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省试，进而殿试，紧接着这些人就开始欢呼——他们做梦都想不到，这一次录取的比例竟然这样的高啊！
这一科，赵光义取进士竟然是一百零九人！
要知道这个数字到底有多惊人，请回头参看一下赵匡胤的取士记录。
宋太祖一朝，几乎每年都开科取士，但是所取极严，最多的一科是开宝八年，公元九七五年，那一年共取士三十一人。最少的是乾德六年，公元九六〇年，只取了六人。他在位十七年，开科十五次，一共才取士一百八十八人！
似乎太滥了赵光义的首席宰相薛居正坐不住了，他上奏，陛下，取人太多，用人太骤了。
但赵光义微微一笑，这算什么？下面的事才真正的惊世骇俗，前无古例。
赵光义令第一等、第二等进士并九经进士，直接当官，而且起步就是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这样的省部级高官。次一等的同进士出身，以及诸科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俊士之类）共二百七十人，直接送到吏部，这些人一律免选，优等注拟，好官美差先可着他们来。
薛居正等大臣们都傻眼了，这是在干什么？这些成熟的政治动物们满脑子装的从唐朝开始的读书、科考、取士、选官，等等的一系列官场的金科玉律就这么的都报废了？
这当官也太容易了吧！赵光义没当过皇帝可以学，但你不能恶搞！
可是这一切还没完呢，等到这一科的新任状元吕蒙正等人向赵光义辞行时，新任的皇帝对他们说——到了任上，好好当官，要是发现了什么不便于百姓的事，可以尽快处理。
也就是说不必上报！
薛居正等人开始大喘气，这相当于把他们这些宰相以及京城各部大佬们都晾到了一边，成了摆设。赵光义却变得更加和蔼可亲，对他的新宠们说——众位爱卿，想必你们初次当官，没什么钱吧。这样好了，我给你们每人二十万贯，作为你们的行装钱。
就这样，赵光义即位之后的第一科，史称“龙飞榜”的进士们开始了他们的幸福生活。请记住他们的名字：状元吕蒙正、榜眼李至、探花温正舒，以及王化基、臧丙、马汝士、王沔、张宠、陈恕、宋泌、吕佑之，还有张齐贤。
这些人在宋朝的政治舞台上像火箭一样的迅速蹿升起来，速度之快举国震惊，他们中至少有四个人当上了太宗朝的宰相，其中最快的一个当选时年仅四十岁。其他人中知制诰、尚书这样的高官更是比比皆是。通过他们，赵光义开始了对宋朝的改造，把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都贴上了自己的标签。
赵光义迅速收到回报，几个月之后，他就办成了两件让全天下，乃至于契丹等外邦都瞠目结舌的大事。
一，把全国所有州县的行政权完全收归中央；二，迅速整顿钱币，规范金融市场。
前者的重要性还用说吗？历史的原因，造成了他的哥哥赵匡胤每天都得想着怎么向外发展，去抢别人的地盘，于是很多国内的典章制度都只能是临时适用的办法。比如为了备战与安定，得允许某些州县拥有特权。但当时除北汉以外，在实际意义上已经完成统一，再没有什么人有资格跟皇帝讨价还价。
赵光义雷厉风行，从此中国的皇权，自唐中叶安史之乱后，再次回到了至高无上，覆盖全国，公平地“欺压”每一个人的高度。
关于第二，意义无比巨大，如果要稍微夸张点说的话，赵光义在做当初秦始皇做过的事。首先他统一了货币，“禁江南新小钱，民先有藏蓄者，悉令送官，官据铜给其直，私铸者弃市”。
然后，把钱币的数量重新规定。
这件事就要回到唐朝了，历史记载的唐朝天祐年间以前，每百钱的含义就是一百个铜钱，并且足斤足两，童叟无欺。但是天祐以后，出现兵乱，每百钱就只有八十五个铜钱。到了天成年间，又减到八十个。到了五代的后汉时，变成了七十七个。进入宋朝，赵匡胤没办法一下子回到“天可汗”的时代，他规定每百钱上升到八十至八十五之间。
一时间物价平准，似乎全国的钱币流通量与货物存储量等都达到了一个空前平衡的时期，国计民生开始奔向小康。
但这都是官方数字，抛开铜钱的质量不说，在数量上《宋史》都公开承认，“诸州私用，犹各随俗”，真实的数字是四十八，每百钱只有四十八个铜钱！
这完全谈不到发展，就连平时过日子都有麻烦，说好，不过是与之前的五代时期相比。赵光义下令提升到以七十七为百数，并且规定每千钱的重量必须达到四斤半以上，从此在货币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规定了一个硬性标杆，让宋朝铸出来的铜钱成了东亚地区最坚挺的硬通货。
从此，宋朝登上人类历史上封建社会富裕之巅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
初见成效，文人们的春天就结束了。
他们直接进入了盛夏。
赵光义被压抑了近二十年的从政渴望和他积累了近二十年的对盛世的希求让他作出了一个决定。他要——修书。
修书，对于我们民族来说，是一种带有神圣光环的伟大事业。它绝不是仅仅代表着文化传承这样的基本功能，而是彰显了一个国家、一个朝代对自己民族的交代，更是当时的国君个人修养的体现。
《永乐大典》之于朱棣，《四库全书》之于乾隆，都极大地提升了当时国君的声望和品位，让功绩比他们大得多的帝王们变得相形见绌。
赵光义目光犀利，一眼就洞穿了其中的奥妙，于公元九七七年年初，也就是他刚刚登基不超过半年时，命令翰林学士李昉、扈蒙等十多人编纂《太平广记》和《太平御览》。
