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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和养父多罗嗦，落寞地上床睡去了。其实哪里睡得着呢？满脑子都是继父冷酷的脸，我不知道怎样做才能讨得继父的欢心。
整夜都在梦中挣扎。我一个人奔跑在烈日炎炎的旷野上，旷野无人，我无去无从。我仰天叩问：“家——家呢？”
第二天，事情出乎意料地改变了。继父竟然同意带我去安徽了。
后来才明白，一切还是母亲所为。在我黯然离开后，母亲与继父大吵一架，母亲说如果我不带去安徽，她也不去安徽了。最后继父吼了一句“老子算栽了”便默认了我。
继父的那一关过了，养父的一关就不那么容易过了。
中午，继父和母亲都在养父母家吃的饭。这顿饭应该说吃得圆满而美好。养父对母亲一口一个亲家母，和继父一杯接一杯喝酒。这天的我破例上了桌子，还吃到了两块红烧肉，自然是养父“疼爱”我的表现使然。
我一小口一小口咬着养父夹到我碗里的肉。到养父母家也有一年了，吃肉的次数屈指可数；这也是养父第一次给我夹菜，并且是红烧肉啊！那肉是切成方块型的，有瘦有肥还有皮，琥珀色的，一层明晃晃的油，香极了。吃过饭，养父威严地叫他的女儿：“庆珍，洗碗！”庆珍很不情愿地动手拣桌上的杯盘碗碟，并且狠狠地瞅了我一眼——洗碗本来是我的任务，就像给养父打酒一样天经地义的。
母亲是在吃完饭后向养父提出要带我走的。养父正剔着牙，闻言眼睛一瞪：好好的，开什么玩笑？
是了，周家是怀着我做童养媳的目的收留我的，自然不会轻易放了我吧？我的心有点飕飕的凉，就像顺着我的裤管向上窜的凉风一直窜到了我的心里去。
任母亲好话说尽，养父就是不放我，他的两个儿子站在门口虎视眈眈地盯着我，我打了个寒战，怕母亲夺不走我。
母亲和养父终于控制不住地争吵起来，养父咆哮起来，脖子上青筋鼓起老高，跳脚道：“老子不能白白养你女儿一场……”母亲答应养父，即使我去了安徽，仍然认他做父亲。养父不依，指使他的两个儿子将我押解起来，就在他们动手时，母亲冲过来，母鸡护雏一样抱我在怀。养父恼羞成怒，举起煤油灯就砸，油灯飞在母亲的额头上，殷红的血从母亲的脸上淌了下来。
亲眼目睹着流血的母亲势单力薄地为我争取着自由。原先对母亲的些许怨恨在此刻烟消云散。心里满满的，是对母亲的感激与感动。
事情的结果是请了养父村里的干部调解，母亲答应了养父赔偿两百元养育费的要求。两百元！这在八十年代初是个多么吸引人的数字！母亲找红英表姐借了一百元，继父从口袋里掏了一百元，我就被从童养媳赎回成了母亲的女儿。
养父仍不解恨，我临离开他家那天，他恼恨地叫我从身上扒下他家的所有衣裳。母亲二话不说，拉起我到薛窑镇，由我亲自挑选，替我买了一整套棉衣棉裤的衣料，随后送到一个裁缝店加急赶制。
至今仍记得那件粉红底碎白花的棉衣，我就是在十三岁那年的春节穿着它满怀喜悦地从南通港登上了江汉号客轮。在南通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了长江，站在江边的我惶惑至极，江水怎么可以有这么多呢？它从哪里来？它为什么这么混浊？在它身边，我是如此渺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那轮船也大，上下四层，我们买的最低等的五等舱，在船的最底层，一层草席铺在船板上，南腔北调的旅客横七竖八地或躺或坐。我不时爬上二层的甲板，望着江水在正午的阳光下闪着金色、银色的碎光，怯懦而兴奋。船开动了，逐渐骚动的旅客们逐渐安静，我看着庞大的轮船笨拙地离港，掉头，缓缓驶离我的故乡。
