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要乘晚上10点的火车出国，都快动身了，总理仍然不同她谈话，会议上都采取什么方针，政策？持什么态度？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这可是代表国家，而非夫妻间的小事。邓大姐急了，推开周恩来办公室的门，不叫“恩来”，高声叫“总理”。
“总理，我要向你提抗议了！”邓颖超紧皱眉头：“别人出国你都谈话，我出国你怎么不找我谈话2”
周恩来忙于批阅手中的文件，看也不看邓颖超地摆摆手，表示自己忙得厉害，不要这个时间打扰。
邓颖超生气地退出来，独自去作出发准备。
晚上9点，邓颖超上汽车赶往北京站时，周恩来不忙不慌地走出门，也上了汽车。
邓颖超以为总理送她去火车站，要在汽车上谈话，故意赌气，不提谈话的事：看你谈不谈，我叫你自己找我谈：
谁知，邓颖超不提，周恩来就不谈，到了火车站仍然不谈。看你能沉住气还是我能沉住气！邓颖超憋着这口气，偏不提谈话事，周恩来果然跟着她上了火车。其实，大姐料定总理必然要跟她谈话，公事而非私事，周恩来那样认真负责的人怎么会不谈话就放任她出国？她只是想早点和周恩来谈谈，要分别了，平时没说话时间，出国前有这个机会，正好多谈谈。可谁想到呢，周恩来迟迟不谈，难怪她心中有气。
在火车上，周恩来虽然聊了些话，却并不谈国际会议的事。眼看要10点了，邓颖超终于沉不住气，一边频频看表，一边催促：“快开车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周恩来笑着只顾谈闲事。
“你没别的正经事要交待的吗？”邓大姐一次次暗示，周恩来就是不响应，好象真忘了出国前谈话的惯例。
“要开车了。”邓颖超终于不打算抱希望了，最后看一眼表，开始“逐客”，“你怎么还不下车呀？”
周恩来笑得蹊跷，作势作态地看表：“早着呢，还差两小时呢……”
“你的表停了！”邓颖超又急又气，“已经10点……哎哎……”
话音没落，列车已经驶动。邓颖超喊了两声哎哎，绝望地把目光从车窗外移向周恩来：“叫你磨菇，这下子热闹了……”
周恩来淡淡地望一眼车窗外，不经意地说：“还是很正点的啊。”
“你怎么办？”邓颖超算服了周思来的静气，“在前面停一下？这可是趟国际列车。”
“我已经安排加挂了一节公务车，我要去天津同市领导谈工作。”周恩来故意讲得很平淡。
“你、你，你怎么不早说？叫我……”邓颖超松口气，真有点哭笑不得。
周恩来直到这时，才像个恶作剧的孩子一样开心得意地笑响一串，说：“咱们老俩口都忙，一直没机会聊家常，我这样安排，没人来打扰，不是很好很别致吗？可以尽情聊上两小时……”
邓颖超那种欢喜兴奋的情绪洋溢于色，两眼闪闪发亮。她的喜悦也带给了周恩采更大的喜悦，老俩口在火车上，谈国际会议，聊家常，那真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愉快的旅行。
车到天津后，公务车停了，国际列车继续行驶。周恩来留在天津处理工作。邓颖超从苏联回国后，与周恩来聚齐，又一道去南开中学等地漫步；旧地重游，回忆往事，老俩口难得那么轻松愉快。当时，我们工作人员都为他们那种纯洁深厚的恋情所感动，心里热，眼睛也热，那真是一种特殊的教育。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能够深挚持久，为人楷模，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对爱情的专一。
曾经有一位美国的社会学博士来中国访问。他搞社会学，对中国的文明却难以理解。他曾见到周恩来的保健护士郑淑云，一本正经地问：“周恩来这个人说话你们为啥都愿意听！是不是因为他长得漂亮？”
“不对，先生，你说得不对。”郑淑云用东方的文明指正西方的文明：“我们的总理有一颗美好的心，他总是用事实说话，他总是以身作则，他要求别人的事首先自己都能做到，所以我们都愿意听他的话。”
周恩来英俊、威武、睿智；高雅、潇洒、风度翩翩。在西方人或许多东方人看来，这是很能吸引女性的。一些记者在观察时，也常常以自己的心思和观念去作评论。说什么“甘地夫人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倾倒”，说什么周恩来是“东方第一美男子”，连林巧稚也完全被“倾倒”了。
这些评论是浅薄而低俗的。
周恩来的魅力无疑是引人的，但这魅力决不在于漂亮，而在于心灵的高尚、高雅、高洁、高绝！
林巧稚是说过热爱崇敬总理的话：我以前是信仰上帝的，现在我的上帝就是周恩来。
林巧稚谈她见到周恩来第一面的印象时，绝没有只字说他“漂亮”“英武”，而是感动于他的领袖风度。
那是刚解放时，周恩来邀请一批专家学者赴宴，以期打消他们受国民党宣传而产生的对共产党恐惧的心理，相互沟通思想情感，解除误会。林巧稚经亲友再三劝说才决定去赴宴。她亲眼看到周恩来走到协和医院一名教授面前，伸手要同这位教授握手。这位教授却自恃清高，傲慢地没有伸出手。周恩来毫无不悦之色；既无粗鲁人容易有的怒形于色：也无文人相轻，容易发生的以眼还眼。他是那么大度从容，那么谦虚和蔼，一如春风吹拂地和这位教授谈笑，寻找出谈话的共同点。两种作风一对比，令全场人感慨万千。林巧稚当即作出判断：周恩来确实有领袖风度！
以后，随着接触增加，林巧稚又多次讲过：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都像周恩来那样，国家就有希望了。
