汪精卫则是主张抗战的“主战派”，抗战初期积极抵抗的十九路军也是亲汪精卫的粤系部队，这和１９３７年芦沟桥事变时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掌握军队实权的蒋介石和张学良等人避而不战，使没有军队的汪精卫的抗战计划成为一句空话。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的思想变化，代表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被个人把持的私家军队的失望。
第三部分之二：主和派的艰难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发生对外战争时，那些坚持对外寸步不让的主战派，总是被尊为民族英雄，而那些主张对外让步和解的主和派，总是被打入民族败类的汉奸行列。尽管如此，在每次发生对外战争的时候，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清一色的主战，总会出现一批主张让步和解、不怕当汉奸的主和派，中日战争时也同样如此。
中国分为“主战”与“主和”两派，敌国日本也同样存在“主战”与“主和”两派。日本的军部和关东军是主战派，而日本政府和外交部则是主和派。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日本政府本想阻止，但却无能为力。当时的若榇首相后来以“不听命令的军队”为题，描述了“九一八”事变的经历：“９月１９日一早，我突然接到陆军大臣南次郎的电话，说昨晚９点关东军遭到中国军队的进攻，关东军进行了反击，现已占领奉天城，战斗仍在进行中。政府随后立即召开了临时内阁会议，确定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然后通过陆军大臣，向在满洲的部队下达了政府不扩大事态的指示，却被关东军当作耳旁风，关东军进攻嫩江时说是为了保护嫩江铁桥，我以为他们占领嫩江就会停下来。可是他们占领嫩江后，又说离敌军太近不安全，还要越过东支铁路。陆军大臣下令不许越过东支铁路，可是关东军已进军到齐齐哈尔，并又向黑河进军。日本军队竟然不服从日本政府的命令，真是奇怪的事情。”
但关东军扶植的满洲国并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当时的日本政府也没有对满洲国予以承认。１９３１年１２月，若榇政府倒台后，犬养毅接任首相。犬养首相反对在满洲搞一个独立的满洲国，认为这样露骨地违反九国条约势必造成日本和欧美列强的正面冲突，同时还试图对军队中“下克上”的作风进行遏制。但犬养的行动激怒了军国主义分子，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５日，一伙狂热的军人冲入首相官邸，明目张胆地将犬养首相杀害。犬养被杀后，再也没有敢于挺身而出抵抗狂热军人的政治家，日本的政府其实成为军人控制下的政府。
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５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但这激起了全世界各国的反对。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日，国联调查团发表调查结果，否认了“满洲国”的成立理由，要求一切退回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况。然而国联的调查结果却在日本国内引起爱国者们的一片怒骂，谴责国联对日本内政的干涉。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１日，国联进行了表决，以４１票对１票（１票为日本）通过了要求日本从东北撤军的决议案。然而日本的松冈代表却在表决后微笑退场，宣布日本退出国联，使大会一片谔然。松冈代表回国后受到了狂热日本国民的夹道欢迎，舆论界也盛赞松冈“干得好”、“有骨气”。
在１９３３年３月到５月期间，日本关东军又独断发动了长城攻势，一直打到北平附近。中国军队虽然进行了一些抵抗，但却节节败退。参加这次抗战的基本上都是地方杂牌军，蒋介石的中央军主力仍在南方。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中日双方在塘沽签订了停战协定，即《塘沽协定》。《塘沽协定》规定在长城以南设置１００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中日双方撤出在非武装地带内的驻军，非武装地带的治安由中国警察担任。塘沽协定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屈辱性的协议，它意味著中国政府默认满洲国的存在，而且对华北的主权也有一定程度的丧失。
汪精卫和蒋介石主持批准的《塘沽协定》，被一般民众认为是一个卖国条约，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批评。而汪精卫认为政府签订这个条约是正确的，汪精卫在解释为什么签订《塘沽协定》时说：
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中国是一个弱国，这就决定了这场被侵略的国难绝不是偶然发生的。以现在中国的国力，无论进行怎样的抵抗，都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这是我们最初就明白的。既然没有取胜的希望，我们为什么还要抵抗呢？这就是爱国心的缘故，她让我们明知不能取胜，还要准备抗战到最后一兵一将。
现在很多人当中有两种错误的想法，一种是过分软弱，认为中国绝对不能对日本进行抵抗，如果和日本交战，将和过去义和团的下场一样；另一种是过分强硬，就象一个人在旷野中发泄一样，“杀尽倭奴”、“打到东京”，什么狂言都敢说，还能得到人们的拍手喝采。以上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政府和日本和平交涉，有一个最低的限度。只要停战条约在我们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政府就决心签署停战条约，即使受到国民一时的唾骂，也要坚决进行负责任的签字。但如果停战条约在我们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下，政府就决不签字。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
《塘沽协定》虽然暂时解决了东北问题，华北问题又浮出了水面。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蒋汪联合政府的实际控制范围只限于长江流域，华北各省仍在各路军阀的控制之下。当时华北五省的实权者是：察哈尔省：宋哲元，绥远省：傅作义，河北省：商震；山东省：韩复渠，山西省：阎锡山。日军占领东北以后，华北的军阀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害怕日军继续向华北进攻，使华北变成满洲国第二；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邀请国民党的中央军进驻他们的地盘帮助他们共同防日，因为一旦中央军进入他们的地盘，他们便失去了对该地盘的控制力。
华北的军阀们既不愿意投靠日本人，也不愿意完全投靠蒋介石，于是出现搞一个“华北自治系统”的提议。日本人显然高兴看到华北搞独立，这样将使“满洲国”得到一个安全的屏障。蒋汪政府虽然不愿意看到华北独立，但又怕中央军出兵华北会引发和日军的全面冲突，于是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华北“轻度独立”。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２８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委员长为二十九路军军长宋哲元。宋哲元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