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开始变样了。
说张贵妃之死，本是一件小事，除了生死两皇后的名分很重叠，对曹皇后一再地轻视不敬之外，还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吗？有的，自古以来，领导人的配偶对领导人的影响非常巨大，连带着对国家的运作也有波及。远的例子，比如唐高宗李治，如果他的身体一直健康，怎么轮到武则天批奏章，管国事？近的说刘娥，赵恒晚年神智昏乱，没法办公，她才走上了前台。再近些说慈禧，她的丈夫也是病死得早，儿子还太小，才轮到她当政。
综上所述，已经很明确了。如果这几位女强人的丈夫一直健康正常，她们根本没有走出后宫，打家劫舍的机会。证据就是她们丈夫得病之前，她们没一个敢挑事的。
具体到赵祯的身上，就是张贵妃死了，他必须得找新的女人。这不仅是生活的需要，更是工作的需要。他得给宋朝的百年基业生出个继承人来。于是女人多多选，出现了10位得宠的嫔妃，号称“十阁”。10个啊，这样的工作力度，让赵祯很快出现了健康问题。
先是无精打采，渐渐地病情加重，突然间昏迷不醒，长达3天。之后健康每况愈下，再也没有振作起来。这样导致了两个后果。
1，传说中的盛世出现了。国家随遇而安，官员随国而安，和他的身体一样，平稳高于一切。不管出于怎样的原因，做到了与民休息；
2，传说中的名臣出现了。皇帝病倒，国家还得有人管理，一大批的名臣冒了出来，他们既要照顾好皇帝，又管理好国家，这让所有朝代的臣子们钦佩，造就他们不灭的英名传奇。
具体的发展过程，就从陈执中下课开始。他和梁适都走人，中书省大换血，上任的是文彦博和富弼。其中的富弼和稍后上任的权御史中丞包拯、任经筳侍讲的大儒胡瑗，以及翰林学士欧阳修，并称为“四真”。即富弼是真宰相、欧阳修是真学士、包拯是真御史、胡瑗是真先生。
至于文彦博，谁让他的仕途那么悠长，中间起伏不定，到评定四真的时候，他又潜水了，头衔被暂时剥夺。
四真当朝，是宋史里少见的盛世传说，被后世一再传颂，那么就从他们说起吧，看看这段时光都发生过什么事，谁做了什么。四人之中，胡瑗首先剔除在外。这位真先生是儒学宗师，除了学问高深之外，最让人敬佩的就是道德隆重。人家从来不趁着和皇上挨得近，就什么都讲，什么都掺和。
于是经书之外，没有天地。胡瑗独善其身。
包拯暂时也没有戏份出场，他之前弹劾张尧佐用力过猛，还在修养复原中。余下的就只有富弼、文彦博、欧阳修了。这三个人一贯活在风口浪尖上，可惜富弼也要除去，他真的成了仁宗朝的“真宰相”了。他创造了一个纪录。
高洁无瑕，片尘不染。终其一生，再没有任何人弹劾他。
这真是破天荒头一个，连范仲淹都做不到。其原因是什么呢，此人变了。被夏竦的谣言击中，贬出开封之后，富弼的心灵起了极大的变异，让当年那个为国为民热血沸腾，与契丹交涉不惜性命，谈改革不顾身家的真汉子变成了宋朝最经典的执政官，成为“真宰相”。
这个心灵转变，除了悲哀，或者成熟了、腐烂了之类的评语之外，其转变的原因、过程，都足以成了宋朝不断没落，走向公元1126年闰十一月那个冬天的缩影。帝国之亡，实亡于人心之没落。
说得远了些，五人中只剩下了欧阳修和文彦博。这两个人都是新回京师，能力和风格让他们立即就成为风云人物，其开端就是困扰了宋朝快八年的黄河水灾。
八年前黄河改道，按中国5000年里只有8次的概率，可以说是近千年一遇的大灾了。面对滔天的洪水，百万流离失所的灾民，还有巨大的损失数字，宋朝的举措是相当认真的。
前面说过，两位前宰相贾昌朝、丁度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如贾氏的恢复故道，商胡溃堤，就在商胡复原；丁氏的从长计议，先疏通河水，看准流向之后再动手的缓期救灾。怎样决策，慎之又慎，认真的程度达到了连续思考了4年。
4年后，公元1051年七月，黄河在大名府馆陶县郭固口又决堤了。
这次决堤就像是得了癌症之后又发了次小感冒。尽管癌症很要命，可是感冒来得更现实，让人没法不先治它。5个月之后，郭固口合拢，但是仅仅限于合拢。水道内淤泥堆积，越来越厚，水面被抬高，随时都有漫过堤坝，再次崩溃的危险。
说到这里，就让人奇怪了。宋朝是中国历代最有钱的王朝，就以贾昌朝恢复故道的办法，号称最废钱费力，也不过就是1000万贯钱，10万民夫而已。参考一下历次战争的花费，就该知道，这不过是宋朝的九牛一毛。那么拖来拖去的，到底因为什么？
谜底还得再等一会儿揭开。进入至和年间了，文彦博和富弼当上了宰相，这两个人不管真实面目与传说中有多大的差距，为国为民的好心肠还是有的。他们广泛征集意见，整理出了一个新办法。据专家判断，一旦实施，就能以最小的工作量达到最完美的治水效果。
――六塔河方案出笼。
六塔河，在河北省清丰县的六塔镇，与黄河相通，却不入海。具体的办法是，把六塔河的河面河道加宽挖深，来容纳黄河泛滥的洪水，这样上游的商胡地段就会得到缓解。水流减缓之后，商胡的崩溃点就可以相当容易地塞住，同时约束河水按故道流淌，进入大海。
提出这个方案的是宋朝的河渠司主管李仲昌。从身份上讲，这是位专职专管的治水专业人员，说的话应该靠谱。从纯技术上分析，也很有道理。以六塔河分水，可以让商胡口的决堤处减缓灾情，容易堵塞。尤其是一旦成功之后，六塔河的后期作用更是巨大。
