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家门口，一个女人追了过来，嘴里喊着：“傅正秀，别走，这两只鸭子是我的。”
正秀说：“我做了记号的，不会错……”
那女人说：“我也是有记号的，我在它的脚上箍了铁丝。”可正秀明明看到鸭子的脚上根本没有任何东西。不由正秀分说，那女人一把从她手上把鸭子夺了过去，嘴里还盛气凌人地喋喋不休：“别人的东西你也捉回家去，长眼睛了没有，下次再这样，对你不客气……”边说边提着鸭子扬长而去。正秀眼睁睁看着人家把自己的鸭子抢走，还被她当众羞辱了一番，自知势单力薄，只有躲进家里无声地流泪。
我听了妻子的诉说，心里涌上一阵波澜。俗话说“麻糍都挑软的吃”。那个女人，别人的鸭子她不敢去抢，而对正秀却是肆无忌惮……。我不敢多想，也不敢多说，更不敢乱动。此时我还必须丢开一切烦恼，作好准备，以正常的心态走进会场向二分场的干部群众“说清楚”。
会场还是在那个老食堂内。我看着人到得差不多了，就主动进了会场，站在我应该站的地方，等待着主持人说一声“大会开始”。看来二分场高书记对这次大会并不十分重视。时间已过八点半，他就坐在原位上，连身体也没挪动一下，不多不少不轻不重只说了三个字：“开始吧。”我以为他还有话说，等了几秒钟，没见他有往下说话的意思。这时会场乱糟糟的，各种声音叽叽喳喳，连大会纪律他也不强调几句。
我知道高书记是个很正直的人。看来今天晚上更不会对我怎么样。我不敢让会议冷场。只好接上话茬说：“贫下中农同志们，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有错误的。”我一开口，下面的嘈杂声小了些。“我在这里向二分场的贫下中农说一声对不起！我更要对李文民、周顺风、钱珠伢……等同志说一声对不起！如果当年不是我的宣传鼓动，十年前的那一团阴影就不会至今仍困扰着你们难以解脱；如果不是我的原因，十年来，你们就不会常常因此担惊受怕！你们是无辜的，一切责任都应由我来承担。请贫下中农原谅他们。如果你们还有意见的话，请惩罚我一个人吧……。”
前面我点名向他们说对不起的同志，当年都是跟着我参加了造反派的。他们大都文化水平不高，有的甚至一字不识。当年正是因为受了我的影响才误入歧途，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个别同志确因一时糊涂做过错事，但是他们并没有走得太远，很快就回头了。
我已经听说了，在前几天的说清楚会上，他们都实事求是地说清了自己的问题，同时也说了当时是听了金成的宣传，受了金成的影响才参加造反派的。却没有一个人说是上了金成的当，受了金成的骗的。凡是涉及到我的问题，他们都说得有理有据有节，无丝毫夸张，更无不实之词。面对这样纯朴实在的他们，我就是鞠一百个躬，说一千句对不起也不为过。
接着我又把1967年6月18日前后我的全部言行再次重复了一遍。我说得很细，说得很慢，甚至把我所记得的一些细节也无遗漏地作了交待。我讲完之后，会场上无人发言。高书记便站起来扫视了一眼全场，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仍无异常反应。高书记就对我说：“老金，你先走一步，我们还有点事。
于是，我离开了会场回到家里。正秀问：“没人对你怎么样吧？”
我说：“我金成的一切作为，上可对青天，下可对干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们说了一会儿话，正要上床睡觉，突然有人敲门。我拉亮灯，打开门，只见那个女人手提两只鸭子站在门口说：“对不起，是我搞错了，这两只是你们家的，我那两只晚上回来了。”
原来，她家那两只鸭子傍晚赶上岸的时候与其它的鸭子冲散了，离了群，直到很晚才自己寻回家来。那女人散会回家时发现鸭笼旁伏着两只鸭子。不用说，是自己家的，就伸手把笼里的那两只捉了出来，把自己的关了进去。这才有了眼的这一幕。
我接过鸭子，说了声：“谢谢，麻烦你送来。”我这一声谢谢完全是诚心的。如果她瞒下鸭子宰了吃了，我又能怎么样呢？我谢的是她的良心尚存。
政治问题说清楚了，我如释重负。但愿十年恩怨就此了结。
第二天清晨，我领着两位懂点木工活的朋友回江背分场去。请木工去做什么呢？我请木工当然有请木工的道理。
我们宣传队的田段中有一棵脚盆那么粗的大樟树，树干高大，枝叶茂盛，不仅盖着三四分地不能耕种，还影响附近庄稼的生长。今年双抢前，报分场批准，宣传队把樟树锯倒、搬掉了。这样既可让周围的水稻增产，又可扩大几分田面积。可是那个大树兜仍霸在田中间无人问津。江背分场四面环山，砍柴十分方便，硬柴茅柴满山都是，谁会有肉不吃，而要费那么大劲去啃一块骨头呢？我向总场要求派来常驻宣传队的分场党支部委员，革委会周副主任对我说：“老金，你反正要打柴回家，那个树蔸，如果你吃得这个苦就去挖了，能劈两三担柴呢。”
我琢磨着，樟树是上好的燃料，况且树蔸离村不远，早晚都可去挖。就说：“既然没人要那我就要了。”就这样，我利用早晚时间，中午也不休息连续干了好几天。每天汗水淋淋，腰酸背痛，两手磨得满是血泡，才把树蔸挖出土。然后请了几个人帮忙把它挪到附近的一块空地上，准备休息两天后再挥刀抡斧，把它变成可入炉灶的干柴。
由于工程太大，总抽不出时间动工。一天周副主任和一位老工人问我：“老金，那个树蔸你是打算取点别的用途，还是做柴烧？”
我说：“我缺的是柴。”
