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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郁闷的是吕夷简只回了12个字——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你说的那些我统统抹杀，拒不回答，因为你这样说话本身就错了。“越职言事”，你现在是开封府尹，不是知谏院的右司谏，朝廷有规矩，乱讲遭雷劈，先认清你自己的错误！
范仲淹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自己有什么错，相反吕夷简在他心里面变得加倍恶劣。他看清了，这就是个政治流氓。对自己所提出的真材实料的证据完全避而不答，前后只用了20个字的官腔，就想把这些罪恶都遮过去。想得美，门都没有！
他再次拿起了笔，保持自己严肃认真的好素质，就事论事，根据吕夷简这次的12个字继续上书答辩。我是对的，道理、甚至真理都在我这边，我就是一个一个的澄清，就算有人不懂，我也要把他们教育懂了。
这就是范仲淹的行为和他的想法。多么的坚贞、倔强、可爱，但又幼稚啊。其实一句话就足以看到他的结局——你不是在课堂上，你是在官场上。这是谁说得对，谁就会胜利的地方吗？就是争一块豆腐，也是斗争，而要斗争就要有势力。
不过要说明的是，这时的范仲淹已经有他的势力了。那就是他的力量之源——道德人心。这个事必须得仔细地说明一下，范仲淹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引领了一个潮流。更准确地说，他是让一些问题尖锐化、表面化的导火索。那就是宋朝文官们的平静中的分流。
宋朝的文官太幸福，从宋太宗开始就泡在蜜水里长大，而且水里的甜分还不断地增加，幸福啊，过了度就产生了副作用。文官们、士子们中分成了两派。一派是追求更大的甜分，皇帝说怎样就怎样，宰相说怎样就怎样，一点出格过分的事和话都不说不做，一切只为了得到更大的好处；另一派就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向往着精神方面的崇高伟大，一切的言行思维，都向远古时代的无比清高的绝种人类靠拢，即“君子”们。
严格地说来，这些君子的向往者、跟随者们也要钱，至少是不拒绝钱，但他们把一些东西看得更高。比如，国家的兴旺要比个人的幸福优先，民众的思想教育要比个人的声色娱乐优先，甚至皇帝的品德操守、工作态度，要比自己的性命、全家全族的性命优先！
也就是为国为民，不惜任何代价。按理说，这的确是好的，没有异议的好。但有一点，怎样才能界定国家的兴旺、民众的思想、还有皇帝的品德是否优秀呢？“君子”们的标准就真的是绝对正确的吗？
这是个尖锐、实际的问题。简单点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世上真有个不变的、永恒的尺度吗？你真的相信自己永远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吗？如果不能，你凭什么去要求别人，甚至命令别人去服从？
那对这个世界，是好，还是坏呢？
第二十三章 范仲淹和他的朋友们
身在现代，以上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我们知道人类在进步，思维无永恒，可在宋朝仁宗景祐三年时，这些问题早就有了终极答案，范仲淹和他的朋友们，也就是他的势力，绝对坚信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其信心的来源，就在于熟读的圣贤之书，以及自己优秀的个人品德操守。
我按照对的做了，所以只要你们与我不同，那么你们就是错的。就这么简单。这是不是显得很无聊，很幼稚，或者很霸道？不，一点都不，这些就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样，是人类曾经的真理。
并且要强调一下，如果上面的思维状态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而不走样的话，那么宋朝就不会有所谓的南宋，北宋就会一直存在。它之所以灭亡了，就因为连这样的准则都没法坚持，后来的争斗根本就与对错无关，只与意气有关，只与恩怨有关！
好了，回到当时，我们来看一下范仲淹的势力都包括了哪些人，以及他们的结合方式。人，基本都很年轻，职务大部分都在馆、阁之间，比如，天章阁待制李绒、集贤院校理王质、秘书丞、集贤院校理余靖、馆阁校勘尹洙，以及宣德郎、馆阁校勘欧阳修。
这都是些文学闲职的年轻人，共同的特点是学问好、才学高，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之所以聚到了一起，除了举国科考制让他们在同一个考场追求分数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诗词文章。比如，欧阳修，他进开封城没多久，就迅速地打入了这个小圈子，与他在文艺复兴之都——大宋西京洛阳钱氏沙龙里的显赫声名有关。
于是乎，这些了不起的年轻人们就都聚在了一起，每日里行风雅之文，忧天下万众之事，日子过得既轻松又神圣，直到他们的带头大哥范仲淹与黑恶势力交上了火。他们再也坐不住了，之后才有吕大宰相的12字回批中的“荐引朋党。”
朋党，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啊，你们知不知道就是这两个字，往远里说，把大宋的江山社稷给毁了；往近里说，你们把范仲淹直接废了。不过这也怪不得他们，因为孔、孟诸贤的圣人语录里并没有“祖宗家法”等内容，他们不该懂的什么都懂，而该懂的，却都不屑一顾。
“祖宗家法”，其中有言者无罪，但更有“异论相搅”。这一条不懂的话，就永远没有办法明白宋朝的官家们思维最核心的那部分是怎样运作的。