我忽然惆怅万分，不知道这一去还有没有归期，还有没有机会再回故土。忽然想到孤零零埋在屋后的父亲，眼泪迅速吧嗒吧嗒掉下来。我就这样，如一叶飘萍般随着滚滚长江水飘到了生命中的第二个故乡——安徽芜湖。
第二章 采石场，屈辱和血汗铸练坚韧不屈
原以为好日子就会随着和母亲的相聚而降临的。直至来到继父家，我才明白梦想和现实的距离有多大。
继父家境的窘迫让我始料未及。当继父领我走过一座名为小荆山的露天采石场，再下一道坡，转弯就到了继父家门口时，我还不敢相信这就是我的新家。这就是我的新家吗？
这是用石头垒起来的三间房子，像一只老龟，沧桑不堪地趴在地上。三间房子里却住着两户人家，一户即我家，一户是继父的大哥一家。三间房子一家一半，中间堂屋里乱七八糟地堆着杂物，养着鸡鸭，地上坑坑洼洼，屋里气味熏鼻。我的心一下子冷了下来。
刚进门，我就莫名地接触到几双敌意的目光，那是继父的侄儿侄女们的目光。不久后我就明白了被敌视的原因，很简单，我和妹妹的到来严重影响了继父的侄儿们继承继父财产的权利，尽管继父惟一的遗产就是这石头累起的三间老屋，但在农村，这也算是不小的资产了。后来才知道，继父的大哥原来是招赘到别村的，生下三个孩子后生活艰难，继父心软，加之自己从未婚娶，为了老有所靠，就把他的大哥一家叫了回来，继父当时的意思是只要他的侄儿们在他老后对他有所照顾，这房子就算他们的了。于是他们一家五口便当仁不让地挤进了这间屋子。
继父在未和母亲结婚前一直独身。继父独身的原因很简单，继父易怒，脾气暴躁，嗓门大。据说继父年轻时曾有过数月的事实婚姻，后因那个女人无法忍受继父的性格而一去不返。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的时间里，继父像山上一块不讨人喜欢的顽石一样，一直无女人问津。
于是继父孤独地生活了四十七年，直至经人介绍介绍认识了四十九岁的母亲。其实母亲在见继父第一面时心内是备感失望的。做矿工的继父看上去丑陋而粗糙，家境也不如人意。但那时急于找个落脚点的母亲别无选择。而母亲这一次毫无选择的选择，直接影响了我一生的命运。
当继父后来娶了母亲，带来美华后，曾多次和他的大哥一家交涉，希望他们搬出去，但请神容易送神难，继父的大哥老实巴交，但他的老婆和他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女们却刁钻野蛮到极点，他们不仅指着继父的鼻子骂他胳膊肘往外拐、咒他不得好死，甚至耍泼找茬打骂我们。母亲私下一再告诫我和美华，她和继父不在家的时候，千万不要和对方发生争执，否则会吃大亏的。我问母亲什么叫吃大亏，母亲脸色一沉：挨打，你懂不懂？
我到继父家的第三天，便领教到了继父的大嫂和她儿女们的凶恶。起因是一件小事，因为他们家的鸡在堂屋里乱飞乱跳，把我家正在煮饭的煤球炉上的锅都打翻了，我气急之下，将他们家的鸡轰赶了出去，于是大祸临头。他们家的大女儿，已经二十岁的周小金从房间里冲出来破口大骂，她没读过书，骂的都是难听至极的脏话，我固然听不懂，但看她骂人的表情也能猜出几分来，我不知道如何反击，也不会反击。但屋内的母亲已经忍不住，回敬了几句，由此火上浇油，周小金冲上来一把薅住母亲的头发死命地拖，战斗打响了！从他们家的房间里刹时冲出了她的妈和两个弟弟，他们围攻了我和母亲，继父和美华都不在。我和母亲没有打架经验，只会揪别人的衣领，根本无暇护卫身体其他部位。混战的结果是，我和母亲的头发被揪掉了好几缕，脸上糊满污血，手背上有被抓破的血痕，而他们家没有一个人受伤，他们凯旋了，他们胜利了。