周主任说：“烧了可惜了。这样好不好，我们拿两担柴向你换好么？”
有这样的好事我当然同意。一个这么大的老树蔸，要劈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谈何容易！非光着膀子干它个十天半月是拿不下来的。能用它换两担干柴担回家，既轻松又合算。
可是，几个月过去了，他们既没给我柴，也没有动手去拾掇树蔸。
有一天，周主任突然又对我说：“老金，那个树蔸太麻烦了。其实也取不到什么料，最多只能取一块砧板。大费劲了，没意思。还是你自己去处理吧。”
树蔸过了一个夏天，干得铁紧铁紧的，劈起来更费劲费时。因此我也起了一点念头，先锯下一块砧板，剩下的慢慢再来收拾。所以这次回家就带了两个朋友到江背分场帮我锯树蔸。
到了江背分场，带他们在食堂吃了早饭，我们三人就扛上斧锯，正要出门。就在这时，王欣书记一阵风似地赶了过来，堵在门口，脸上还带着几分很不寻常的笑颜，嘴里却吐出一道阴阳怪气的勒令：“那个树蔸不能动，分场要用！”
这突如其来的禁令，搞得我晕头转向。我茫然地问：“分场要做什么？”王欣提高嗓门，锋芒毕露地说：“分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你不能动！”
这时我才回过神来。他分明又是在玩弄权术，欺人太甚！我心里明白，此事我非他的对手。但我实在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仍愤愤不平地说：“你亲眼所见我辛辛苦苦干了四五天，那时你怎么不吭一声说分场要呢？周主任要拿柴与我换，你也是知道的，你怎么不说一声分场要呢？树蔸在外面风吹日晒了几个月，你怎么不说一声分场要呢？现在我请了人来处理，你就突然说分场要，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眼一瞪，手一扬，更加疯狂地说：“我说不准动就是不准你动！我说分场要就是分场要――就是这个意思！”显然，他对我的深仇大恨就是要在此时此事发泄。
此时的王欣，就象一只红眼公鸡，摆出了一副强者为王的架势。我知道，在他眼中我不过是老虎嘴边的一只羔羊，生吞活剥全在他转念之间！
面对气势汹汹步步紧逼的王欣，尽管我明白鸡蛋岂能碰石头的道理，进退维谷的我仍忍不住“豁出去”的冲动，竟无所畏惧地怒喝一声：“我今天就要锯蔸，我就不信犯了法！”
他当然不会被我的愤怒所左右。大概是觉得与我纠缠有失身份，便不屑地丢下一句极具威慑力的话：“你敢锯蔸，后果自负！”就昂首阔步而去。
看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我激愤难平地对两位木工说：“走，锯蔸去！”
两位师傅站着不动，劝说道：“算了，为一个树蔸搞得这么僵不值得。自古以来，只有民让官，哪有官让民，你就退一步吧。”
师傅的话象一瓢凉水，在我烈焰熊熊的时候，当头一浇，让我清醒了许多。是呀，人家是当官的，又是打着“公”字旗，永远占着上风，他能摆出一百条大公无私的理由来证明他的正确合法与合理。而我一个赤脚光背的农工，又是为私，走到哪儿也是人矮七级，理屈三分。特别是目前身落低处，刚刚“说清楚”就与领导对抗，随便扣上一顶什么帽子，我又能向谁鸣冤叫屈呢！风物常宜放眼量，委屈，不平，凌辱……算了吧！
一年后，宣传队解散，那个树蔸仍躺在那里被虫钻蚁咬。一九七八年我调离江背分场。两年后有人告诉我，我走后，那个树蔸分场根本就无人过问，有勤快者，工前饭后，今天你劈几块，明天他削几片，树蔸就这样粉身碎骨葬身各家灶堂――这就是王欣说的分场需要！
再补充一段与本段故事主题无关却与王欣书记有关的话。一九八二年至八三年，我在南山中心小学毕业班当班主任并任教语文。王欣的一个小孩正巧在我班上。我发现那孩子很聪明，我也知道他是王欣的宝贝。如果我以与王欣书记同样的心态来回应他，情况会怎么样？如果当年他知道我也有出头之日，而且成了他孩子的老师，他还会在我的头上拉屎撒尿吗？
但是我没有与他一般见识。在我与他的孩子相处的日子里，我给了他最充分的慈父般的爱，用这种爱引导他一步步登上小学知识的殿堂；我给了他作为一个人民教师的最崇高的责任感，用这种责任感提升他对学习的浓厚兴趣，哺育他全方位的健康成长……。我在他身上花的精力，给他的特殊关照甚至比其他的小孩子还多，因为我早已治愈了他的父亲在我心里留下的创伤。我只想把一个客观条件较好的小孩培养成才。
我的心血与孩子的努力没有白费，在一次全县毕业班综合知识竞赛中他以较大优势获得农村组第一名！在小升初的全县统考中，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省重点中学――县城二中少年班。当然，我的作用或许只是百分之一，就凭这个之一，我就可以在王欣面前拍着胸脯说：我对得起他，也对得起他的后人！
然而，尽管如此，不知是王欣信不过我还是他的心理障碍尚未消除，也可能是他另有依靠而拒绝我的帮助——在我看来，他的第二个孩子本该上大学而远离了大学，我心里至今仍感惋惜。
王欣的这个孩子比第一个还强。从小就是南山地区有名的神童。他年龄很小的时候，就能简单解释许多生活现象，心算许多同龄小孩不能解答的数学题目。但是，再聪明的孩子也需要好的家庭调养和学校教育，甚至还需要老师或家长的某些特殊呵护。因为小孩子毕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