所以范仲淹和他的朋友们，就一直郁闷地生存、抗争、理想、破灭、继续抗争直到沧桑到死。就像他们这时刚开始，就莫名其妙地遭受了第一次打击。
无论范仲淹怎样答辩、追问，吕夷简的12字箴言威力无穷，皇帝的处罚颁布——剥夺范仲淹京城一切官职，罢免其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在当年的五月九日，被贬到饶州去做地方官。
这就是失败了？我居然失败了？范仲淹悲愤交集，可是前思后想，却不允许自己去触摸最根本的那句话：“该死的，难道说皇帝也疯了吗？！”这句话被他紧紧地扼杀在潜意识里，他所有的力量、信念之来源，都建立在对皇帝的彻底忠诚之上。
皇帝就是神，怎么会存心捉弄他呢？但事到如今，一定有错的人，会是谁？范仲淹苦思冥想，四下张望，他要找出那个关键所在，就算是输了，也要再尽最后一次力。但他的朋友们比他还要激动，已经先一步行动了起来。
前面提到的那几位声名显赫的年轻人在皇帝认可的“荐引朋党”的罪名下主动站了出来，我们就是范仲淹的朋党，他是个贤人君子，与他为朋，幸也！
看着是很失礼、很违法，甚至可以说很欺君了，但是做得光明正大。因为我们是“行天下之正路”，就是要让朝里的奸邪，对，就是首相吕夷简，要让他看到，没有谁能一手遮天，压制所有的正义之声！
多么的正义啊，那么多的热血，一时之间万众瞩目，群情激昂，就算没造反，也把朝中的大佬们吓出了一身汗。请注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就在这样的大场面里，欧阳修仍然是最为独特耀眼的一位大明星，原因就是他的招法实在是太匪夷所思，神妙莫测。就在大家全力以赴修理吕夷简的时候，他突然间转身往旁边冲，抓住了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反手就是一个大嘴巴，让所有人都记住，这是他的独门武功，招牌动作！
每当他不爽的时候，御史台、知谏院的兄台们就要小心，他指不定会抓住谁的脖子，来回狠抽大耳光。这回中招就是知谏院的右司谏高若讷。欧阳修写了封私人信件过去，大骂他身为谏官，尤其就是以前范仲淹的那个位置，居然眼看着吕夷简这个大奸邪在朝廷里横行霸道，却闷声不响。试问你还是个读书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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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若讷懵了，紧跟着就勃然大怒，要知道高先生也不是好惹的，刚刚结束的倒阎文应事件中，他就是带头提起弹劾的人。那是多么的勇敢，刚过去没到三个月，正回味无穷呢，突然就变成个胆小鬼、无耻人了？毛头小子欧阳修，你才多大，见过多少牛人，办过多少牛事，居然敢这样说我？！
但愤怒归愤怒，高若讷是个知法守法的人。他没有写信回骂。嗯，聪明，个人认为他骂不过欧阳修。而是把欧阳大才子的原信上交，请皇帝亲自过目。
您看一下吧，有这么当官的吗？您的馆阁重地还能留着这样的人吗？于是欧阳修的大名脱颖而出，引起了皇帝以及大臣们的特殊关注，大家都想想，他这么杰出，我们怎样对待他？
以上种种，虽然热闹，但都不是这时的主流。重中之重，仍然在范仲淹的身上，他在钻牛角尖，他一定要把事儿弄懂，他不怕死，就怕糊涂，一定得把这件事是怎么失败的整清楚！于是他想来想去，目光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
没能扳倒吕夷简，这个人的干系也很大，可以说此人是当时宋朝唯一能对抗吕夷简的人，无论是资历、威信、名位还是在皇帝眼中的分量，都只在吕夷简之上，如果他能及时动手相助，吕夷简早就卷铺盖回家了。但让人愤怒的是，这人从始至终袖手旁观，根本无动于衷。
当罪恶出现时，助纣为虐是错的，漠然视之同时也是错的，尤其是身有力量可以阻止的人，当作而不做，更是在犯罪！
本着这个原则，范仲淹确定了这个人，并且直接找上门去。他要当面质问，天理公道，朝廷法典，所有的真理都在我一边，你为什么不帮我？
就是这时，他问出了一句话。这句话是宋史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契机，它是一代名臣范仲淹苦闷悲愤到了极点，忍无可忍才问出去的。痛心疾首，追问到底，他的临界点到了。这句话，和对方的回答，就是范仲淹超越欧阳修、韩琦等同辈，甚至远远超过王安石、司马光等人，成为宋朝三百余年间第一人的根源所在。
伟大的蜕变，终于开始了。
“明扬士类，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独少此耳。”王曾王大人，您身为宰相，理所应当弘扬士大夫之中的正气，可您袖手旁观，独善其身，您的盛德，在这方面有重大缺陷！
没错，这个能压制吕夷简的人就是王曾。以他当年对抗丁谓，制约刘娥的声望，以及曾任7年首相的资历，无论从哪一点来说，吕夷简都无法望其项背，如果他适时出手，吕夷简绝对没法举重若轻地胜出。至少王曾说话，他得一条条地回答，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而到了那一步，范仲淹深信吕夷简就完蛋了，《百官图》上都是实据，根本就没法狡辩！但可恶的是，王曾偏偏躲在一边看笑话，从始至终不吭声。那好吧，我今登门拜访，请问您到底是为什么，真的是金口难开？！
这一次，他如愿了，王曾静静地凝视他，轻轻地说——“夫执政者，恩欲归己，怨使谁归？”
又是12个字，范仲淹一听，立即就呆住了。从字面上看，完全是答非所问，并没有回答王曾为什么要静观其败，无动于衷，可里面的含义却非常深邃，就看你是不是个聪明人，并且是不是个钻牛角尖的聪明人。
从字面上讲，应该这样翻译——手握国家权柄的人，如果想让天下之恩惠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