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布兰森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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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布兰森自传- 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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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至少我们有最后一次赌博的机会。
  我和西蒙想尝试最后一次的突破,尼克和肯虽然不愿赔上整个公司也只得最终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从那晚开始,我们就处于紧急状态,拼命地找下一个“超级巨星”。
  同时我们削减一切开支,卖掉轿车,关掉庄园的游泳池,压缩唱片店的库存,自己不领工资,裁掉9名员工,放弃一些艺人——这是所有事情中最困难的一件,我回避这次情感的难堪,让尼克去做。
  我们迫不得已裁掉的艺人中有一位叫戴夫?贝德福德,他是很有天赋的古典音乐作曲家,戴夫收到这个坏消息并未暴跳如雷,他写了封长信给我说,十分理解这个决定,而且他知道自己的唱片卖得很差,如果处于我的位置他也会这么做,他不怨恨维珍并祝我们前景光明。同时,他给迈克?奥德菲尔德也写了封信,信中大骂我是狗屁,一个私生子,一个卑鄙、五音不全的小人,一个依附于音乐天才的金钱寄生虫。对戴夫不幸的是,他把这两封信装错了信封。
  第五卷
  9 别听他们胡说(1976…1977)(1)
  我们第一个想签的乐队是“可怕的海峡”。 一个星期天中午,帮西蒙搜寻乐队的亚瑟?佛娄思正在洗澡,他听见电台播放《摇滚乐的苏丹》,“可怕的海峡”的新单曲。这首歌让奋得跳出浴缸,打电话给电台要到乐队的联系方式。这支乐队还没有在录音棚里录过音乐,这首歌是被电台主持人查理?吉利特特别邀请现场录制的。
  虽然维珍不是唯一对“可怕的海峡”有兴趣的唱片公司,但是由于我们动作敏捷,所以
  机会非常好。西蒙和肯也发现他们不同寻常:他们和律师一直反复讨论合同的每个细节。
  在签约前一晚,我们带着这支乐队去我们最喜爱的希腊餐馆庆祝。这是一顿愉快的饭局,所有的细节都安排好了,我们只要期待唱片出来。饭局结束时,餐厅的希腊老板拿来两个盘,一个盖在另一个上,变魔术般揭开上面的盘子露出里面的大麻。在那次游艇上吃过迷幻药后,我很少用药物,但是那时看起来是结束晚餐的绝佳方式,同时也不会得罪餐厅老板,很显然他认为给了我们所有人一个惊喜。我拿了一根,每个人也都吞云吐雾,夜幕降临了。
  第二天早上“可怕的海峡”乐队打电话说他们要同宝丽金签约,没有给出任何理由。我和西蒙太惊骇了,不敢相信。“怎么回事?”西蒙问,“我们做好了每件事情,没有任何问题呀。”
  “没有理由。”他们说,从此中断了同我们所有的联系。
  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没改变主意,10年后,当我看到一本有关“可怕的海峡”乐队的书做出了解释:“这个乐队当初没有同维珍签约,因为他们觉得维珍在签约前用毒品迷惑他们。”
  希腊经理的美意让维珍唱片损失了5亿英镑,这支乐队后来成为世界性的顶级乐队,他们的专辑《手足情未了》销售了1千8百万张。
  1976年8月,维珍陷入了真正的困境。我们试图签下受到注意的某些朋克乐队,却总是受挫。我们签不到一支可以把我们拖出泥潭,或者改变公司形象的新乐队。
  逐渐一串新崛起的乐队占领了海报,取代了那些北方乐队和丹吉尔梦想什么的,他们的名字是“该死的”、“冲突”和“扼杀者”,最著名的是“性手枪”。
  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我正在办公室里工作,听见下面西蒙的办公室里传来特别的歌声,从未听过的歌。
  “那是什么?”我问。
  “性手枪乐队的单曲,《英国的政治动乱》。”
  “它怎么样?”
  “非常好,”西蒙承认,“确实很好。”
  “他们和谁签约了?”
