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作霖气盛得很：“我们不能再犹豫了，一定要把毛泽东从总政委这个位置上再撤下来！”
邓发一直没发言，随口冒出一句模棱两可的话：“这种局面要设法扭转一下。”
顾作霖：“‘随军行动’是他说了算。现在他是总政委，更是他说了算。长此下去，我们后方怎么指挥前方？我们的权威何在？中国革命的出路何在？”
项英人比较老练，不像他们年轻气盛过火动情，提醒任弼时说：“前方不是又发来电报建议召开全体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吗？”
顾作霖马上表示：“就依他们，开中央局会议。”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后方领导到了前方的宁都小源村，召开了历史上有名的会议，宁都会议。
小源村是一个山村，山村不大，依山势走向，错落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农舍。农舍多是土墙、茅草房顶。小小的山村，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人来人往，进进出出，显得很不一般。村头树荫下，有许多马匹在安静地立着；村头小溪边，有几个警卫战士在放马。
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遭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批评。
任弼时主持了会议，与会的有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项英、顾作霖、林彪、陈毅。周恩来因处理前方战事，迟到了一步。
顾作霖陈词激昂，像个主宰世界的救世主。他认为在毛泽东身上，多次发生同临时中央的指示相对抗，从打赣州开始，直到打南城，长达七个月时间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总强调在反“围剿”中取得的一孔之见当圣经念。他反对沿赣江两岸地区向北发展，主张向东发展是一种右倾主义、逃跑主义。
毛泽东听着批评，甚至是上纲上线的刺耳话，也不动火，只是平静地抽着烟。
项英也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说到底是等待主义，保守主义。至今对赣南会议的批评，连一丝一毫的悔改表现都没有，反而同临时中央的指示越走越远。当前，我们应当警觉起来，右倾是主要危险。
任弼时也提醒毛泽东，这个时候是应该很好地认识这个问题，尤其是要放弃“狭隘经验论”，不然是要危害革命的。
毛泽东不能再沉默了，他据理反驳：“在反‘围剿’当中，我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实践证明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成功经验。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打赣州我反对过，讲过不打的原因。打赣州后，我主张向赣东闽西发展，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开展工作，打下了漳州。
这也是被事实证明了的。不打南城，是敌情变了，我们也该相应的改变，如果纸上谈兵，非吃败仗不可！照弼时、项英、作霖三同志所说，我认为这是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的成绩，掩盖了领导上所犯的错误。“毛泽东的话则是一针见血。
顾作霖听后气色大变：“依据当时情况打赣州绝对需要，本来可以攻克，为何没有攻克，是对攻取中心城市认识不足，对敌坚守中心城市估计不足，加上我们的暴破技术的缺点，才未能克城而撤围。”
项英同他们一唱一和：“打下漳州虽然有一定的政治影响，但延缓了北上任务的实现，得不偿失嘛。”
陈毅怒目而视他们。
林彪沉默缄口。
朱德气得坐转了身。
王稼祥扶扶鼻梁上的眼镜框，不紧不慢地发了言：“我来说几句。众所周知，我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到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的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讲到此，他停顿了一下。
任弼时、顾作霖和项英听到他的讲话，一下子都震惊了。
开始，他们还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
王稼祥看了他们一眼，已察觉到他们突变的神色，根本没有理会，继续讲道：“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所以能有今天，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陈毅突然插上一句：“讲得好！事实就是这样嘛！”
任弼时、项英、顾作霖同时怒目相视着。
王稼祥又讲：“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是同乡。我在这里所言，不带感情色彩，完全是出自一个普通党员的内心肺腑之话。”
朱德也站了起来，说：“我同毛泽东相处时间长，一起打仗，一起行军，深知他的思想和领导艺术。如果说打胜仗有错，我是总司令，也应该有错。如果说打赣州失败有功，我又成了功臣，啥子功臣？从井冈山发展到今天，不容易啰。前方研究的事情，变更计划，不能算在毛泽东头上，那是集体决定的事。”
会议出现了僵局，只好暂时休会。
太阳将要落下去。在小源村东北的一条山路上，周恩来和他的警卫员向西南急急赶路。由于马跑得很快，他那长须在胸前不住地飘摆。
由于会议开的既激烈又压抑，晚饭后，与会者神情各异，三三两两地出了村，向着各自选择的方向散步去了。
