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后，他知道没法逃避这种事情了。他是几小时前刚飞抵诺福克来处理这桩事件的。俄国人驱车到来，他们可是不慌不忙。
“早上好，先生们。我是泰特医生。”他同他们一一握手，带他们进来的上尉走回电梯。
“伊万诺夫医生。”最矮的那个人说。“我是大使馆的大夫。”
“斯米尔诺夫上校。”泰特知道他是助理海军武官，是个职业情报官员。在直升机上，五角大楼的一位情报官员已向他介绍了情况。这位情报官员此刻正在医院的军营食品店喝咖啡呢。
“医生，我是瓦西列·佩奇金，大使馆二等秘书。”此人是个克格勃的高级官员，披着外交宫外衣的“合法”间谍，“可以看看我们的那个人吗？”
“当然。请随我来。”泰特领他们走下走廊。他已连续干了20小时。作为贝塞斯达的业务主任，这是他的业务范围。他得适应各种艰苦的情况，首先，作为医生，得学会怎样不睡觉。
这整个一层楼都是为重病号设计的，在建造诺福克海军医疗中心时就想到了战争伤亡的问题。三号病号特级护理组是间25平方英尺的房子，只在走廊这面的墙上开了窗子，窗帘都已打开。一共有四张床，只有一张床上有人。躺在里边的这个年轻人几乎被全部裹住。氧气面具罩在脸上，看到的只是厚厚的一头麦黄色乱发，身体其他部分完全被包着。床旁是一个静脉注射架，两瓶流液合成一管一直通到被单下。一个护士象泰特一样，穿着外科绿色工作服，站在床脚头。她的碧蓝色眼睛盯着病人头上的心电图描记器读数，不时低下头来在病历图表上作记号。离病床较远处有一架机器，干什么用的一下子还看不出来。病人已失去知觉。
“他的情况？”伊万诺夫问。
“很危急，”泰特回答。“他能活着到这里简直是个奇迹。他在水中至少呆了12个小时，可能更长，也许有20个小时。他当时只穿了件橡皮的海上救生服，周围是那样的气候和水温，按理，他是活不下来的。刚入院时他的体温是摄氏23。8度。”泰特摇了摇头。“医学文献里我看过体温过低的病例，但这是我亲眼见到的最低的一例。”
“预后怎么样？”伊万诺夫向房间里看了看。
泰特耸耸肩。“难说，可能是50对50，也可能不是。他还处于完全休克状态。他的身体素质很好。从这里你看不到，但是他体格很壮，象个田径运动员。他的心脏特别好，大概就是凭着这个才活到我们这儿的吧。我们现在已大致控制住了体温过低的现象。问题是，体温下降时，许多器官都会跟着出问题。我们不得不单独地而又相互联系地努力卫护全身上下的各种机体组织，防止其本身防卫能力遭到破坏。如果说有什么会使他死亡的话，那就是这个休克。我们一直给他用电解液治疗，这是正常的作法。但是他一直处于死亡线上，已有好几天了，至少我——”
泰特抬头一看，另有一人正从大厅走过来。他看起来比泰特年轻，个头高些，绿色工作服外套了件实验室白衣。他拿着一张金属图表。
“先生们，这位是上尉医生唐姆森，他负责治疗这个病人。是他接受你们这位士兵入院的。杰米，现在情况怎样？”
“痰化验后表明是肺炎。不是好消息。更坏的是血液构成一点没有好转，白血球计数在下降。”
“好极了。”泰特靠着窗暗自想道。
“这是从血液化验机上拿下来的单子。”詹姆森递过那张图表。
“我可以看看吗？”伊万诺夫走了过来。
“当然。”泰特举着那张图表好让大家都能看见。伊万诺夫从来没用过计算机控制的化验机，看了好几秒钟才看出了头绪。
“情况不好。”
“一点也不好。”泰特表示同意。
“我们得首先对付肺炎，不好办啊。”詹姆森说。“这年轻人身上哪儿都出了问题。如果肺炎真要是好不了……”他摇了摇头。
“用凯弗林呢？”泰特问。
“是，”詹姆森从口袋里取出个小药水瓶来。“只要他受得了。据我猜测，他落入水以前就已患有轻度肺炎。我听说在俄国一直有发生抗青霉素菌株的情况。你们那里常用青霉素，是吗？”詹姆森低头看着伊万诺夫。
“是的。这个凯弗林是什么？”
“是种高级药品，一种合成抗菌素，对抗菌株很起作用。”
“现在就用，杰米。”泰特下令。
詹姆森绕过拐角走进病房。他将抗菌素注入一个100cc的静脉注射瓶内，挂在架上。
“他多年轻啊，”伊万诺夫说。“一开始就由他负责治疗我们那个士兵的？”
“他叫艾伯特·詹姆森。我们叫他杰米，29岁，哈佛大学毕业，班上第三名。毕业后就来我们这里。他在内科和病毒学方面有教育管理委员会的证书。相当不错。”泰特忽然感到，同俄国人打交道很不自在。他受的教育和在海军服役时期学到的都是说这些人是敌人。这没关系。几年前，他曾宣过誓，对待病人要一视同仁。他们相信这点吗？他们是不是认为，因为这个士兵是俄国人，他会让他死去？“先生们，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在尽最大努力来治疗你们的士兵，不惜任何代价。如果有办法把他活着送还你们，我们一定设法办到。但是我现在不能作出任何保证。”
这些苏联人明白这点。佩奇金在等待莫斯科的指示，同时，他已查过泰特的情况，发现他虽然是个宗教狂，但却是个德才兼备的好医生，是政府部门中的一个佼佼者。
“他说了什么没有？”佩奇金随便问了一声。