实事求是讲，所有见到周总理的女人，确实都热爱周总理。但这种热爱绝对是一种崇敬的纯洁之情，正像所有的男人也一样都热爱周总理。不过，也应该承认，同样的热爱，在夫妻关系中，对这种热爱产生的反应还是存在微妙的差异。
记得那是1962年的三八妇女节，周恩来和邓颖超请一批妇女代表到家做客吃饭。大家早就准备了照相机，一进西花厅就争先恐后地“咔喀”起来。
其中的侯波因为长期在中南海担任摄影师，照相机会多，所以不是那么“逮住机会不放”，照几张就自觉地退到了一边。其他女同胞则不然了，见一次总理不容易，真有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劲头，围住总理不放，你帮我“咔嚓”一下，一次不放心还要两次，我又帮你“咔嚓”，再“咔嚓”，没完没了啦。
这时，在一旁的邓颖超等待一会儿，终于皱眉头了。忽然冲侯波大声说：“侯波，你怎么老照不够啊？”
侯波早就退一边不照了。但在场的女同胞中，只有她与邓颖超熟，是“自家人”。邓颖超说只能说身边人，自家人，当然不好说其他客人。但话显然是说给大家听的。
果然，女同胞们听到这一声，便陆续停止了拍摄。周总理这时仍然是那种从容似春的自然表情，愉快地招呼大家：“好了，照了相就该入席了。今天是大姐请你们的客啊。”
于是，气氛仍然保持了热烈欢快，没有发生任何拘谨或不自在的情况。
饭前，细心的总理不忘小声问候一声侯波：“挨批评了？”
侯波笑道“大姐没拿我当外人。”
总理也笑了：“你永远是‘自己人’嘛。”
周恩来就这样漂亮适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所有工作在总理身边的人，都从心底感受并承认他在爱情问题上的专一、诚挚和高尚严肃。他对所有的女同志都是尊重而礼貌的。确实有的首长对女同胞有时有点随便，但周总理从没有任何时候，任何一次，对任何一位女同志有任何的失礼、失态或随便。有些人别有用心地热衷于提总理旅欧初期结识过一位女朋友，那是一名青年在选择伴侣前再正常不过的交往，总理从来不曾隐讳这一点，在与邓颖超确定恋爱关系时也坦诚地公开这一点。总理的人品确实像高山白雪一样晶莹璀璨，投射出圣洁的光芒，我们无法和他相比，但可以向他学习，向他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总理自己做得好，并不要求别人也一定达到自己的水平。他还善于理解人，全面地看待人。
有位骁勇善战，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偶尔陷于情感不能自已，做了件出格的事。
事情反映上来，周恩来同这位大将谈话，在严厉的批评中，甚至怒不可遏地拍了桌子。对总理来讲，拍桌子大概绝无仅有这么一次，吓得那位大将脸色苍白，一屁股坐到沙发上动弹不得，那种剽悍骁勇，八面威风的劲头丢得一丝儿也不剩。总理这时便有点于心不忍地放柔和了声音。叫那位大将也好喘一口气，听他深入一层地讲道理。
事后，总理对这件事又严格保密，不使这件事影响这位同志的威信。而且，每次谈到这位同志，总是谈他的优点，功勋及工作上取得的新成绩，从不再提这次错误，也严格要求知道这件事的人不许有一点自由主义，无论公开或私下都不许再有任何议论或传播。
这位大将曾无限感动地说：“我最服总理。他批评人严厉，不留一点情面，但我服气。因为他自己一身正气，对待同志也是一片真诚可对天！”
周恩来的善于理解人，体贴人，也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妻子上。
有段时间，邓颖超身体不太好，情绪也不太稳定，这是和进入更年期有关系。周恩来对此很理解，并且很会体谅、体贴妻子。记得有一次夜里开会，凌晨4点才结束。我跟随他驱车回西花厅。
前面讲过，西花厅分前院后院，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卧室、办公室都在后院。汽车距西花厅还有段距离，周恩来就吩咐司机提前熄火，让汽车靠惯性悄无声息地滑行到前院，停下来。
周恩来下车的动作很轻，并嘱咐一声：“动静小点。”
我们轻轻关上车门，怀抱文件准备从正门走向后院时，周恩来竖起一根指头在嘴前，轻嘘一声说：“走这边。”
我们两名秘书一名卫士很快就明白了，他是怕惊动邓颖超，所以避开了邓颖超卧室方向的正门，改从小道绕行。与往常不同的是，他一改往常走路如风的习惯，动作极轻极缓，真可以用蹑手蹑脚来形容了，好象前面有一个外壳很脆的美梦，动作稍重一些就会踩破一般。
到了办公室，周恩来在椅子上坐下来，松弛一下肩膀，然后才解释：“小超最近身体不好，你们要注意一些。”
那段时期，邓颖超吃不好饭，情绪不稳。总理千方百计抽出时间陪她出去散步。
总理走路快，一阵风，几十年的习惯了，虽然散步时格外注意，但不知不觉就会走快了步子。这时。邓颖超说：“恩来呀，散步你也走那么快，我都跟不上了。”周恩来不像一般作丈夫的喜欢“以我为中心”，“夫唱妇随”，他首先考虑的总是去适应妻子。他马上放慢脚步、重新挨近邓颖超，歉意地一笑：“你瞧，我这个习惯还真不好改呢。”
于是，老俩口又定入了同一个节奏中。在我的印象中，总理是喜欢听到妻子这种娇嗔的怨懑，仿佛是一种爱的享受。
那段时期，邓颖超失眠严重，离不开安眠药。有一次，她服下安眠药可能量大了点，一下就昏过去了。护士紧张了，大声呼唤：“大姐！大姐！”
这异常的叫声惊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