  “百代。我两个月前拒绝了他们,犯了个错误。”
  这首歌自然而充满力量,我决定试试能否让他们回来。几天后,我给百代唱片的总经理莱斯利?希尔打电话,他太忙,没有时间接我电话,所以我留了条消息给他的秘书,说如果他什想摆脱这个“麻烦”,可以联系我。半小时后,他的秘书回电说百代对性手枪乐队十分满意,多谢。
  当天傍晚,也就是11月1日5点30分,性手枪乐队引起全国震怒。他们在比尔?格伦蒂主持的下午档电视节目《今天》中参加访谈。比尔刚吃完午饭,醉醺醺地回来,发现录制间的这4个来宾也喝的差不多了,便开始捉弄他们,谈论莫扎特、巴赫和贝多芬等伟大音乐家。这多少有点愚蠢,直到约翰?若顿在角落里呕吐起来,悄悄地骂了一句:“狗屁!”
  “你说什么?”比尔问,“是不是说粗话?”
  “没什么。”约翰说。
  “胡说,到底说什么了?”
  “我说狗屁,”约翰受不住激将。
  接着比尔转向另一位女来宾苏西,问她是否以后愿意下节目后和他约会。性手枪乐队的另一个成员史蒂夫?琼斯笑起来,称比尔是个下流胚;接着比尔转向他,煽动他说了一堆骂人的话,琼斯又骂他是“他妈的无赖”、“孬种”,节目就此结束。
  第二天性手枪乐队的行为激怒了全国新闻界,但没人批评比尔的引诱行为。当我一边吃早饭一边阅读有士因为厌恶节目而砸坏电视机的文章时,电话响了,当时还不到7点。位置完全颠倒了,百代的总经理亲自给我打电话。
  “麻烦你来我这儿,”他说,“我想你会有兴趣和性手枪乐队签约。”
  我直接去了百代的办公室。莱斯利?希尔同意将性手枪乐队移交给维珍,但同时也要乐队的经理马尔科姆?麦克拉伦同意。我们握手言欢,然后马尔科姆?麦克拉伦从隔壁房间走出来。
  “维珍已经提出接纳性手枪乐队,”希尔说,掩饰不住的如释重负。
  “太好了,”麦克拉伦边说边朝我伸出手,“下午我就去你的办公室。”
  一般和人谈60秒钟,我就可以决定是否相信他们。当我看到马尔科姆?麦克拉伦的紧身黑裤和尖头鞋时,我怀疑同他做生意是否容易。那天下午他没有在维珍出现,第二天也没回电话,尝试四次后,我放弃了,他知道怎么联系我,但是他不打电话。
  1977年3月9日,麦克拉伦把性手枪乐队签给了A&M唱片,签约仪式就在白金汉宫外举行,这4个无赖排成一列,高声辱骂王室。这支乐队只是4个平常的小鬼,但是他们被马尔科姆?麦克拉伦玩于鼓掌。
  我坐在桌子边想着马尔科姆?麦克拉伦这人。他手上有张王牌——一支可以转变维珍嬉皮士形象的乐队。百代唱片嘲笑维珍,称我们是“伯爵庄园的嬉皮士”,且不说我们没有住在伯爵庄园旁边,这个名字就够损人了。我们受限于贡和迈克·奥德菲尔德,虽然他们带来的收入可观,但是如果我们只有这些嬉皮士乐队,任何朋克乐队都不愿与我们签约。维珍唱片必须改变,性手枪乐队能帮我们。
  “每个乐队都有风险,”A&M唱片的总经理德里克?格林故做轻松地告诉记者,“但是在我看来,性手枪乐队比绝大多数乐队的风险小。”
  A&M唱片公司举办了一个聚会庆祝同性手枪乐队签约,但性手枪讨厌他们,也讨厌任何其他唱片公司——至少他们假装如此,认为唱片公司是资本家,只会压榨他们赚钱。乐队的鼓手“邪恶西德”签约仪式后立刻放纵自己,砸坏了德里克?格林的办公室,到处呕吐。我一听到这些,立刻拿起电话尝试做最后的努力。果然,德里克?格林放弃他们。
  “我能同他们签约吗?”我问。
  “如果你能招架得住,我们实在没办法。”
  性手枪乐队收到了A&M唱片7万5千英镑的违约金,加上百代唱片5万英镑的违约金,除了说粗话和呕吐捣乱,他们什么都没做就赚了12万5千英镑。性手枪乐队再次寻找唱片公司。