“没有，我来后一直没有。杰米说，他们给他暖和过来后，他处于半苏醒状态时，嘴里曾咕哝了几分钟，当然，我们给录了下来，请一个会讲俄语的军官听。好象是关于一个褐色眼睛的女孩什么的，没有什么意思。大概是他的心上人吧——他长得挺漂亮，大概老家有个女朋友。讲的很不连贯。象他这种情况的病人，根本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能听听录音吗？”佩奇金说。
“当然可以。我让他们送来。”
詹姆森绕过拐角走了过来。“办好了。每六小时输一克凯弗林，希望能起作用。”
“他的手脚怎么样？”斯米尔诺夫问道。这位上校懂得一些有关冻伤的知识。
“那个我们倒不担心。”詹姆森回答说。“我们给他把手指、脚趾全都包上了棉花，以防浸坏。如果过两天他能活下来，会出现庖疹，可能还会损坏一些什么组织，但那都是些微不足道的问题。你们知道他的名字吗？”佩奇金迅速地转回头去。“他来到时身上没戴任何身份证明牌，衣服上也没有舰名。没有钱包，没有身份证，口袋里连一个硬币也没有。这对给他开始诊治倒是无所谓的，但是，如果能看到他的病历，我会心里踏实些。如果能知道他对什么过敏或还有什么潜在病情，那就好了。我们不希望他因为对药物过敏而陷入休克。”
“他穿的是什么？”斯米尔诺夫问道。
“橡皮的海上救生服，”詹姆森答道。“感谢上帝，找到他的那些人没给他脱下来。他一到，我马上给割开拿下来。里面是衬衫、裤子、手绢。你们的人不戴身份证明牌吗？”
“戴，”斯米尔诺夫回答。“你们怎么找到他的？”
“我是听说的，那纯属运气。一艘驱逐舰的一架直升机巡逻时发现他在水中。他们机上没有救援器具，只好用海水染色剂在那个地方作了记号然后回舰。一个帆缆军士长自告奋勇去找他。他们把他和一个救生筏筒装上了直升机飞了回去。驱逐舰急忙向南随行。军士长先将救生筏踢下去，然后自己对着筒子跳下去。倒霉的是他把两条腿都摔坏了，但他还是千方百计地把你们那个士兵拉进了救生筏。一小时后，驱逐舰把他们救了上去，然后直接用飞机送到这里。”
“你们那个士兵的情况怎样？”
“他会好的。左腿情况不是太坏，右腿胫骨碎得很厉害，”詹姆森继续说。“得几个月才能好呢。暂时跳不成舞啦。”
俄国人认为，这些美国人是有意把他们士兵的身份标志除去的。唐姆森和泰特则怀疑这个人可能想叛逃而是自己把身份标志搞掉的。他脖子上有一条红的印痕，说明曾用劲扯掉什么。
“如果允许，”斯米尔诺夫说，“我想看看你们的士兵，当面道谢。”
“当然允许，上校，”泰特点点头。“你真周到。”
“他一定是个勇敢的士兵。”
“水兵尽份内责任罢了。你们的士兵也会这样做的。”泰勒心中却想，这可就难说了。“先生们，我们之间有分歧，但是海水却不管这些。大海——嗯，她可不管我们悬的是什么国旗，一律吞没。”
佩奇金回过头来，透过窗子使劲看，想看清病人的脸。
“我们能看看他的衣物吗？”他问。
“当然。不过也看不出什么。他是个厨师。我们只知道这点。”詹姆森说。
“厨师？”佩奇金转过身来。
“监听录音带的军官——显然，他是位情报官员，对不对？他看到他衬衫上的号码后说，这是厨师的号码。”三个数字表明这个病人曾是港内值勤人员，而他的战斗岗位是损害防控。詹姆森不懂，俄国人为什么要把他们的士兵都编上号码。难道是为了确定他们不可越职吗？他注意到，佩奇金的头快碰到玻璃窗格上了。
“伊万诺夫医生，你是不是想亲自照料一下这个病人？”泰特问。
“允许吗？”
“允许。”
“他什么时候可以出院？”佩奇金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同他谈话？”
“出院？”詹姆森弹了下手指，“先生，要他不到一个月就出院唯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他放在救护箱里。至于是否能恢复知觉，那谁也不知道。这个小伙子可是个重病号啊！”
“可是我们必须同他谈话！”这个克格勃人员不满地说。
泰特不得不冲着他说：“佩奇金先生，我懂得你的心情，想同你们的士兵交谈一下——但是，他现在是我的病人，有碍于他的治疗和康复的任何事情，我们都不会去干，再说一遍，决不会去干。我是奉命飞到这里来处理这件事的，他们告诉我这是白宫的命令。嗯，詹姆森医生和伊万诺夫医生将会协助我，这很好，不过，这个病人现在由我负责，而我的任务就是要使他活着、健康地走出这所医院，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你们在这里会受到欢迎照顾的，只是这里由我说了算。”泰特停了一下，外交可不是他的擅长。“告诉你们，你们想轮流坐守在旁边，我没意见。但是你们必须遵守规定。就是说，先得洗干净，换上消毒衣，听从值班护士的吩咐。够公平的了吧？”
佩奇金点了点头，心里想，美国医生认为他们就是上帝。
詹姆森正在忙于仔细查看血液化验机出的结果，没理会刚才说的那一套。“先生们，可以告诉我们他在哪一类潜艇上吗？”
“不能。”佩奇金马上项了一句。
“杰米，你在想什么？”
“白血球计数下降，还有其他一些指标，都表明他受到了辐射。体温过低会掩盖严重的症状。”詹姆森突然盯着苏联人。“先生们，我们必须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