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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胡适在《新青年》一班同仁中，绝对算不得激进，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没有陈独秀断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那样的武断，也没有钱玄同提出“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那样的尖刻，但因为他是始作俑者，当时舆论一致将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林纾那两篇出名恶毒的小说《荆生》和《妖梦》里也将胡适作为标靶之一大加攻击。这些都显示了胡适在“前五四”时期的历史地位，陈独秀虽然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历史的必然产物，无关个人，但仍在20世纪40年代回顾“五四”的文章中说：“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胡适后来也不无得意地说：“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
有着这样思想和这样地位的胡适之，于5月29日回到北京，自然也成为众所瞩目的对象。而胡适返京的言行，也分明可以看出明显的矛盾：对抗争政府的同情和对运动方式的拒斥，使胡适成了“五四”大潮中一名尴尬的发言者。
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当夜胡适就写下了一首抗议的诗《威权》，写“奴隶们同心合力”，终于让“威权倒撞下来，活活地跌死！”这首诗发在6月29日的《每周评论》（第28号）上。在同一期刊物上胡适还写了一组“随感录”，一反平生作文温柔敦厚的风格，极具讽刺与挖苦之能事。《爱情与痛苦》对被幽囚于警察厅的陈独秀表示敬意：“我们对他要说的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受得住痛苦。‘“《研究室与监狱》直接援引了陈独秀的名言：”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五四“以后，社会上谣传”新潮社社员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的传闻，胡适在《他也配》中轻蔑地说：”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
但另一方面，胡适也是个公开的“复课派”，他对学生说：“单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屡用不已，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罢课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在他的影响下，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初期学生领袖纷纷退出运动中心，并对五四运动表示反省，如罗家伦就认为五四运动是一次失败的运动，“罢课”、“三番五次的请愿”、“一回两回的游街”，都是“无聊的举动”，是在“毁坏学者”，“学生的优点固然是一律表现出来，但是弱点也一律暴露出来了！”傅斯年更是联合胡、罗等人，要求将北京大学迁到上海去，并讨论“不要哪些人去”，被主持校务的沈尹默等人斥为“拆伙的打算”。五四运动一周年时，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更明确地表达了对运动的态度：“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多年以后，胡适在论及“五四”时，仍然保持着他不尴不尬的“两面派”认识。一方面，他承认“经过了这次轰动全国青年的大解放，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赞叹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这是五四运动永久的历史意义”（《五四的第廿八周年》）。另一方面，他坚持说，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胡适口述自传》）。
杨振声：文化观点看“五四”
1919年5月25日，在“五四”当日被捕、刚刚释放几天的北京大学国文系学生杨振声，受北京学生联合会委托，与其他三名代表一起，去向京师警察总厅办交涉，要求归还被扣留的《五七》日刊。
《五七》日刊是五四运动后，北京学生联合会为了便于继续奋斗，出版的一份小报（取名“五七”，一是纪念5月7日被捕学生的释放，二来“五七”是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国耻日）。学生在街头讲演时，可以用来分送路人。但刚出四期，就被警察扣留了。
警察当局拒绝了学生代表的要求。“警察总监吴炳湘又长又臭，夹软带硬地训了我们一顿，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你们煽动军警造反！’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学生在街头讲演时，也有军警站在人群中听，而且在最近周刊上有一篇《告军警书》。他们有些惴惴不安起来。我们还是要他还我们的报。‘怎么？’他的脸红涨得像灌肠，大叫：”给我扣下！‘我们就被押送到一间阴湿发霉的小屋子里去了。“（杨振声《回忆五四》）