它可以成为黄河的永久性分水道，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能保证黄河的崩溃系数维持在之前历代最低的程度。多好的办法，立即就把文彦博和富弼给迷住了。他们联名上报给皇帝，请批准，立即实施吧。
且慢，欧阳修有话说。
新任的翰林学士看上去义愤填膺，心里有好多的话，都快把他憋爆炸了。他一口气写了几千个字的奏章，把前面提出的3种治河方案都批得体无完肤。
第一，关于贾昌朝的恢复故道，欧阳修指出，也不想想为什么近几十年来河患不断？就在于故道泥沙淤积，已经积重难返，根本就不可能再恢复了。一定要逆天行事，难道与天斗，真的其乐无穷？
第二，关于丁度的从长计议，就是宋朝版的官员不作为罪行。从长计议，8年了够长不？你有什么计议结果请尽快出现，难道国计民生的重要，都维系在您不定时短路的脑子？
第三，六塔河计划。这是最让欧阳修不堪忍受的，他实在是怀疑这个世界是怎么了，难道一个个国家大臣都成了白痴加废物？六塔河，只是一条40步宽的州县级河流，它能有多大的容水量，想让它给中国北方第一大河减水你们的脑子进水了吧？！或许每个脑子注水100吨，黄河就安静了！
综上所述，每一条方案都不成立。欧阳修在愤怒之余，也提出了自己的办法。他建议派真正懂行的水利大臣到黄河的下游去，别再只把目光盯在商胡、郭固口等上游危险地段。把黄河的入海道路修好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水往东流，渠成自畅。这才是根本正路！
又一个方案产生，欧阳修把整个朝廷吓了一大跳之后，又把希望给了他们。平心而论，他说得都在理，尤其是关于六塔河的分析。无论如何，40步宽的河面就决定了方案的先天不足。
那是给中原第一大河减水！
从理论上讲，只要六塔河的容积不够，黄河水势必倒灌回故道，上游的压力会急剧增加。欧阳修断言，那时上游必溃。
奏章交了上去，他和全天下人开始了等待。强调一下，这就是欧阳修的力量，他的文章在年轻时代就风行全国，20多年以后，已经是宋朝当时公认的文学泰斗。天下第一大家，随便写点什么都是万众瞩目，这种影响力谁敢忽视？
但真就被忽视了。欧阳修怎么也搞不懂，无论是治河的见解，还是文字的功力，还有他和富弼的交情，都注定了他将扭转治河事件的乾坤，可偏偏就被扔进了废纸缕里，没人去看。
李仲昌的六塔河计划被提上日程，变成了治河主旋律。
欧阳修再一次失败了，他像惯例一样的被主流官场所抛弃。这种遭遇从一些角度上看，是很好玩、很可笑的，他怎么总是出丑啊，干生气没办法。可换一种角度来看，就会别有一番感触。这件事起码潜藏着两个真相。
第一，历尽官场风霜，唯一没有变的人只有欧阳修。以还活着的庆历新政的“君子党”为限，富弼变了，韩琦变了，那些曾经激扬奋发的青年馆阁人员更是找不到踪影。只有欧阳修以前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这让他继续在官场上出丑，总是当异类。
可“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他坚守着从青少年时起就抱定的信念，虽然迂腐，哪怕不合时宜，他在物欲横流的官场上永远都保持着一个书生的本色，从来都只做他自己。这难道不是极端难能可贵的吗？
第二，他这次失败的原因也很简单。治河，至少在古代，从来都不是一件民生工程，而是一种政府工程。欧阳修与庆历故人们渐行渐远，不与同流，属于无党派人士了，那么自然就不会再有人重视他的意见。
三种意见，哪种都有幕后的支持者。贾昌朝的背后是陈执中，李仲昌的背后是文彦博和富弼。丁度的稍好些，因为他实际上根本就没提出具体办法。
这样一件大工程，在谁的治下成功，都会变成他巨大的政治资本。就比如贾昌朝的恢复故道法，他和陈执中都处在下野状态，如果被采用，现任的文、富二人脸往哪放？一旦治河成功，功劳算是谁的？
贾和陈立即就有了东山再起的声望。
围绕着最后利益归属的问题，巨大的水灾危害变次要了。双方都用尽了手段，来打压反对对方的方案，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敌人的意图得逞。最先发难的人是贾昌朝。
贾昌朝的资历很高，在庆历年间从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一路升上了参知政事，再到枢密使。直到新政开始，才被范仲淹、欧阳修赶出朝廷，也就在那时和富弼结成了冤家。这时他的运气非常好，本来国家重大决策，大臣们除了写奏章，搞辩论之外，就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可是机会突然降临，让他能使盘外招了。
事情发生在那一年的春节时。宋朝的至和三年（即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正月初一，是一年中的大日子，这一天百官齐集大殿，盛装排列，庆贺元日大朝会。谁也没有料到，就这在这个时刻，出大事了。
只见两边的内侍把殿上的帏帘卷起，露出了帘后的皇帝，大家正要参拜，突然看见皇帝的头向一侧歪倒，随即整个人都倒了下去，皇帝昏倒了！
御阶上的帘幕立即又拉了起来，里边人影晃动，一阵忙乱。下边的百官们惊慌骚动，都不知道皇帝到底怎样了。直到好一会儿后，帘幕重新拉开，大家又看到了熟悉的仁宗皇帝，他又能坐直了身子，与大家遥遥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