  我开始对马尔科姆?麦克拉伦如此熟稔的商业手法很欣赏,现在性手枪成为国内最令人厌恶的乐队,在所有向物质化投降的朋克乐队中,性手枪依然不改本色。他们有首单曲叫做《上帝拯救女王》,我知道他们想在1977年7月的女王登基25周年纪念日发行。
  马尔科姆?麦克拉伦不喜欢我,觉得我是个嬉皮士出身的商人。但是好几个星期过去,纪念日越来越近,没人来同性手枪签约,维珍或许是唯一一家。1977年5月12日,马尔科姆?麦克拉伦终于来见我们,谈判双方的处境对换,维珍用1万5千英镑签下性手枪在英国的权利,外加5万英镑的海外发行权。
  “你有没有想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麦克拉伦问我。
  “我知道,”我向他保证,“但问题是,你知道吗?”
  从签下性手枪的那刻起,麦克拉伦想方设法摆脱我们,诱使我们毁约。让他惊骇和困惑的是,我们不为所动,如期发行了《上帝拯救女王》。它被BBC禁止播放,但飞速上升到排行榜第二的位置。它本来应该是第一名,但是像维珍和“主人之声”等唱片店的销售数字被排除在排行榜的统计之外。
  1977年7月女王登基周年纪念日,马尔科姆?麦克拉伦租了艘泰晤士河的游乐船,沿河向下议院驶去。警察怕出事,派了两艘警察艇尾随而至。等到我们靠近下议院,乐队拿出吉他和鼓槌,吼出他们自己改编的国歌版本:
  上帝拯救女王,
  这个法西斯政权,
  把你变成笨蛋,
  成为潜在的氢弹。
  上帝拯救女王。
  她简直不是人,
  英格兰的梦想没有未来,
  没有未来!没有未来!
  警察驶进我们,要求乐队停止演奏,但我们的船有乐队演奏证,所以警告无效。这让人回想起当年甲壳虫乐队在“苹果”录音棚的屋顶上现场演奏时,警察也曾拔掉他们的插头。警察登上我们的船,把我们带回了码头,并逮捕了马尔科姆?麦克拉伦,因为他情绪激动地反抗,大叫,“法西斯猪!”
  那个星期《上帝拯救女王》的销量超过了10万,很显然它是最畅销的唱片,但是《冠军排行榜》和BBC宣布洛德?斯图尔特才是第一。《上帝拯救女王》被电视和电台禁放,在我们看来,这是笔好买卖:禁得越严,卖得越好。
  性手枪是维珍的转折点,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乐队。他们不但让维珍重新出名,而且让我们开始做朋克摇滚。性手枪成为全国焦点:上至达观贵人,下至市井小民,都听说过性手枪。就像奥斯卡?王尔德指出的那样,“比议论更糟的是没有批评。”1977年除了周年纪念本身,性手枪比任何事情更多的报纸版面,恶名成了他们的无形资产,绝大多数报道是负面的,但是15年前滚石乐队出道时也是如此。
  1977年11月,维珍发行了《别理会阉牛,性手枪在这》,唱片封面是天才的设计,从报纸标题上剪下,字体好像绑架者的恐吓信。维珍商店在窗户上贴好黄色大海报,为唱片做广告,不奇怪,这样会冒犯某些人。一天,我们在诺丁汉的商店经理由于违反1889下流广告法案被捕了。10年前我因为学生咨询中心为性病患者提供帮助而做广告,违反了同一个法案被捕过。我马上打电话给从前为我辩护的约翰?莫蒂默。
  “恐怕我们再次违反了下流广告法案,”我告诉他,“警察说我们不能用‘阉牛’这个词。
  “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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