《太平广记》收录的是汉魏到宋初的小说野史之类的杂书，修成共五百卷，算是一部难得的趣味性百姓读物。《太平御览》却非同小可，它初名叫《太平总类》，分五十五部，四千五百五十八类，共一千卷，征引各种书籍达一千七百多种，为宋以前历朝历代所罕见。
接着，他又做了一件影响更深远，在当时也更轰动的事。
修崇文馆。
说起崇文馆，文人泪不干。回顾我们的历史，可以真切地看到，不管我们的国家曾经怎样的动荡，生民怎样涂炭，我们从来都不曾扔掉手中的书本，和心里一直固守的文化信念。就在五代这样的乱世里，都一样存留着“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
它们就是当时官方存储天下图书、集纳人间诗书才俊的地方。
但它们是什么样子呢？历史记载，宋初时三馆建在右长庆门东北，就是几十间破旧低矮的小房子，“湫隘卑痹，仅庇风雨，周庐徼道，出于其旁，卫士驺卒，嘈杂其旁”，整个一个半露天的农贸市场。弄得朝廷给三馆学士派点活儿，写点官方文书，学士们都躲得远远的，不在三馆正规的办公室里写字。
赵光义亲自到三馆看了看，他显得很难受，随即就下令在左升龙门东北为三馆选新址，马上昼夜施工，不惜成本，要好、要快地盖房子，至于规模——要比皇宫还要壮观精美（轮奂壮丽，甲于内庭）！而且让人吃惊的是，谁也没想到皇帝陛下竟然如此的多才多艺，就连新馆里的亭台楼阁等的设计图纸，都是他亲自画的。
一年之后，新三馆终于建成了。开光之日，举国瞩目，迁旧馆之书，分贮两廊。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为史部群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共六库图书。史称其书原有一万两千余卷，平蜀得书一万三千卷，平江南得两万余卷，又下诏开献书之路，于是三馆篇帙大备，正副本凡八万卷。
赵光义赐新三馆名为“崇文”之院，借此以诏告天下“扬文抑武”的决心。
就这样，宋朝文人们的夏天隆重来临了，武人们的冬天却就此开始。
在宋太平兴国三年，也就是公元九七八年，曾经发生一件事，历史上很有名，但在《续资治通鉴》这样的宋史经典文献中却查不着，得到更大更经典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才有记载。
事情发在这一年的四月份，秦州（今甘肃天水），宋帝国的边缘地带，那里颇有点天高皇帝远，人强不服管的味道，尤其是当时正有迁入内地的戎人经常作乱。所以宋朝在秦州境内的清水县屯兵，边操练边待敌，规模相当不小。
为首的是都巡检使周承（还有一字，史料不全，未载）、田仁朗、刘文裕、王侁、梁崇赞、韦韬、马知节等人。
某一天，忽然来了一位朝廷使者。该使者骑乘正规，跟班不少，其中就有周承×等人所认识的巡驿殿直姚承遂、陇州监军供奉官王守定等朝廷命官，在外观上一切正常。于是见“天使”如见天子，大家伙儿隆重接待。却不料该使者突然口称有旨（注意，口称），拿问清水县屯兵处的所有官员。
没人敢反抗，周承×等人被立即捆了起来。
这时有认命的，像周承×，事后证明这人纯粹是吓大的。可是他的副手刘文裕却不干，刘文裕突然大哭起来，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提出了一个要求——天使大哥，你能不能把诏书拿出来先看看？
却不料该天使一听大怒——胡说！我奉的是密旨，就因为你们临阵逗留，剿匪不力，皇上才下令把你们都咔嚓了，还要看诏书？你们不知道封州城的知州李鹤是怎么死的吗？不拿诏书就杀人，这是潮流！
没人敢说话了。这之前两年，就在赵光义刚刚继位的时候，曾经派出很多亲信到各州各县去访查官吏民情，到岭南的亲信报告，封州的知州李鹤很黑暗，诬陷手下的军吏谋反，赵光义于是下令“诏诛之不问状”。
不再审问，也不出示诏书，就把人砍了。
这件事迅速风行天下，就算秦州这样的边远地区也都早知道了。完了既有成例，还有什么好说的？被捆的每一个人都开始在心里默默地数数，计算着还能有几分钟好活。要知道根据这样的“潮流”，只要这位使者一个不高兴，立即就会动手砍他们的脑袋！
身处绝境是最考验一个人素质的时候，每个人都认命了，可先前就表现得很不配合的刘文裕仍然没有绝望，他仍然认为自己还有一线生机。因为，这位使者之前在自报家门时曾经透露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
该使者说——他以前是“上南府时亲吏”。也就是赵光义还在开封府当府尹时的亲信。这真是让人非常羡慕，同时也是身价倍增、前途无量的重要保障。但在这时，就是刘文裕的救命稻草了。
原因很简单，刘文裕也是当年晋王府的亲信。
刘文裕万分诚恳地说：自己人啊，大哥，你就忍心不救我？（我亦尝事晋邸，使者忍不营救之乎？）
生机立即出现，只见该使者马上屏退所有人，然后向刘文裕越靠越近，等到距离足够近，他才压低了声音说出了一句话，把刘文裕一下子就听呆了。
这句话是——“汝能与我同富贵否？”
就看刘文裕连连眨眼，而该使者目不转睛，两人的视线迅速碰撞又急速分离，刘文裕终于点头——共富贵！共富贵！！
于是该使者马上给他松绑，让他一下子从阶下囚变成了座上客。第二天，使者骑马出行，刘文裕鞍前马后地照应，这时田仁朗等在押犯也都从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