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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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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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压迫,她没有接受杨骚恢复爱情关系的要求,再一次表现了她同封建意识不妥协的斗争精神。白薇不愧是个自爱、自尊、自强的新女性。
  尽管当时许多人不能理解她,但她也不乏知音。田汉夫人安娥就非常理解白薇。她说:“当我确定知道白薇拒绝了杨骚的'怜'爱后……于是我更相信白薇的自尊,白薇的人格的完整,美丽!”
  白薇在重庆,生活始终没有保障,靠写点稿子和朋友的临时资助,异常艰难地苦度岁月。她时常因为饥饿晕倒在街上或朋友家里。有时饿得胃痛如绞,全身发抖,汗流满面,四肢冰凉。她的自尊心强,又不爱暴露自己的苦况。这样,她的健康状况又进入了恶劣的境地。
  她仍然希望去延安,直接投身于革命事业。邓颖超大姐还是担心她那比以前更弱的身体,适应不了延安紧张艰苦的战斗生活,仍然没有答应她的要求。邓大姐让阳翰笙替白薇找工作,征得郭沫若同意后,1942年她被安排在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二组工作。
  进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她是多么惬意呀。她感到自己像“插了翅膀的天使”,她像“一颗地球卫星,飞到了恒星的身旁”,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了。她热心地去参加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协、中苏友协、妇女委员会的各种活动,座谈戏剧,研究小说,联合女友们写文章,倡导组织妇女进步团体,她曾被选为妇女联谊会的理事。
  在抗日的大时代,她希望能跃马挥戈,为人民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希望终归只是希望。在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下,文化工作委员会只能“穿着小鞋”移步,哪能像白薇想象的那样放开脚步大干革命呢!再说,文化工作委员会待遇菲薄,每月的薪水仅能供养肚子。身体虚弱,各种疾病,不请自来,风湿病、绞肠痧、猩红热、疟疾、阿米巴痢疾……几乎和她结了不解之缘。那点薪水,喂了肚子,治不得病;治了病,肚子又发生问题。
  她拖着衰弱的身体,挑水、烧饭、拾柴、补破衣服……劳累了一天,虽有满肚子东西想写,但思想和体力都不听使唤。手上写着文章,心里却盘算着要还的债……而干着谋生的杂务时,又想着看书读报和未动笔的剧本。
  工作时间比健康的人长,休息时间比大多数人短,她累得喘不过气来,心上像压着一块重重的磨盘。
  勺土上的植物,在火热的长夏,无法挣扎着生存!枯干的树木,结不出丰满的果实;饥饿的肚子,只会咕咕叫,生不出锦绣文章。于是,有人讥讽白薇“落伍了”,“写不出东西来了”,“不能算作家了”!她虽然不好名,但别人的冷言和白眼,就像尖刀子刺着心一般使她痛彻骨髓。灵魂在苦难中受着折磨,肉体在贫穷与疾病的铁砧上经受着锻炼。当那数不尽的折磨要瓦解生命,生命苦断若续时,会有两个观念急剧地冲突:一个是悲愤之极,求永远的安息;一个是千倍勇敢,为胜利去奋斗!白薇选择了后者。
  她拿起锄头,开山挖土,生产自救。她更渴望用这种精神,种下人类美丽崇高的心愿,让胜利的鲜花开在抗战的中华,开出一个灿烂锦绣的新国家。