王稼祥在竹林旁的小溪边独行。
任弼时、顾作霖他俩人谈论着走到溪边，见王稼祥已在，俩人就转向另一个方向。
朱德、陈毅这两位经南昌起义后，转战广东最后到井冈山同毛泽东会师的老战友，今天又走到了一起。俩人谁也没说话，各自想着心事向北走出了小村。
远处有两骑人马朝他们这里奔来，俩人停步观察了一阵。
朱德望着说：“像是恩来同志回来了。”
来人正是周恩来和他的警卫员，一直到了朱德和陈毅身边才下马。
“恩来，怎么才赶回来？”朱德上前握住他的手。
周恩来歉意地说：“在路上耽误了些时间。”他松开朱德的手，又握住陈毅的手问：“会议已经开始了吧？”
朱德心情不快地说：“开了一天，本来是研究准备第四次反‘围剿’的事宜。结果，开成了批判润芝的会。”
周恩来一怔：“情况如何？”
陈毅：“糟得很。”
朱德：“分歧还是发生在前线领导与后方领导之间。他们是中央派来的代表，不仅有表决权，还有否决权。其他与会的同志见此情况，又如何表态，现在休会，单等你来了。”
周恩来思而未答。他知道遇到了麻烦，而且是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麻烦。
朱德告诉他：“你先去吧，我们两个住在一起，润芝住在曾老爹家。”
周恩来坚持道：“一起走嘛。”
朱德执意地说：“还是你先行一步。”
周恩来不在坚持，上马而去。
朱德、陈毅并肩向回走。
晚上，周恩来听取了任弼时、项英关于会议情况的汇报。
任弼时声调不高，却极有分量：“……我们都是临时中央派来的，应该毫不犹豫地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我觉得你走的有些远。前后方领导有些分歧，在执行中出现偏差，你应该负一定的责任。”
项英坚决地说：“战争领导必须求得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所以你应该负起战争领导总责。毛泽东同志，回后方负责中央政府工作责任。”
周恩来一直细心地听着，没有表示什么。
任弼时说：“我同项英、作霖同志意见是一致的，就看你是如何考虑的。”
周恩来突然问：“稼祥同志是什么态度？”
项英带着不满回答他：“他？态度很不明朗。”
“哦。”周恩来又陷入了不平静的思考。
翌日，会议继续进行，到了会议即将结束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也迫于上面的压力，不得不讲如下的话：“……赣州撤围以来，前方和后方在认识上出现了一些偏差。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同志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但，泽东同志积多年的作战经验，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会议上，出现了些争论，有些同志让泽东同志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
王稼祥插话：“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泽东莫属！”
周恩来继续说：“我提个建议，供会议讨论。一是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二是泽东同志如在前方则可吸收他不少意见，仍‘随军行动’助理，或者泽东同志负责主持作战责任，我也在前方监督负责行动总责任。”
会议出现了小声议论和交头接耳。最后，由于临时中央派来代表的坚持，多数中央局委员同意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必要时到前方。就这样，这位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始人，抚育红军成长壮大的奠基人，胜利地打退了敌人对苏区三次“围剿”的毛泽东，刚复出不到两个多月，又一次地被剥夺了军权。
毛泽东心情比较沉重，到了此时，他还能说什么。他只好闷闷不乐地走出会场，沿着房中间的小道，走进了自己临时住居的黄泥小屋。
夜。周恩来怀着沉痛的心情走进了毛泽东居住的黄泥小屋。毛泽东抽着烟立在一边，他听到身后有响声，慢慢转过身，望着站在屋里的周恩来。周恩来立在门里，望着抽烟不止的毛泽东。两位历史巨人，就这样面对面地立着。还是毛泽东丢掉烟蒂上前跨了两步，握住周恩来的手。两双手愈握愈紧。
毛泽东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向他表示：“军事工作我还是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周恩来用力摇着毛泽东的手。
翌日清晨，天刚亮，毛泽东同牵马的警卫员吴吉清悄然离开了小源村。出村后，毛泽东和吴吉清才上了马，生怕影响了熟睡的村民。他提起马缰，两腿一夹，马听话地甩开四蹄愈走愈快。
不一会，毛泽东、吴吉清渐渐在视野中消失了。他是带着遗憾、惆怅和压抑离开小源村，在望不见的天际中消失的。
第三部 血沃红土（五）
10。长汀红楼
第二天的下午，在瑞金街头出现了毛泽东和吴吉清的身影。毛泽东望着这里的一切，面容上出现了难得的一笑，自言自语地说：“只有到了这里，才感到到了家。”
他俩来到十字街口，向北是去叶坪的路，向东是去长汀的路。吴吉清问他：“主席，去叶坪吧？”
毛泽东一指：“向东，去长汀。”这是他在马上早就想好了的事。
他们出了瑞金不远，天就黑了下来，在一位老乡家里住了一夜，第二日早早起程，不到中午就到了长汀的福音医院。
毛泽东、吴吉清风尘仆仆地牵马来到福音医院大门外。他示意吴吉清将马拴在一边，自己进了医院。
毛泽东走着，迎面走过来一位年轻的女护士，他客气地问：“请问，傅医生在吗？”
女护士回过身，热情地说：“我带你去。”
毛泽东：“你忙，我自己去。”
女护士从上至下仔细打量面前这位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