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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公开场合上讲的含蓄的话，我一下子还不可能全部理解。
飞返延安的前一天，撤离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后，我去向周恩来报告。
他坐在办公室里，左手插在腋下，右手扶着额头。这些天他昼夜工作，六七十个小时，其间只是偶尔这样坐着打个盹。我屏住呼吸，悄悄往出退。
“何树英，”周恩来头也不抬地叫住我，“有事吗？”
“没有。东西和文件都收拾完了，明天走没问题。”我小声说，“周副主席，你就睡一会儿吧。”
周恩来缓缓放下手，望住我；眼里网了红丝，却仍然炯炯地光彩照人。
“谈判破裂，全面内战开始。”周恩来问：“小何，说说你对形势是怎么看的？”
“有毛主席领导，我们肯定可以打败蒋该死！”
周恩来轻轻点头，带了沉思的表情：“大革命失败后，1931年我离开上海，那时心里一片茫然，不知何时才能回来？这一次不同了，我相信，少则半年，多则一年，战场上就会有个分晓。”
我用力点头：“他是找死！”
周恩来笑了：“见分晓，还不等于消灭他。我估计，彻底消灭他还要三到五年。不过，他的失败是肯定的。”这时，周恩来的神情起了变化；凝重庄严，又含了一丝讥嘲：“蒋介石看错了形势哟！这一错，历史就变了。他不打，大家可以民主建国。他这一打，就没有他的份了。”
我想起几乎每个记者都问过的问题：“以后还会谈判吗？”
“会谈判。”周思来肯定地说，神色变得冷峻，“但那时的谈判同现在就完全不同了，不是我们一让再让，而是要求他们照我们的条件办。一切反动派和封建法西斯分子，政治协商的对象不会再有他们，联合政府也不会有他们，他们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
第二天，也就是1946年11月19日，我们跟随周恩来，乘美军专机飞返延安。两年后，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再不是我们一让再让，而是要求他们照我们的条件办。其中，第八项条件是：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受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全面内战开始，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这才是通常人们所讲的“两种命运”的大决战。而我们共产党所争取的“两种命运”又不同。首先争取的第一种“命运”是“大家民主建国”。历史证明走不通。于是有了第二种命运，就是建立起以中国共产党为首，联合其他民主党派，对反动派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说，这是历史的选择。
当张治中将军率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京，周恩来设宴招待他们时，看到国民党代表一个个心事重重，沮丧尴尬的样子，我耳畔便又响起了周恩来的声音：“他不打，大家可以民主建国。他这一打，就没有他的份了……”也就是说，必然导致人民民主专政。
这才是真正英明的预见预言。绝非欺人欺世的占龟卜势，也非耸人听闻的特异功能，甚至也不同于“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地球最终要毁灭”这类有着非凡魄力、非凡想象力的虽然正确但充满理性的遥远而末得证实的预见预言。周恩来的预见预言是真正闪烁着伟大思想家的智慧的光芒。
人的一生都少不了说几句“预见预言”，哪怕是为了表达某种信念或诅咒。比如撤离南京时，多数人都郑重讲过：“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电影里也是这样演的，但是没有谁像周恩来那样具体、细致、准确地预见其过程和结果。
周恩来的预见预言是建立在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是掌握了大量事实之后，通过科学智慧的分析判断而作出的。
1941年12月13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预言：“太平洋战争将是长期的。初期还会有若干挫败，也许会丧失若干岛屿、某些土地以及某些交通线……解决日本以海军为主，空军陆军只能为辅；英美今天还不能，且不宜对日立即采取攻势，而须先巩固南太平洋圈内要塞的守卫。必须以持久的消耗战和太平洋上联合的力量打击他，才能制他于最后的死命。必须记着，生产能力是决定现代战争的主要因素。”
这是周思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5天后所写的文章。此后战争的整个进程完全如周恩来预言的那样一步一步地展开。70年代我看日本拍摄的影本“啊，海军”，其反映的太平洋战争的过程，也完全与周思来的预见相吻合！若没有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地理、历史等几乎所有方面的丰富知识，是不可能作出这样的预言的。
1949年，周思来检查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鸟瞰当时成十字形的“广场”，对北京市的负责同志们预言：“我们这么大个国家，天安门城楼这么雄伟，将来一定要配上个大广场；周围的规划要从长计议。我看东面可以建一座历史博物馆，西面可以建个大剧场，作为人民聚会议政的地方……”
10年后，经人大代表及专家们讨论、研究、设计、建设的天安门广场完全与周恩来建国时的设想不谋而合，只不过这个“大剧场”的名称叫了“人民大会堂”。
有时，周恩来的预见颇有些“神”，若被算命先生拿去肯定要大作文章。话虽如此，这些预见确实证明了周恩来观察事物之细，知火之深，深诺事物发展的规律。
