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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无声地站了好长一会。贺子珍看看天，外面有些凉，提醒他：“外面冷，回屋去吧。”
“好的。”毛泽东划燃了火柴，点烟时火光映红了他那清瘦发黑的脸盘。
毛泽东开始向回走，步子很慢，抽烟的频率却很快，点燃的烟头，不时发出阵阵红光。他头脑里对会议上的争论，总也驱赶不散……
“我们也应该向苏联学习，学习他们的军事条令和指挥战争的经验。”
毛泽东据理力争：“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但是，我们也应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
“你这是狭隘的经验。是可怕的，危险的。”顾作霖显然对他的辩解不满，不由提高了声调。
“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丝毫也不改变其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是他们在军事路线问题上的一段争论。
毛泽东同贺子珍慢慢地走着。他心里却说：“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情。”
毛泽东同贺子珍来到大榕树下。毛泽东招呼道：“子珍，来，坐下啰。”
贺子珍提醒他：“小心着凉。天也不早了。”
“我们就坐一哈子。”毛泽东先坐下，略有欠意地说：“前段时间，忙于打仗，很少和你在一起。来，坐下嘛。”
贺子珍就顺从地坐在了他的身边，关心地问：“润芝，你感到压力大吗？”
毛泽东想了想：“压力有，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但，压不垮我！去年，李立三曾批评我毛泽东：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二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并且提出要对我‘根本解决’！先是派了余震农传达他那个中央的指示，后来派周以栗同志。李立三倒了，却又来了个王明，接着又派项英，最后来了‘三人代表’，推行王明的‘两条路线’，中国革命又将面临着一场抉择。“
毛泽东又点燃香烟，呛得他大咳起来，并且说道：“我能用我的战术打败武装到牙齿的蒋介石。可在党内的斗争中，我的正确主张，得不到上级党的承认。”他又大咳不止，好容易止住，充满信心地说：“有时候，真理也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贺子珍十分心疼地说：“少抽一些，烟抽多了伤身体。”
毛泽东一语双关地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贺子珍又一次提议：“明天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要搞庆祝活动。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你还要做《政治问题报告》，早点休息吧！”
毛泽东风趣地说：“好！休息。迎接明天，迎接挑战。”
大会就在谢家祠堂召开。这是一座砖木质结构坐北朝南的大房子。南面是一个若大的空地，西面和西南面错落着几栋房子。
祠堂正中的主席台上，一面缀有五星和镰刀斧头的鲜艳红旗挂在正中央，右侧是马克思像，左侧是列宁像，红色横幅上写着：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台上由主席团主席项英主持会议，在前面就坐的还有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朱德等人。项英宣布大会开始，台上台下热烈鼓掌。毛泽东这个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叱咤风云、震惊中国的人物，此时只能坐在里排最边不起眼的地方。他也鼓着掌。台下是六百多人的各根据地、白区和红军代表。祠堂内坐不下，外面若大的空地上，也坐满了代表。
到了晚上，提灯游行庆祝活动，在瑞金城北的官道上举行。一条无数灯光组成的长长的游行队伍，如同一条游动的火龙，十分壮观。游行队伍中，有红军战士、游击队员、群众，有老人、有小孩、有妇女。他们的手里有的举着火把，有的提着用竹蔑制成的灯笼，上面贴着五星、镰刀、斧头图案，还有的提着马灯。
长长的火龙阵，根据路面的曲折高低有时弯弯曲曲，有时一上一下，长达数里。
火龙阵进入叶坪村，来到谢家祠堂。祠堂里挂着小灯泡。
那是自己发的电。
项英、朱德、周以栗、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人站在主席台显要的位置。后面挤满了人，毛泽东站在稍远的地方，不过他那瘦高的身材，尤如鹤立鸡群。他脸上挂着微笑。
不过，那微笑多少带点勉强。
项英发表了即兴讲话：“同志们、同胞们、工农弟兄们，我们为什么选择今天这个日子搞提灯游行？那就是为了纪念‘十月革命’和我们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项英的讲话赢得了一片掌声。
毛泽东虽然受到了中央代表的批评，而在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于成功地粉碎蒋介石对苏区的三次“围剿”，在广大的红军指战员和苏区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相当于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国务院总理）。
这次会议不久，在宁都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2。宁都风暴
宁都地处赣南，到处是连绵不断的山岗。宁都城东依梅江，西靠石鼓山。这里是毛泽东同他的战友和蒋介石军队多次激战的战场。