  当时,中华文协为援助贫病作家,募得了一批基金,也给白薇送来了五千元。虽然她正患严重眼病,有失明的危险,但她还是谢绝了友人们的好意。她始终不愿“无功受禄”。她说:“作家是人类精神的师匠,比方是树木的花朵,'贫病出作家'好像在象征着枯萎的害病的花,花儿枯又病,而要结出甜美的果实,多么困难呀!”“健康谁不爱,我却从小以多病为灾。好好地写作,一个文艺作者谁不想?贫病老纠缠我,苦于很少时间拿笔。所以'贫病作家'这名儿对于我,是一把挑动泪水的剑!这回我听到救济贫病作家的消息,更像剑儿挑动我的泪要流。”“心里燃烧着爱和恨的火焰,我的情绪,总没有平安,愈看,愈确立着信心:为毁灭黑暗,为消灭一切丑类的心根,我要坚强忍痛地活着,我们要群力群心,扬起战士的呼声!只要我们战斗的力量尽够了,胜利是不会遥远的。”在重庆的几年,文艺界的朋友们(包括郭沫若在内)对她都很关心、照顾和同情,都称她作大姐。但真正能理解并谅解她的人,还是少数。由于她对事、对人、对己特别认真,凡看不惯、听不惯的总是要加以争辩。因此,便产生风言风语,说她和“文协”所有的人都吵过架,说她不能和人相处,人人都怕她骂,不喜欢同她一道工作,等等。
  其实,她只是生性耿直,嫉恶如仇,遇事不会敷衍,不会伪饰,随处无意中流露真实,遇事太认真;无论多么亲近的朋友,或对方是如何有声望、地位,她都不虚与委蛇,不惜为正义冲锋陷阵,穷追苦寻要把真理和正义争回来。她曾批评自己的好友刘海尼:“你是为艺术至上而活着,对妇女工作缺乏热情,因为你自私……要是我,我情愿参加妇女实际斗争,而毫无疑虑地牺牲写作!”在一次“文协”会上,涉及到男女不平等问题,她没有顾忌对方是谁,立刻提出反对意见。事后有个朋友说她这样做不好,她却摇摇头说:“谁轻视妇女,我就不尊重谁!”
  她满怀赤子之心,却又孤高自傲,“凡是狐鼠为奸的地方看不得;凡利用名誉来掩饰去沽名钓誉的地方看不得;凡是人们当自己是一朵红花能处处开,损人利己地把好人踩入地窑的行为看不得!”“只得以烧灼的心,忍受挫折;不屈的胆,敢当天地无情!练习着冷眼看人,不放弃我要培养人间正气的目标!我自己是正直的,非正义的我就不为。”这就是白薇的性格。
  1945年秋,毛泽东主席从延安到重庆进行国共两党谈判。她知道后,曾经“一百次”地想进城去看望毛主席。但因有人造谣说她“落伍了”、“倒下了”,因此有点胆怯,终未成行。后来,毛主席在周公馆招待妇女界,她喜出望外地被邀出席了。
  名界妇女人物,济济一堂,她坐在后排座位上,谨慎又恭敬地仰望毛主席的仪容。她曾听人说毛主席好几次问起她,有一次还错认白杨做白薇。她内心深深感激毛主席的关怀。
  散会的时候,忽然有个青年喊了一声。“毛主席,你常问起的白薇就是她。”毛主席回过头来,亲切地握住她的手说:“我常记起你,你和丁玲是我们湖南的女作家……”她听着就流了眼泪,别人说她“倒了”、“算不得作家了”,所以一听说她是作家,她就要哭,她吞咽了热泪,回答着毛主席:“唉!这几年我已经倒下了……”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毛主席更亲切地握住她的手安慰和勉励她:“你没有倒,你在政治上没有倒下,在思想上也没有倒下……”
  七
  抗战胜利后,她回到了上海。仍然贫困病弱,住在朋友家里。
  没钱买青菜、买盐,墨水只有几滴,蘸一下,写两三个字,又要蘸。没有表,烧饭要靠着太阳,睡觉要听工厂半夜里的的汽笛声。房里只有一桌一椅一床及一张日本人的榻榻米。因为左腿风湿痛,架一块板子,坐在榻榻米上,写作、读书。食具有一只饭碗,一双筷子,几把羹匙,一只白锅和洋油炉子。饭是坐在榻榻米上吃;吃的东西就放在旁边的锅子里。还有一盏孕美灯,一把破伞和一堆不三不四的破旧衣服。
  住的房子和凉亭差不多,热天,前面太阳直晒;冷天,北风从屋后面半截板壁长驱直入,顶上是个北窗,风由天窗灌进来,房里冷得和露宿差不多。
  物质上缺乏必需的东西,精神上的饥荒更叫她难以忍受。没有参考书,没有车费,没有信封信纸,不能驾驭和外界的联系,不能深入生活;更没有钱满足平生好看戏看电影的嗜好;想看新书,也买不起,进了书店只能站在那儿看半天,看不完就得分手。
  1947年冬,家乡报来父亲去世的消息。她急忙回了家。不久,母亲也因忧痛成疾而过世。料理完双亲的后事,她想仍回上海。