那是1957年春末，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华访问，日程包括游览杭州。周恩来提前一天到杭州，准备迎接。
早晨起来，我们工作人员陪他散步，走到一座寺庙前。周恩来朝着庙顶注目片刻，忽发一声感慨：“再过几年就不会有人来抽签了。”
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从我个人跟随周恩来十几年的体会，他不信神，不信命，并且竭力在领导全民族走向科学。但是，在他破除迷信时，不能不遇到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几干年来都是与宗教联系在一起的。既要破除迷信又要保护民族文化，既要同宗教的反科学性作斗争又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这里就有一个矛盾，在把握和处理上，政策性是很强的。1957年春末是处于一个微妙的时刻，富有政治生活经验又处于权力最高层的周恩来当然很清楚地感觉到那风暴到来之前的动荡。他一边感慨一边侧过脸，望住站他旁边的外事秘书马列，问：“你有什么心愿没有？”
马列挠挠头，说：“今年我的大孩子要考中学，我希望他能考上个重点中学。”
周恩来目光一扫，天还很早、四周围人迹渺渺。他忽然发笑，朝庙里指指：“那你进去抽个签看看。”
马列也笑了，只当是开玩笑，果真进了庙。工夫不大，拿着签符出来了，是半尺来长的一张红纸，上面写着卦词，嘟哝着：“这写的什么东西啊？看不懂。”
周恩来刚接过签符，就轻轻“哎呀”一声，说：“糟糕，是下下签。”
马列皱着眉头抱怨：“老和尚刚睡醒，迷离迷糊，见我不烧香不拜佛，上去就摇卦签，他不高兴，准是咒我呢。”
周思来一句句地解释那4句卦词：“这是说你办事不顺，万事难如意，还要倒个大霉。”接着摇摇头，笑道：“马列，你要遇上不吉祥的事呢。”
大家哄笑一番，并没放在心上。
结果，马列的大孩子如他所愿考上了重点中学北京8中。他高兴得很，那个卦签简直是胡扯淡。可是，没等他笑够，他的爱人林颖就被打成了右派，从行政12级降成14级，开除党籍，调离纺织部，下放到保定化纤厂去工作。
这种一连串的倒霉事叫贺老总一说就简单了。
贺龙曾对廖汉生等将军说：“运气这个东西就是怪，你们说有没有？我看是有点。运气来了，牌坊也挡不住；运气要是走了，牛也拖不回来。”
其实，贺龙所讲的“运气”，是指一种客观规律性，而规律这个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周思来听说林颖被打成右派，并没立即找马列谈话，也决没因此“株连”马列。只是后来聊天时，随便说几句：“都是工作上的事，不要背包袱。其实林颖同志就是娇骄二字，是个阳性人，有啥说啥，心里不藏事。”
周恩来这个评价与组织部对林颖的结论相距甚远，这是因为周思来讲的都是实话，而非政治上的风头话。
林颖确实是冤枉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是错划了。她不过就是坦荡直率，敢讲真话而已。周恩来了解这种同志，是“阳性人”，不是阴面人。
我个人常想，卦签的事周恩来也许是说签巧合，但也不排除他知人知形势的一种预感。
当时中国共产党内，要求反有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许多中央的领导同志甚至讲，不研究反右的问题不参加会。在这种形势下，周思来料定反右运动势在必行，运动一旦起来，不可能四平八稳，历史的经验没有不误伤人的，特别是那些“阳性人”容易受到伤害。
周恩来的组织纪律观念在党内可说是最强的。他不可能去插手一级组织的工作为林颖解脱，但也绝不因此对马列有成见，在生活上，比过去更关心马列，常问候一下他爱人和家中的情况。这实际上就是在表明他的态度。
讲这些小事上的预见预言，是为了引出我要讲的周恩来的第三个预见预言。这个预见预言已经完全被今天的事实所证明。
那还是吃“精神食粮”的年代，社会风气好，群众热情高，但吃面要面票，吃肉要肉票，吃蛋要蛋票，广大农村还为温饱问题发愁。
不过，还有比我们更愁的。比如“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反对修正主义最激烈，国家也最穷；过去依赖苏联吃饭，这时依赖中国吃饭。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科列加又来访问了，说白了就是要援助。当时要援助要得最厉害的就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而且给少了不行，动不动就闹“脾气”，惯出毛病了。
那几天周恩来心情很不好。老百姓只知道唱“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不知上面有争吵。双方谈得不好，阿尔巴尼亚不理解我们也很困难。后来，总理决定带科列加去大寨参观，意思是叫他们看看我们的农民是怎样一种精神，怎样一种奋斗。科列加去看了，说了许多赞誉的话，但东西一样不少要。
送走科列加后，周恩来心情沉重。当时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等场合，接连讲过几次：我们当前一切的考虑都围绕着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发展生产力，二是如何坚持马列主义，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
周恩来对此是赞同的。他在送走科列加后说：“搞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经济上同样存在着两条路线。阿尔巴尼亚在经济上只会依赖我们，他这样的社会主义是搞不成的。迟早是要垮的。
赫鲁晓夫下台后，周恩来曾寄希望于新领导班子。到莫斯科去了一趟，失望了。回国后，他作过一次形势报告，对阿尔巴尼亚、东欧乃至苏联今后的发展作了具体详细的预测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