一星期后杨振声被释放，同年11月便去了美国留学。但是作为五四运动前后的潮头人物之一，“五四”在杨振声身上留下的烙痕是如此之深，他日后对“五四”的反思也就特别值得关注。
对于五四运动爱国和反封建的方面，杨振声一直是肯定的。《回忆五四》一开始就讲了“小时候的两件怪事”：嫁给牌位的新娘和横行霸道的日本兵船。“在他出狱后写的家信中，充满了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卖国贼的痛恨之情……当他在美国学成归国回蓬莱看望我们的祖父、祖母时，当地的美国传教士想见他，被他拒绝了，他对我们说，这些人到我们国家来传教、办学校、开医院，真正目的是为了侵略我们。”（杨起《怀念我的父亲》）
1918年，杨振声参与创始了新潮社，任《新潮》编辑部书记。从“五四”前发表的《渔家》、《一个兵的家》到1920年的《贞女》，杨振声作品的特点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如《贞女》写的就是一个姑娘因嫁给一个木头牌位而自杀的悲剧，正像鲁迅指出的，“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
但在解放前后的著述中，杨振声开始对“五四”的文化意义进行怀疑和反思。在发表于1949年5月4日的《我蹩在时代的后面》中，杨振声将自己“五四”以来的表现概括为“我是闷在葫芦里了，这葫芦是以个人主义为表里的”，“我深感我的最大的敌人是我自己”，进而推衍到“五四时代的文艺”，认为“为人生而艺术的也好，为艺术而艺术的也好，都是以‘小我’的兴趣为中心，以中产阶级的生活为内容的”。
同日发表的《“五四”与新文学》一文中，杨振声指出了五四运动与新文学的关系：“五四运动除了反帝反封建两层重要意义外，它还有一个附带的意义，那便是与新文学的关系。在根本上说，二者都是解放运动；在形式上说，五四运动是思想表现于行动的解放形式；新文学运动是思想表现于语言的解放形式。”他认为这个运动“主要是工具上的改变，就是以现代的语言来写现代的生活”，但它的内容是“以资产阶级为对象，以个人的兴趣为出发点的”，因此“自五四以来，三十年中的文学，在暴露帝国主义和封建社会方面最显出它的力量与成绩。换句话说，它还属于在破坏时代的产品，不是建设时代的产品”。
1950年，杨振声发表《从文化观点上回首“五四”》，全面地批判了“五四”在文化上的弊端，几乎达到了完全否定“五四”时期文化的地步。他认为“五四”在文化上，是“一古脑地反对中国旧文化，而又盲目地崇拜西洋新文化。换句话说，便是无批判地反对中国文化，而又无批判地接受西洋文化”。“当时对自己的文化，凡风俗、礼教、哲学、艺术、文学等只要是中国的旧东西，就不加分别，一概反对。”“再讲那时对西洋文化的态度罢，这是一物的阴阳两面。天哪，那真有点奴性的崇拜！”杨振声对“五四”后的文艺表示“惭愧”，原因是“盲目地崇拜伟大与刻板地摹仿伟大，都不是伟大，也不可能创造伟大”。他觉得新文学对民间的东西吸收得不够，不是“土生土长的”，因此不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导致了其“微弱的命运”。这些批判当然是受到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但也不乏作者的亲身体会。
对于这种种弊端的起因，杨振声认为看似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环境不一致，但实质上是相合的：“外抗强权，而又欲学其致强的原因，故一切吸收；内伤贫弱，而又欲消灭其贫弱的来源，故一切打倒。”他的结论是：“虽矫枉过正，势有必然；但到底是过正了。”
闻一多：终生维护五四传统（1）
1919年5月5日清早，僻处城郊的清华大学。昨晚才从进城的同学那里听说天安门前掀起风潮的清华学生，惊奇地发现：食堂门口贴出了一张大红纸，上面用工楷整整齐齐地抄着岳飞的《满江红》。这一下，平静的清华园也沸腾起来了。
贴这张《满江红》的，是高等科二年级学生闻一多。
当时的闻一多，在旁人眼中并不是个激进的人。他少年时被人称为“书痴”，本来就不大关心外界事物，加上又进了清华，所以到了“五四”前夕，他还在读《清诗别裁》，写《明城考》，对《清华学报》准备改用白话文仍然持保留意见（《闻一多年谱长编》）！这样一个人，居然会率先响应学潮，实在是件出人意料的事。
其实也不意外，闻一多在爱国的问题上是从不含糊的。1917年段祺瑞政府参加“一战”后，英国招工局来招收华工译员，清华学生视此为报国之途，钱宗堡、吴泽霖等报名被录取，但临行事泄，钱、吴被学校强制带回，并拟给予记大过处分，闻一多为之大呼：“爱国无罪！”“爱国的权利，不容剥夺！”这句话被同学认为“十分精辟”，传扬一时（吴泽霖《老友一多二三事》）。
所以当日清华召开57人会议，讨论是否参加“五四”时，闻一多说：“清华住在北京，北京学生救国，清华不去参加。清华，清华，难道你真的不算是中国人的学校了吗？”（闻立鹏《血土》）此次会上，闻一多当选为学生代表。7日，学生代表团正式成立，闻一多任职于秘书部。
闻一多在5月17日的家信中，向父母叙述了自己对五四运动的看法：“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全国懵然如梦，或则敢怒而不敢言。卖国贼罪大恶极，横行无忌，国人明知其恶，而视若无睹，独一般学生取冒不韪，起而抗之。虽于事无大济，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同时闻一多对清华大学在运动中的表现感到十分骄傲：“此次北京二十七校中，大学（指北京大学）虽为首领，而一切进行之完密、敏捷，终推清华。……清华作事，有秩序，有精神，此次成效卓著