  这时,从香港寄来一封信,是著名妇女运动领袖何香凝写的。何香凝兴奋地告诉她,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很好。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要到来。作为一个爱国的文化人,应该为人民的胜利多做些工作。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她就结识了何香凝,后来时有接触和联系。看了何香凝的信,她觉得应该留在家乡,为家乡的解放贡献点力量。她把何香凝寄给她的报刊,让父老乡亲和表兄弟们传阅,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革命。她还接触到一些对国民党不满、从国民党军队中逃回来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白薇就和他们讲“西安事变”张学良逼蒋抗日的故事。也曾借探亲访友的机会,到清江、(石带)头、渡头……深入农民家中,谈时局、谈受剥削的根源,启发人们齐心协力反剥削、反迷信、反征兵、反内战……
  在穷乡僻壤的湘南山区里,留过学、见过大世面的白薇,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她又没有架子,说的道理中听,所以农民特别是青年人很爱听她的话。为了迎接家乡的解放,她找了块立脚的基地——资兴县立中学。她当年的学生李宙泽回忆起这样一件事:白薇到县中第一次上课,一进教室,抬头看见蒋介石的肖像挂在墙上,便立刻对学生们说:“教室里挂这种像不好,撕下来罢!”边说边把肖像撕得粉碎。
  资兴县伪县长鲁某,为了笼络白薇,请她到县政府任职,许以高薪,她严词拒绝了,说:“现在政府的事太糟了,不好办;违背良心的事我又不耗干,我还是和青年学生在一起好了。”
  1949年,蒋介石集团残余的许多杂牌军以及交警队、民警队、内警队,等等,在湘粤边境掠掳绑杀、强奸、拉夫,疯狂之极。湘南粤北的人民奋起斗争,游击队纷纷崛起,以配合全国解放战争。资兴人民也拿起刀枪,开展了武装斗争。白薇公开的身分是县立中学教员,暗地里是一名游击队员。她动员同父异母的弟弟黄干,把家藏的六支枪,捐献给游击队,壮大了这支小小的游击队的力量;她利用亲族关系,做过一些策反工作,分化瓦解盘踞在资兴的敌人;她在游击队里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帮助写出了《游击队宣言》、《告国民党军政人员书》、《告三湘父老兄弟书》……
  她认为:“这才是人生!”“人生就是战斗,对腐朽、罪恶、横霸者宣战,这才算活着。”一个年近花甲的多病之躯,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主动、自觉、积极地追随党的领导,勇敢战斗在湘南的山区,为祖国,为家乡解放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她之所以赢得当地人的爱戴与尊敬,这是很自然的。解放后,毛泽东主席几次接她到中南海去,问到湘南游击队的情况时,连连表扬她:“游击队搞得不错,你干得很好嘛。”
  白薇身受封建压迫、资本主义势力压迫和民族压迫,她坚定不移地追随并投入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从第一次大革命开始,她始终是一位执著的革命者。
  作为一个作家,她把自己的创作自觉地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连接在一起。除早期的剧本《苏斐》、《琳丽》、《访雯》有艺术至上、唯美主义倾向外,其他作品,不管艺术上受哪些流派的影响,思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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