当我和母亲噙着眼泪在房里清洗伤口时，周小金家里正传出阵阵得意的笑声。我多么恨啊！我恨自己太弱小了，不能保护母亲，不能打赢这场战争！为什么我们走到哪里都会受到伤害？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命运？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吗？命运为什么像个无情的杀手，处处追杀无辜而弱小的我们呢？我们到哪里才能过上安逸、祥和的日子？
我被打怕了，我害怕这种武斗场面。我摸着生疼的头皮央求母亲：我们走吧，我不要住在这里。母亲的泪掉了下来：我们能去哪里啊？他们这是给我们下马威，孩子，忍着吧，以后少招惹他们就是了。我们惹不起，躲得起。
生活仿佛又回到了杨东启在我家横行霸道的日子，惟一不同的是他动辄提到动刀子杀人，周小金一家固然没有如此狂妄，但他们阴鸷、仇恨的眼神总令我不寒而栗！他们家的大儿子，十八岁的周小九经常在门口的杨树上吊吊环、打沙袋，那是一种无声的示威，是一种强硬的威胁——最好识相点，不要惹我们家，否则，有你好果子吃！
是的，惟有忍。
我们一家坐在门外的桌子边吃饭，周小金出来倒洗澡水，故意扬得高高的，让脏水撒进我们家的菜碗，我们忍了。我家在做饭，周小金故意挥舞着扫帚扫地，灰尘弥漫，乌烟瘴气，我们忍了。他们指桑骂槐，诅咒我们一家，我们也忍了……十三岁的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坚忍！正是这种坚忍磨练了我的心态，在以后的年月里，我因坚忍而避开了许多矛盾与锋芒，获得了心灵的超脱与豁达。
继父虽然嗓门大，脾气暴，其实外强中干，面对我们母女的被欺凌，也只有忍气吞声。直至和继父生活在了一起，我才深切地明白继父支撑生活的不易。也才理解母亲当初不能带我来的苦衷。我和美华在父母的房间里搭起了一张小竹床，屋里还塞满了农具杂物，堆得满满的，一家四口和所有破烂农具塞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子里，连转身的空间都很困难。尤其是，房间的门背后还藏着一只尿桶。晚上，谁起夜都是一阵“哗啦啦”的声响，又臭又吵人。
由于我的来临，使得原先就备感窘迫的家境更为捉襟见肘。我和母亲、美华的户口还未迁过来，实际上就是黑户，一家四口就只有继父的一亩五分地。吃的米和烧的柴都不够，只能买黑市米和煤。母亲的身体不好，几乎每月都要抓药。而继父一个月满打满算才七八十元的收入，这对一个有着两个正长身体、正在读书、又有一个长期病号的家庭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每次买煤，都是继父和我一起拉着板车，步行去十几里外的市区南关买煤，每次买三百斤，只够烧一个月左右。最后的散煤，总是被母亲合上泥土接着烧，但那一点也不经烧。而且米和煤的价格总是不断上涨，我和妹妹的饭量也日渐增加，愁得母亲天天叹气。
我一听到母亲的叹气就紧张，就知道母亲又碰到难事了。最让我寒心的倒不全因为贫穷，也不是因为周小金他们家不时的寻衅闹事，而是继父与母亲日复一日的争吵，全为经济拮据。
生活的艰辛严峻地摆在了我们一家人面前。
过完春节不久，我和美华就要上学了。我很顺利地插班上了平山口小学的五年级读下半学期。学费是继父四处去借的。
继父认为借钱供我们姐妹俩读书，我们就得干点力所能及的活才对得起这个家。于是，我和美华有了分工，课余时间，我上山砸石头，美华拣猪粪。
美华干的是早晨的活。安徽某些农村的猪是放养的，一大清早，睡眼惺忪的猪们爬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