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失利以后，国民党的二十六路军进驻宁都。二十六路军的前身，是冯玉祥西北军的第一集团军。1926年春夏之交，冯玉祥因军事失利出走苏联。同年9月归国，在五原誓师，接受革命的三民主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废除了愚兵政策，先后有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来此任职。刘伯坚就是其中的一个。蒋介石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人被迫离开了西北军。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结果，冯、阎以失败告终。冯玉祥的这支队伍在孙连仲的领导下，被蒋介石调防山东的济宁，改编为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下辖二个师（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四个旅（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九、八十）。孙连仲为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赵博生为军参谋长，高树勋为二十七师师长；董振堂为七十三旅旅长，季振同为七十四旅旅长。
1930年初被调到南京的浦口，又进行了整编补充。在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围剿”的前夕，也就是二三月间，被调到江西的宜黄地区，同红军作战。由于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不愿同红军作战，尤其是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中下层军官要求北上抗日。二十六路军大都是北方人，到南方不服水土，病死比战死的还要多。运来的药净是假药，短短的几个月，就死了千余人。这支队伍里早就有共产党的活动，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秘密成立了几个党支部。根据上级党的指示，正在抓紧起义的准备工作。
就在这个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由于不慎，接头时泄了密。南昌行营派来了送专件的飞机。
飞机在宁都上空盘旋后，降落在简易机场上。机舱打开后，下来一位国民党上校军官，声称要见参谋长。赵博生向前迎去，告诉来人：“鄙人就是。”
上校打开黑色皮包，取出一份秘令：“这是蒋总司令手谕，请参谋长即刻查办。”
赵博生接后快速看了一遍，心头一惊，他马上说：“请转告总司令，我即刻尊令查办。”
上校见完成了任务，说了声“告辞”就上了飞机。赵博生注目着飞机升空远去后，才匆匆赶回。
赵博生是河北黄骅人，1897年生，原名恩博。18岁进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学习，20岁毕业后，曾先后在北洋军阀皖、直、奉系军队中任职，1923年冬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任团副、参谋长，后来又升任特种旅旅长。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共产党人刘伯坚。他是一个有志的热血军官，早就不满国民党的统治，同情共产党。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他组织了中国人民救国军，起义失败后，到二十六路军孙连仲手下任军参谋长。这年的7月间，他在江西的宜黄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密令促使了二十六路军起义的进程。情况万分紧急，犹豫就等于死亡。
一间密室里，赵博生、袁汉澄、罗振亚等召开支部会研究突发的事变。在此之前，赵博生就以指挥部的名义，向南京发了“遵令即办”的电报，以应付南京方面。同时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立即作季振同、黄中岳的工作，把他们拉入革命的阵营；二是事不迟疑，马上派人去瑞金，同中央取得联系，求得红军的支持。赵博生提议由袁汉澄去瑞金汇报。
袁汉澄接受任务后，星夜就去了瑞金袁汉澄到达瑞金的当天，就受到了朱德的接见。朱德和蔼地问：“你是地下党员吗？”
袁汉澄激动地告诉总司令：“是！”
他接着又补充说：“是朱瑞让我来的。”朱瑞是当时党的一个领导的化名，也是秘密接头的一句暗语。如果说是“朱瑞”就证明曾同党取得过联系。朱德笑着给他倒了碗水，放在他面前。又问：“你们二十六路军共有多少人？”
袁汉澄回答：“在浦口。点名时二万多人。现在实际上没那么多。”
朱德：“在蒋介石的‘围剿’前线，二十六军起义好，影响大着呢。当红军好，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欢迎二十六路军暴动过来加入红军，欢迎同我们一道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我们要开个军委会，听听你们的准备情况。这是件大事情，还要报告毛泽东同志。”
袁汉澄问了一句：“首长，你知道刘部长吗？”他说的刘部长就是刘伯坚。刘伯坚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就任过国民党联军总政治部副部长。
朱德笑着说：“你说的刘部长，叫刘伯坚是不是？他就在这里。明天的军委会，他也参加。”
这时，康克清端一盆芋头红烧肉进来，后面的警卫员小王又端来一盆辣椒炒豆腐。
朱德热情地说：“吃罢，吃了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在军委会上汇报情况。”
翌日，在一间宽敞的房子里，朱德召开了会议，刘伯坚、王稼祥、叶剑英在座。袁汉澄首先汇报：“国民二十六路军，前身是冯玉祥西北军的第一集团军。1926仲夏，冯玉祥出走苏联回国后，在五原誓师受共产党的影响，接受革命的三民主义，主张反帝，打倒军阀。调到江西前线‘围剿’红军，下级军官对国民党不满。军参谋长赵博生同志这次派我来，取得联系，请示二十六路军起义事项……”
朱德等领导同志听取了袁汉澄的汇报，对他们的起义作了详细的指示。
毛泽东在办公室接见了袁汉澄。王稼祥、刘伯坚也在座。
毛泽东迎上前，并伸出他那双宽大有力的手，握住了袁汉澄的手。袁汉澄使劲摇着这位颇有传奇色彩领袖的手，一股暖流涌遍全身。
毛泽东热情地让座，并说道：“你们在敌人的心脏中做工作，十分不容易。要冒很大的生命危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